国家安全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

三、国家安全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

技术使生活趋同，文化因而成为区别各不同民族的显著特征。而与此同时，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各民族国家奋起保护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竭力使自身与众不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就是伴随着文化全球化和全球文化产业发展大潮而进行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2008年）：兴起阶段。这一阶段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刚刚兴起，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分支之一，更多意义上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涵义。

为了应对西方全球化的蔓延，基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全球化主导权的现实，发展中国家要审慎参与全球化进程，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着眼点还在于“自救”，利用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适应信息时代要求，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由此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田文林^[67]从国际政治角度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认为经济、军事等物质性力量是国家权力中的硬权力，文化则是国家权力中的软权力，文化安全是对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拓展。在此意义上，文化安全被定义为一国在文化精神领域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和同化，能够保持本国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保持本民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民族性和独特性。马维野^[68]在讨论全球化对国家安全提出新的挑战时，认为全球化扩大了国家利益的范围，在传统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之外，还延伸到和扩展到了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乃至社会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因此，文化安全被定义为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异国有害文化的渗透和侵犯，要警惕西方国家通过市场经济改变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而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和平演变的诡计。傅莲^[69]认为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文化主权，文化主权是主权安全的重要内容；并从西方主权概念的流变论证了主权安全是一国不可忽视的问题。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文化战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中国文化安全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建立起的，加之以西方巨大物质基础为后盾造成西方文化示范效应，使得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一时期的研究，“国家文化安全”更多地是用于描述我国国家文化客观存在的状况，用来抵抗西方文化霸权，其内涵和外延远远不能描述文化与国家安全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变动不居。文化安全的问题基本上被放在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由此生发的对策性研究多集中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使之适应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性需求，也催生了国家文化安全与学校教育、电视、传媒及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的研究，如石中英撰文《学校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张志君撰文《“入世”与国家电视文化安全》、常梅撰文《从苏联解体看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兼论我国加入WTO之后传媒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韩源等撰文《从国家文化安全高度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等。

第二阶段（2008—2012年）：发展阶段。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开辟为国家文化安全思考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启发。

与传统的安全观不同，非传统安全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安全关注文化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由此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宽广的视野和胸襟，尊重民族间的文化关系，尊重文化关系与各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在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安全问题显示出了其独特性和深刻性，需要在现代力量的推动下重新认知自己的身份和观点，在学术和实践两个领域内重新形成对世界的新的认识方法和理解方式。潘一禾^[70]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给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思考带来了许多新的关注领域。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各国人民都不希望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局观视野，一种尊重国际文化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文化关系复杂性和联动性的整体思路。胡惠林^[71]提出开放条件下实现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必须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新概念，把作为现代国家体制下的社会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文化危机管理、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国家与政府整体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这是一种新的国家文化大战略管理理论。孟宪平^[72]和杨晓刚^[73]分别从文化认同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谈及其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关系，前者指出文化安全的实现要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之上，即要客观认识自身的文化精神、文化方向和文化定位，努力达到对本国文化、国外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广泛认同；后者认为在外来和内生之多元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影响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为和谐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也为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保障，对于建设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抵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侵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深度的加深，直接推动了我国非传统安全领域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后来居上，惟其如此这一研究方向才能更好地与我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相契合。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停滞阶段。任何一项研究的成熟与推进都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支撑和积淀，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概莫能外。多年来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的成因和表现进行了艰辛的摸索和深化，在基本理论上却尚未形成被国际认可的、体现中国视角的理论体系和范式，未形成通用的概念和定义。“国内对文化安全研究大部分侧重于实践意义和实践应对，基本上可以说处于描述性研究、缺乏较深学理性研究状态中，较少关注理论问题和其他概念性问题。”^[74]缺乏理论支撑的研究势必无法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迟早要面对学术研究和思考的疲惫而停滞不前，更不能奢望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但正如任何一项研究都要经历高峰和低谷一样，积极且正确地看待学术停滞才是科学的态度。这种停止并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正在积聚着能量和活力，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