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国际文化安全格局形成的动因

二、文化冷战：20世纪国际文化安全格局形成的动因

“文化冷战”是英国独立制片人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改为《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用以描述和揭示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进行与苏联的这场特殊的战争是如何利用文化艺术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的。虽然作者在书中没有对这一概念作出恰当的定义，但是却准确地揭示了改变世界面貌的冷战的特性。正是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冷战揭开了20世纪国际文化安全的大幕，成为20世纪国际文化安全形成的最直接的动因。

（一）文化冷战实现了文化较量在现代国际斗争中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战略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霸，构成对世界进程的影响，改变世界发展的形态，虽然在以往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有过许多理论的探索和假设，但是，在文化冷战发生之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还没有提供像冷战这样完整的范例给予充分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明。“‘冷战’试验摧毁了数百年来支配人们大脑的许多成见，比如说：认为人民是不可能被长久欺骗的。‘冷战’就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用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操纵大众的现代手段欺骗人民，比欺骗某个人要更容易，而且还欺骗得更长久。”^[33]

文化较量是国际政治和经济较量的一种反应。在文化的动能尚未得到本体意义上的发挥的时候，文化更多地是作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而被政治家认识、理解和把握、使用的。然而，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冷战，以及冷战的最后终结，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第一次有了一个完整的范例来重新认识文化的当代作用，尤其是他在现代国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为政治和经济无法替代的巨大的“水滴石穿”的战略恒久性，文化较量在现代国际斗争中的身份在发现中被重估。1945年美国的一位情报官员在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国际上施加压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战的方式’。我们应该预见到‘和平方式’的分量显然将会加重。我们的敌人将更加防守地进行攻心战，对我们进行颠覆、破坏和施加……压力，……我们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战争爆发之前瓦解敌人一致的时期、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期以及战后控制局势的时期，‘和平方式’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34]这是一份较早地发现了文化在战后国际较量中的分量的报告。这份报告实际上给冷战下了一个文化性的定义：“冷战就是心理战，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敌，也就是用宣传的武器来瓦解敌方的立场。行动的武器是文化。”其目标是“借用这十分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瓦解那些为共产主义和其他敌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说和思维模式”^[35]。正是由于“文化”这种“非常规的战术”有着常规战争在和平时期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把文化作为“行动的武器”来进行一场所谓“争取人心”的战争也就随着“文化冷战”作用的被发现，而在整个冷战时期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也许正是由于文化冷战在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决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至在冷战结束后被标志为“历史的终结”。如果抛开福山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本身的荒谬，而从人们对文化在现代国际斗争中的身份的重新认识来说，“历史的终结”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阐释空间和象征意义，都远远地超过了它原来被赋予的内容。

（二）文化冷战改变了国际政治斗争的形态和形式，大众传媒被赋予了实现或颠覆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

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军事战争是解决国家冲突的唯一手段。虽然，通过文化手段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不战而屈人之兵，古已有之，但那都还只是一种辅助性策略。把文化主要战争手段并最终达到国家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的，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文化冷战，来实现从根本上获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则是冷战的一大发明。战后初期，美国负责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就敦促美国政府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影和报刊等传媒手段来影响和改变他国公众的政治态度。他说：“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新闻宣传，其任务都是推销美国思想。”另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艾伦·杜勒斯则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36]

在冷战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西欧执行一次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其目的就是“无中生有”。这项计划是美国的情报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执行的。执行这项计划的主体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在柏林召开，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针对苏联在1949年在知识分子中发起的“和平运动”。伯兰特·罗素、贝纳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均参与其中。^[37]这支队伍是美国进行冷战的秘密武器，广泛地散布在文化领域之中。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凡是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的个人和机构，都被要求成为这场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宣传运动中的一分子。在这里“宣传”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响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为目的的新闻、专题讨论或有组织的努力和运动”均可成为宣传运动。这种努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一个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或‘非战’的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求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其目的是有助于国家达到既定的目标”，所有这些活动均可称为“心理战”。而“最有效的宣传”，就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制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这就是美国战后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论。^[38]

为了赢得这场文化战争，基于对“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的认识，美国在战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通过向欧洲尤其是德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被认为“不带有宣传色彩”的，包括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沃尔夫等作家作品在内的所谓“普通图书”，迅速地提升美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在这场文化冷战中，据《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的材料显示，直接参与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就有数百人之多；中央情报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又据《战后欧洲史》提供的资料，“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39]。不仅如此，美国为了支持“对欧洲政策的总体目标”，“形象地向读者阐明美国的理念，以及其精神活动、文化和思想方面取得成就的背景”，把“知识界大部分人从共产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美国除了利用包括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文化交流的“慢媒介”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战略，而且还充分利用和大力发展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等“快媒介”，在影响它的听众和观众方面，起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的效果。因此，美国在冷战一开始就不仅从马歇尔计划的“秘密经费”，后来还直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中拨款创办各种刊物，^[40]而且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把发展和加强美国的国际广播和电影以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大众传媒为美国的国家文化战略服务，作为美国的一项坚定的国家战略。好莱坞电影被称为“铁盒里的大使”，“这些圆盒子里装有卷得很紧的一卷卷印着美国电影制片者思想、想象和创作才能的走向世界的影片”，成为“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1961年肯尼迪政府在给好莱坞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要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41]全面加强了对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美国对外广播的发展；在解释大众传媒在这场文化冷战中所起的作用时，苏联专家英克尔斯在《美国之音的苏维埃特征》一文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了意识形态之争，其中的武器是宣传，战场就是国际传播渠道，代价就是跨越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诚实和效忠。无疑，这场战斗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对人的精神的作用，这些作用牵连着国家稳定与国际和平。”^[42]而美国政府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冷战的意图：“在通讯技术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发现说服艺术的一个新领域，人们认识到大众媒介不仅可以用来传播新闻和推销肥皂与电冰箱，而且还能教授技能、传达思想、煽动暴力。”^[43]因此，要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不管是通过人员互访，还是通过交换书刊或互相广播”，都要“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一道极权主义的屏幕”，去“侵蚀苏联制度的基础”^[44]。电影是美国利用大众传媒实现冷战战略的又一个重要工具。

（三）文化冷战构成了现代国际文化安全的动因

正是由于整个文化传媒业在整个冷战过程中摧毁一个国家的功能被发现，因此利用文化传媒手段，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传播业，通过大规模地输出文化传媒产品来实现对别国的社会意识的改造，便成为对世界具有霸权目的的一些大国的战略选择。以大众传播产品的文化输出所显示出来的文化霸权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构成当今世界国际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国家文化安全成为现代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命题。美国为什么至今还要在新一轮的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中不顾许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反对，竭力主张实行文化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不能不说是它在文化冷战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给的启发，因此，不仅在文化冷战中形成的一系列对外文化战略与策略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止，例如“美国之音”，而且在冷战后还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扩张的趋势。而正是美国的这些通过现代大众传媒手段进行文化渗透与文化侵略的文化战略，现实地被许多国家认为构成了对本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因此，即便像加拿大、法国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国，也都制定相关的文化法律和政策对来自美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总量控制的国家保护，进行反霸权。文化冷战在这里对于现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动因。

构成现代国家文化安全动因的另一个冷战遗产，就是在整个包括文化冷战中形成的判断世界形势与发展趋势、并以此来制定国家战略的“冷战思维”。所谓冷战思维，是指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美苏等主要大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对国内外环境和形式的估计与判断，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国家战略、推行国家政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视对方为本国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威胁和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以自己的主观臆断预设对方的历史归宿，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意识形态的“妖魔化”斗争和社会制度较量；奉行“零和”对策的游戏规则，制造文化安全困境，进行文化渗透与文化颠覆的现代传媒战争。“冷战思维”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是冷战时期国际文化力量格局和国际文化关系体制形成的重要文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冷战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形态已经终结，但是冷战、特别是文化冷战所形成的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全新理解，以及它给国际关系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由于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就使得作为整个冷战的遗产，“冷战思维”和“文化冷战”不仅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美国的国家思维和国家的战略决策，而且由于胜利，“文化冷战”具有了神话的意义还将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文化、尤其是文化产业更多地被用于新的国际较量的需要。这也许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软力量”理论的思想来源。而恰恰在这里，约瑟夫·奈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文化发展背景下揭示了“文化冷战”和“冷战思维”新的国家形态：那就是，如果说“文化冷战”和“冷战思维”还仅仅是被用来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软力量”理论的提出将使整个文化及其载体形态成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形态。“软力量”的较量将在所有文化领域全面展开。因为“冷战思维”是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收获到的最大的成果，也是它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冷战思维”虽已遭人警惕和贬斥，但其作用却不可替代，因此必须赋予其新的理论形象和意义。作为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较量，冷战虽然以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历史的终结”^[45]，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观来改变世界，是美国的国家目标，因此，这种较量还将继续下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冷战及其遗产也就逻辑地成为现代国际文化安全继续博弈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的直接动因。“文化冷战”所留下的“国家文化安全困境”将继续影响着国际文化安全格局的运动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