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文化关系中的中国文化安全政策选择与定位

二、战后国际文化关系中的中国文化安全政策选择与定位

战后国际文化关系是由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建构的。战后国际文化关系深刻变化的初期，由于中国处于激烈的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内战之中，国共两党有着在国家文化发展选择上的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安全判断，因此，尚未明显地影响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选择与定位。从战后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对于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的动因来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政策选择与定位需求的产生，是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诞生之后出现的。

国家执政主体的变动，必然导致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动，这种变动的一个结果就是对国家文化安全判断的主体价值体系的转移。对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的侵犯历史的记忆，使得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自然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要建立起全新的与新生的政权建设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系统，也就自然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新生的政权需要文化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首先把文艺界的思想和创作统一到建设新中国上来。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昂扬向上的精神。第一次文代会，确认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和政策原则，这在还没有全国统一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之前，在今天看来不能不说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维护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团结，打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缩小帝国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影响，支持全国解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选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自然地成为已经建立起来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文化上中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对于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它的头等大事。尤其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打压，更加迫使中国把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依赖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选择和文化定位。“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和定位是历史的一个结果。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中国的国家安全赢得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和重大的国家利益。这对建立整个国家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安全体系与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理论模式，常常是由客观的情势发展决定的，而不是由哪个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之所以做出那样的抉择，是因为有两种不由他左右的情势：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冷战局面的形成，一个就是国内建设与巩固政权斗争的同步发展。毛泽东无法超越时代。也许有人要问，那他为什么不选择资本主义民主制，而要选择社会主义集权制？毛泽东选择社会主义就是选择民主。这在他与黄炎培著名的历史性谈话中已经表达得准确无误。而当时中国的国际生存状况——包括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国家的经济地位不容许它，帝国主义集团也不接受它，使得它不得不集中国家力量，意图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

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建设路径的选择能够脱离其具体的历史情境。不只是本国的历史轨迹会为后来人作出铺垫，不同国家在相似的背景与结构下，也会有不同的战略选择。

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历史和文化伤害，基于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所可能给执政党带来的威胁的警惕，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无不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和采取的国家文化安全的措施。这种警惕不仅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而有所调整，相反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重大分歧，对于国家主权和尊严的维护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进而导致国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两个方面的安全考虑始终使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企图获得国家文化的绝对安全，结果导致了国家文化的绝对的不安全。但是，内外两种因素构成的战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结构上的运动特点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内容（打扫干净，另起炉灶，同样也包括思想文化的意义）。这一特点还将长期影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