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生发逻辑

一、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生发逻辑

首先，全球化是当代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重要动因。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开始于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客观威胁的判断和预警。“安全”主观上是指不存在外来攻击的恐惧感，客观上是指不存在外来的威胁的状态或现实^[2]，因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向来是一种基于“主体间关系”的状态判断和政治考量。在缺少参照系和相互作用主体时，会常用发生学概念体系来界定状态和关系，如生成、发展、衰退。只有在考虑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时，威胁、安全等概念才成为关键概念。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加剧，造成全球各行为体间政治、经济、文化全领域的互动性增强，因而深刻影响了“主体间性”状态调整的程度和进程。现有国际格局形成过程中，文化成为重要因素，因此文化安全成为“能够造成国家间利益格局的变动和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转移，造成国际较量形势和秩序重组”^[3]的国家战略命题。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这一概念是“国家安全”概念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向文化领域的延伸与拓展。^[4]

第一篇涉及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是1999年胡联合、胡铭合写的《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简论》一文，他们将文化安全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家安全议题中重要的一项展开论述，认为1492年经济全球化开启以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开始形成。研究涉及了很多当代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如文化安全较殖民模式而言的隐蔽性，“软力量”与“硬力量”关系，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斗争的主要领域和方式，信息霸权主义、消费主义文化危害等。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安全”是当时社会变革的一种新问题，还没成为独立的概念系统和研究领域。2000年国内发表的6篇相关论文中有5篇都是从全球化进程出发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相关论述。其中欧阳任国从国际行为主体间关系出发界定了文化安全，即“某一国家在防止其他国家对本国人民文化生活的渗透与控制时，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不被重塑和改变的安全”。同年，最值得关注的研究是国内学者胡惠林在两篇文章中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系统展开的分析，这两篇研究表明国内初步开始了对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建构。胡惠林教授在文章中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政策系统。其中确定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发展战略，则应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首要选择”^[5]。他以鸦片战争、冷战、全球化为近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显现的三维结构，首次提出“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以系统性理解和解决国家文化安全困境。总体来看，学界较为认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凸显的全球化根源”，原因在于：第一，全球化凸显了国家文化利益的战略地位；第二，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对文化利益的诉求与争夺。^[6]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多立足于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迫切困境剖析文化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多偏重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外生性因素的关注，研究范式基本为基于全球化进程而展开的“文化全球化”研究背景下的“文化主权——文化霸权”分析框架，学术取向以策略性研究为主。普遍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成为资本掠夺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而且直接威胁着各民族文化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包括文化产业安全在内的国家文化安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历史地和现实地推到了主权国家面前”^[7]。

其次，全球化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系统性研究的时代背景。

2002年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文化安全的内生性因素，多提出了以积极建构为主的策略建议。例如，《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刘跃进，2002）、《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胡惠林，2003）、《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俞睿，2003）、《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创新》（郝良华，2004）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胡惠林关于“国家文化内源与外源共振风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论证。他认为，文化内源风险是指一个国家出现的群体性的原创能力依赖，即国家和民族缺乏整体性的创新要求、冲动和欲望，把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寄托在某个人的身上，丧失一个民族和国家最基本的生存合理性；所谓文化外源风险，是指由于内源文化抵抗力的不足，缺乏一种群体性的识别和抗病毒的免疫能力而导致外来文化的恶意侵犯和扩张对本国文化的殖民主义危机。一旦这两种风险形成共振，将造成中国全面的国家文化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发生。^[8]这反映出了国家文化研究中的第一次转向，全球化进程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影响从研究的直接动因转而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背景。而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构成国家文化安全动力因素之一的国内动因大多数来自对于全球化的一种接受与反应，是全球化作用借助本土性行为表现出来的，因此，由此产生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仍然是全球化的。^[9]此后的研究无论是否直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安全间的关系，事实上都是在全球化语境和背景之下展开的研究。国内学者韩源基于全球化背景提出了国家文化安全形势分析框架，主要指标有国际文化环境、国家文化实力、国家文化战略。另一个明显的转向是学界开始提出国家文化安全应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发展战略，因而研究也渐从偏重于策略对策性研究转为战略研究，同时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细化。

2005年之前，以专著形式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文化安全多是安全战略研究的一个子项，如糜振玉、王国忠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究》和尹希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系统性问题中的一项而论述。2005年，国内出版了第一本国家文化安全的专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胡惠林，2005），该书的出版表明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理论的系统性初建，开始整合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学、战略学等学科理论，以“国家文化安全”为专题研究对象而展开研究。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一书出版之后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关系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方面，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关系的学理分析开始深入；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系统性研究的整体时代背景。该书首次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存在的客观和长期已有的，全球化只是当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凸显和增生的重要机制。该书从形成机制、环境与形势、主要问题三个维度，在理论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与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国家文化安全应作为一种科学的范式进入学术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