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

三、两种分析框架：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开展因全球化进程而起，并不意味着“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只以全球化为起始。在世界发展的地域性限制尚未突破的时代，维系特定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特定文化也存在生成、发展、兴衰的自然逻辑，但多源于内生性因素或相邻国间关系互动，文明与文明间的传播交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全球化打破了这种安全结构的空间和时间因素，因而成为近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增生的重要机制，文化安全机制的变迁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产生了不同的形态，客观上不是一个单向不可逆的过程。学界开始重视本土化力量，特别是文化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开始重视内生性力量。由此也出现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的两种显明不同的研究路径：重外因的“文化主权——文化霸权”分析框架；重内因的“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

（一）“文化主权——文化霸权”分析框架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很多学者的文化安全研究是基于一种不同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作用，或可以说是基于“国家利益”来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如吴明君的《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主权问题》，薛宝林、单守金的《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主权问题》等。更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界定“文化安全”，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文化安全就是文化主权的安全^[14]，实质是指一个国家针对异质文化对本国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本国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15]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安全是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16]。基于这种考量，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主权和文化霸权”便成为一种研究分析模式。

这一系列的研究可简化为“文化主权——文化霸权”模式，但也会常包括着一个背景研究——文化全球化，因此可从文化全球化、文化主权、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三个层面展开。

如何看待“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状态和发展模式变化，是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关系和主观实践的延伸和深化”^[17]，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18]，还是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发展运动的特殊表现方式？在国外，关于“文化全球化”理论的讨论仍在继续。在国内，这一概述被普遍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因而也成为相关理论研究的背景。国内学者多分析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强弱势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同质化可能、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间的关系。跳出特定主体间性的对立，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文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现象与产物，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结束闭关自守状态，在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逐步广泛、频繁与深入，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而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和趋势^[19]。全球化的文化，或文化的全球化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现实，因而应以一种全球性、历史性的广度去分析这一趋势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国外“文化全球化”理论发展中，有三个观点对于国内学者拓展其理论研究视野意义重大，一是全球化应当被看作社会生活“文化化”不断加深的一种形式^[20]，罗兰·罗伯逊将全球化视为一场社会文化“体系”；二是“全球化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三是全球文化研究方法的提出^[21]。

文化主权是全球化对一国国家安全形成挑战的最突出的领域，由于全球化，进而“文化全球化”在产业形态和精神形态两个层面上构成了对一个主权国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威胁^[22]。关于文化主权的学理研究，主要集中于本质和特征研究。就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而言，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文化安全即文化主权安全，另一种是文化安全以文化主权为主。就文化主权的本质而言，它是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力和权威^[23]；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文化政策，处理国内及涉外的一切文化事务不受任何外来干涉”^[24]；普通意义上的文化主权主要指国家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的权力，抽象意义上的文化主权主要指不同文化形态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等^[25]。文化主权中的专利权、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原本与国界无关的科学知识”，转换成有形的国民经济财富，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垄断性收益^[26]。文化主权与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所不同，具有发散性、多面性、对主权侵蚀的隐秘性的特点^[27]。当前文化主权研究主要有两种文化主权论述，要么是主权内容说，依附于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要么是依附于国际贸易理论，还缺乏在文化政治理论上的自觉性，应从文化政治理论的文化主权的角度建构文化主权理论，从而成为“软实力”的理论基础^[28]。

文化霸权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是与文化主权相对应的概念，“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冲突的实质是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削弱民族文化主权，向发展中国家输送西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企图把它们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之上；民族国家则坚守“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主权”，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文化的更新与融合，提升“民族性”，体现“世界性”。^[29]文化霸权的言论和市场价值观的普世原则使作为全球文化主导的西方文化客观地对其他文化造成现实威胁，而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又对本土文化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东西方国家间强弱势文化差别给各国带来不同层次的安全需求。^[30]强势文化是在文化霸权主义之外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实，但也要分辨，强势文化的这种“培养”作用容易产生政治同化进而生成文化霸权，但是它不等同于文化霸权^[31]。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时，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32]，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建立在文化优势之上的权力体系，即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或“话语权”。

以上关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理论研究，都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融入世界/保有自己的两难困境，在现实中谋求趋利避害的策略选择。这一研究框架是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主要模式，但应是全球视野下，以一种更为动态的角度展开理论研究和策略分析。从“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的并置与对立关系来看，美国的文化霸权恰恰也是美国文化主权的一种反映和延伸，它一方面有效地拓展了美国的文化主权及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软实力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效应。世界各国对美国文化霸权的批判与反抗，恰好从一个侧面反衬了美国文化本身的强大。^[33]基于“中国问题”意识，如何把握文化上的对外开放尺度，建立起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适应机制，既能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带动自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又能防止文化全球化对本国文化主权的侵蚀，以较小的文化主权让渡换取最大限度的国家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通过最大限度赢得本国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资本和技术，在提高国家经济国力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综合国力，从而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上重新建构起新的国家文化主权，将成为处在全球化非主导地位上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两难课题。^[34]

（二）“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

另一种研究路径是基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而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安全内生性、外生性问题的理论探讨，这一取向中明显的一个趋势是“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分析框架的采用，如姜凤艳、王风晨、武树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体系构建》等文。这种转变表明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议题的关注从外生性因素转向了内生性因素。

“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理论，它偏重在国际政治层面强调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相比之下，国内文化软实力研究在内涵上有所扩大，其所指超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国家主体性，甚至有研究内容的泛化趋势。学者王红缨曾就国内软实力研究与奈的理论关注展开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奈关于美国软力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流行文化和政治模式上，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软力量的讨论则集中在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并涉及国家凝聚力、社会公平、政治改革、道德水准、反腐败等内容。^[35]据《2009年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态势分析》研究，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以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为主，占全部文献471篇的90.23%。^[36]而学界以提升“文化软实力”而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证国家文化安全所面临的处境及其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二是从专业领域出发寻找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以抵御文化侵蚀。^[37]这一研究框架所涵盖的范围更准确地说，应概括为“综合文化国力”^[38]，鉴于学界相关研究均以文化软实力为概念，为统一性而故此沿用。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内生性因素研究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很多学者对其内部结构有所分类。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质就是国家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传统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国家主流文化之间保持动态平衡。^[39]韩源将其结构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国际文化环境、国家文化力及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综合各种结构分析，本文将其内部构成分为国家文化力包括文化政治安全、文化经济安全、文化认同安全、文化生态安全、文化能力安全。

文化政治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影响。事实上，全球化本身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40]。张骥的专著《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一书完全是围绕全球化影响而展开的分析，他提出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民政治认同及思想整合，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制定及对外关系走向。其次是价值观安全，喻发胜的《文化安全——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一书是这方面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胡惠林主张在文化安全中区分传统文化安全与非传统文化安全。传统文化安全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有明确的施动者和施动意图，而非传统文化安全无明确的施动者。此外，胡惠林教授将文化权力分配、文化权利保障，以及文化制度安全也归属于文化政治安全的范畴。

文化经济安全是胡惠林提出的概念，指一个文化经济实体在遭遇内外威胁，以及不可预见和难以预测的因素作用下，以经济的形态表现和反映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的状态。^[41]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前后，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情况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都在讨论这类问题。研究最初以“中国文化贸易逆差”为关注点，主要研究文化产品进出口数量和结构，以及政策应对问题。当时多关注于经济的外部威胁，较少关注内生性的文化经济不安全因素。后期研究开始关注以经济方式（文化产业互动关系）对国内外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综合影响，其间不乏乐观判断，例如中国文化产业的逆市上扬判断。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数据否定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关于文化产品、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安全不仅是国家文化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文化安全利益所在。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看，文化认同安全包括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和发展，共同的文化认同是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就丧失了必需的凝聚力量。^[42]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43]文化规范和文化认同，在当今中国表现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认同^[44]。关于全球化对文化认同安全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的全球化客观上解构着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认同，从而促发文化安全问题。如涂浩然、卢丽刚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延伸到文化领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不仅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挑战与威胁，而且陷于内部国民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中。^[45]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则认为，认同中含有强有力的碎片化逻辑，进而使之成为全球化程度最轻的因素，且最不易受全球化影响力的感染。^[46]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出于对全球化力量/本土化力量的强调。在全球化进程中，综合文化国力较弱的民族国家面临着重建认同的迫切需求，但根据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没有一种文化的生命能真正在另一种文化的土壤中复兴，文化的生命在于特定空间中的内生性力量。全球本土化过程必然是文化多样性辩证发展的阶段。特定民族国家如何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凝聚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认同，解决多元价值背景下共识达成的机制问题，才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化生态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内外文化条件的总体^[47]。目前国内关于文化生态安全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资源问题，包括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如《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生态安全——从“端午节”归属之争谈起》（唐杰，2004）；也有关于新媒体文化生态安全的研究，如《信息时代的网络文化生态安全危机与化解》（解学芳、臧志彭，2008）。胡惠林教授以文明进程与现代化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为文化生态安全的首要课题展开分析，同时涉及语言安全对文化生态安全的意义。徐建在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中提出，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文化生态格局的渗透是全面的，他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格局失衡的表现：主导文化的关心度下降；精英文化的衰退；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以及这三种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的冲突。韩振丽的硕士论文《文化生态的哲学探析》对文化生态系统及其结构、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化、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主要表现进行了学理分析。唐虹在硕士论文《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生态美及中国文化生态位研究》中从文化交往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化生态美”概念，即各文化单元的文化生态价值的平衡的对应性自由实现。她认为，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全球文化生态圈整体，中国文化应积极地参与全球文化生态圈的运转，在开放性、多元性、共生性原则基础上实现对依生模式与竞生模式的超越而达到理想的整生模式，从而建构文化生态美。根据胡惠林教授对文化生态的界定，目前研究视野明显过窄，其理论的一个关键的元理论是文化多样性。

文化能力安全是未来国家和民族文化战略态势的决定性因素。理论储备不足、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是从内部构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48]。国内学者韩源也提出“文化力”概念，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力和文化传播力综合决定。其中，文化势能由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圈（文化共同体）的大小共同决定，文化势能越大，改变其状况所需的外力就越大；文化创新力是文化力构建的中心环节；文化传播力是一种文化生机与活力的直接体现。他认为，中国文化力构成中的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两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融和度较低，基本处于“分离”状态^[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