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主要范式

第二节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主要范式

沈洪波在《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一书中认为：“文化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原生内容。”她对国外文化与安全研究理论发展的基础和进路行了梳理。她认为，文化与安全研究的汇流有三个阶段：第一，文化对国际政治、安全的影响。文化作为社会变革主要因素的研究成果，可作为文化安全较早的基础性理论，如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与新教的研究，葛兰西对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第二，二战以来，西方学者把文化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中，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研究文化的本质、原因和结果。第三，文化安全研究集中进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前两个阶段处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准备阶段，至第三阶段，文化安全作为一个相对特定的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已经确认。第三阶段的理论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塞缪尔·亨廷顿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为代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在中国各领域全面提速的现实，中国文化安全研究成为热点。特别是“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开展和实践，文化安全成为全球安全研究的一大重点，直接引导了中国文化安全理论研究的转型。

尽管西方把文化安全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国家安全体系之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但早期中国文化安全研究多基于显明的中国意识，大多只是从西方理论中借用了许多分析性概念，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全球化、文明的冲突、软实力等。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论框架缺乏深入的分析，也未能很好地实现理论对接。中国文化安全研究范式与西方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的差距，常使人产生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只有在中国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国外有关文化安全的理论元理论研究可追溯到建构主义理论。此外，文明的冲突理论、软权力理论、非传统安全研究、复合安全理论、文化多样性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主体间性及其运动规律，在一种较为宏观的视野中发展了独特的“文化安全”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