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文化传统概况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风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宗教、艺术和学术思想的诸种文化性格特征，因此考察日本国家文化安全状况，就必须了解日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政策倾向。尤其是文化传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与风土，正是在长期以来对内如何处理各阶层关系、对外如何维护“合法性”身份的实践中，形成了国家独特的文化观。一般而言，国家文化安全最高目标是维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最低目标是维持国家社会稳定，在这二者之间是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注重变革的缓冲、对抗和妥协的空间。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太平洋西北角的一隅，号称“日出之国”。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和地理运动，日本形成了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和无数小岛构成的、与大陆分离的岛国形态。日本拥有的四面环海的自然地理条件，既封闭又开放，与周围既阻隔又容易沟通交流。不论是现代的日语还是其更早时期的语言形式，都与汉语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日语常被划入阿尔泰语系，与朝鲜语、蒙古语和土耳其语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42]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实体国家发源于弥生—古坟时代，7世纪进入了国家统一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受到中国和朝鲜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新兴宗教的有效性和镇国护民的强大威力不仅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也为君主和贵族在统治国家上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建议：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9世纪后期可被视为日本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分水岭，之前由于和唐朝频繁的互通往来和通婚等，在文化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因停派“遣唐使”使中日文化交流中断，“汉风化”到“和风化”的转变标志着日本文化的本土化完成。幕府时代由于新兴武士阶层的崛起，出现了公家文化和武家文化的二元性文化，政治体制变革之外也导致了文化上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的重大变化。在政治意识上，君臣关系演变为主仆关系，确立了以孝为基本的家族伦理和以忠为基本的主从道德，强化了集权但丧失了人权，这成为日本民族性格的根源所在。明治时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家安全和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但是怎样定义国家安全和平等的国际地位？怎样才能获得国家安全和平等的国际地位？正如美国学者路易斯·杨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当中，日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要么是加入西方阵营，成为‘餐桌客人’中的一员；要么便是同中国和朝鲜一样，沦为一块任人宰割的鱼肉。”正是在这一理念下，日本军事机构通过天皇制度建构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构建了国家的军国主义模式。二战中的失败，使得日本对战前军国主义精神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现代日本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深受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和塑造，围绕着国家认同、国家利益以及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形态等的辩论形成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影响至今。根据1972年《读卖新闻》的一则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外交协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国际交流较之军事力量而言，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证国家安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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