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

老师将他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了中医事业，他密切关注整个中医的前景，深深地感到，在我国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中西医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社会选择如同自然选择一样严峻，“优胜劣汰”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政策的支持和领导人的讲话只有短期的暂时作用，中医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提高疗效。要怎样做才能提高疗效？他认为，以继承为手段，继承就是发掘、发挥，而不是“炒冷饭”；发展就是现代化，而不是“西医化”。他循着这条思路，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实现中医昔日辉煌的回归，重返主流医学的梦想，在漫长的近60余年从医生涯中，执著追求，不断积累。

他认为，中医防治疾病的理法方药体系，是直接在人体上反复实践几千年而形成的，蕴藏十分丰富，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发掘潜力很大。而几千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不过一瞬间，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脏腑、气血、体质、代谢等没有多少差别，除极少数疾病古有今无和古无今有之外，绝大多数疾病古今都一样，古人用之有效的理法方药，今天用之同样有效。这就是所以要继承、发掘的理由，也是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还要看到，尽管西方医学突飞猛进，但真正可治愈的疾病其实并不多，有些疾病治疗的同时又引起另一种疾病发生，一大批难治之症困扰着临床医生，显然，从中医宝库中寻求解决之道无疑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认为中医前景乐观，提请同仁：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只求注意自己怎么做。回顾郭师数十年从医历程，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积累。

1．《伤寒论》新说 师认为，《伤寒论》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最高水平，是提高疗效的必读之书。他殚精竭虑进行研究，发现《伤寒论》经历了狭义伤寒（宋以前，针对伤寒病）、广义伤寒（宋代，针对包括温病在内的外感热病）、伤寒杂病合论（清代，为百病立法）的发展过程。历代数百注家通过校勘、注释与编次的形式，把自己的经验与认识融入其中，不断提高其确定性，扩大其应用范围。近千种伤寒注本，都是不同的实践产生的不同认识，一般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所以他说，现今《伤寒论》是一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师深入研究六经方证的结构与联系，揭示出这个辨证论治的理论框架具有显著的系统论特点。这个框架把疾病视为一个过程，每个证候都是由机体不同层次的病理反应状态确定的，证候加上调治的方药称为方证，都是通过调节其反应状态而达到治疗目的。古代一切良好的医学思想，如个性与共性结合、整体与局部结合、内因与外因结合等寓于其中。他据此著《伤寒论汤证新编》，提出“病理反应层次”学说解释六经方证，被认为是现代研究伤寒颇有影响的新说。与此同时，他以临床事实为据，对伤寒理法发挥颇多，如提出具体临床指标，解决了阳明病最易误治的两种情况；提出不仅少阴寒化证气阳虚极可致格阳证，少阴热化证气阴虚极亦可致格阳证，若有水停聚者，当用利小便以通阳气的治法。诸如此类，补充了前人之未备。然而，他认为，今本伤寒六经方证体系是古人对疾病自然过程诊治的观察、总结，虽至今仍效验彰著，但不可否认，今天的社会、学术环境与古代大不一样了，对疾病的自然过程干扰很大，书中描述的某些反应状态及其传变规律，今天已不可见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尤其是近现代对伤寒方证的应用，又大大地突破了书中的规范。基于这些事实，他提出应创立“六经辨证新体系”，作为发展伤寒学说的远景目标。

2．临证大发挥 师幼儿学、壮而行，医风朴实，临证功底深厚，认为要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还应遵循：①“人-症-病-证相结合”的临床思维；②“杂合以治”的治疗方法，即综合多种方法进行治疗，如内治与外治结合，针灸与药物结合，二联、三联等；③避免分科过细的误区，以免割裂整体观念，认为《医宗金鉴》分成内（伤寒、杂病）、妇、儿、外、眼、骨、针灸等科，比较符合中医学术特点。他运用中医理论和方法（从不用西药）广泛诊治外感和内伤杂病，以其灵活机巧的悟性与精深的中医理论素养相结合，把中医固有的理法方药，发挥出具有现实启示价值的新意来，解决临床疑难病证的治疗，是其颇具特色的建树。例如他发挥“肝主疏泄”学说治疗血液病，指出历来对“肝主疏泄”，多言气，少言血，多言气血运行，少言气血质量。认为肝的自身是一整体，其疏泄功能也受其他功能影响。如肝阳、肝火、肝气亢盛，必然疏泄太过，升发过盛，藏血有余，而使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蛋白等增多；如肝阳虚、肝气弱、肝气郁，则疏泄不及，升发低下，藏血不足，而使血中各种细胞、蛋白等减少。两者都表现为肝的藏血功能紊乱，实则疏泄失调所致。他据此理别开门径，治疗大量血液疾病，疗效满意。又如，他纠正了“肾无实证”之说，发挥肺主治节、肺合皮毛、通调水道的理论，以治肺为重点而兼治肾，同时结合“久病入络”学说，适当搜剔络脉等，治疗大量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等，显著地提高了疗效。又如他指出现时把肾等同命门、肾阳等同命门之火的弊端，提出命门火衰的四项具体辨证指标，以病案为依据，指出其治疗当以益火之源、温阳填精为大法，只用温阳疗效不佳。命门火衰常见于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的过程中，他对命门学说的发挥，无疑提高了中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

此外，他运用“久病入络”学说治疗各种神经痛和顿喘咳，用“攻邪已病”学说辨治癌症，用“气虚血瘀”学说辨治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和“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以“寒温结合”辨治外感高热等，都是对固有理法大加发挥而促使疗效提高的范例。以古籍文献为据结合临床事实，阐明辨治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理法方药，则是发掘中医治疗潜力的范例。他通过临床观察提出的发病公式：原因＋诱因＋素因→疾病，是对中医病因发病学的完美概括。他总结出临证必须遵循的八个辨治步骤，是其自成体系的临证特色，也是其开阔而敏捷的多向思维能力的硕果。

3．发展的趋势 他承家学而不泥，师古尤重今，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他发现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日益改变，使得中医逐步处于“学术危机状态”，这意味着中医固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某些事实，中医方法不能适应日益提高的某些社会需要。早在20世纪60年代，老师就撰文提示中医存在“无证可辨”等学术危机问题。此后，他密切关注这一趋势的发展，敏锐地认定：自然而然出现的“人-症-病-证相结合”诊疗方法，可以克服“无证可辨”，适应日益提高的社会需要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中医疗效，促使传统中医朝现代方向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他前后发表了19篇探讨中医学术发展战略的文章，论证了中医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及其含义，指出其目标有三：一是适应社会和临床需要，二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三是重建全新的中医学术体系。其途径有二：一是现代科技中医化途径，二是中西结合途径。主要通过两个转变来实现：一是在思维方式上，把传统的整体观念转变为现代系统理论，以克服传统整体观念的不完备性缺陷；二是在临床上，把传统的辨证论治转变为“人-症-病-证相结合”诊治，以克服“无证可辨”及其缺乏对疾病的成因和病理损伤的本质认识的缺陷，从而提高疗效和疗效的确定性。老师认为整个中医现代化必定以中医临床医学的现代化为先导，以“人-症-病-证相结合”的不断完善来实现。他总结出“人-症-病-证相结合”的四种形式供临床应用。

为总结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促进中医现代化趋势的发展，老师邀请近百名中、日、韩各科临床专家，共同编著《现代中医治疗学》巨著，任第一主编。他确定编写方针，设计编写内容与体例，撰写样稿和部分稿件，以及一个个病种的审定与统稿，都是亲笔进行。历时5年，稿经四易，凝聚着他的睿智与不凡的毅力。此书1995年问世，后又多次印刷和再版，颇获读者好评。王琦教授评此书“新颖实用，与时代同步”“堪称一部中医各科医生必备的大型临床治疗性工具书”。李廷谦教授等更评价该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4．开拓中医康复学科 师敏锐地观察到，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医学的需要已经不仅仅是治好疾病，而是进一步要求消除疾病留下的后果（功能障碍），于是现代康复医学应运而生。这门科学突出地标志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是现代医学的高层次发展。他发现中医学有关康复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尚未形成一门具有特定范围与目标的学科体系加以应用。有关中医康复学术的理论、方法与经验，散见于历代典籍与各科著述之中，所以，发展中医康复医学实际上是一种创新。他不惮艰辛，沉潜涵泳，广泛收集古今文献资料，把有关中医康复的零零碎碎的经验、认识，提高到学科体系的高度进行系统化、条理化整理、研究，作为第一作者于1986年出版《中医康复学》，在全国率先开拓中医康复学科领域。此后发表多篇论文，并在中国康复医学研讨会上提出创立“现代中医康复学”的框架构想，引起与会学者关注。他指出，养生与康复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不能混为一谈。中医养生学是以研究人体寿夭衰老的原因、过程和却病抗衰延年的方法为范围，以形、神、精、气为基本理论的独立学科，这门既古老又很新鲜的学科颇具东方文化特色，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20世纪60年代撰文阐述有关中医对寿夭衰老的原因、过程和长寿的方法的认识以来，不断探索，更有发挥。例如他对人的心理衰老分级分度的探讨，对“顺应自然”包括大自然和人体自然的诠释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5．改革旧教材 老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长达40余年，讲授中医内科、伤寒论、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养生康复等课程，教学内容充实，富有启发性，列举的事实新颖，论证充分，概括性和逻辑性强，语言丰富，妙趣横生，无不受到热诚欢迎。

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材改革，教材之所以不能一劳永逸，要一版一版地不断编写，目的就是不断地反映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指出作为中医本科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中医各家学说》原统编教材，对著名医家的选择止于我国清代，要求只叙述各个医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拒绝后世中外医家的发挥与发展，是狭隘的继承与封闭式教材的典型。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南西北片区高等中医院校教育工作会上，他提出“全面、系统、独特、实用”的编写原则作为《中医各家学说》教材改革方案，获得与会者一致赞同，被推选为片区教材主编。该教材内容全面，包容古今中外著名医家的学说经验，以及后世的发挥和现代研究。在内容上除必要的联系外，主要编写各个医家独特的学术经验，而为其他学科所没有包括进去者，有多少写多少，以避免重复；并力求学术观点与临证应用紧密结合，有论有案有方，学以致用。如此改革，使教材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以发展的观点代替狭隘的继承，因而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面目为之一新，真正起到一门“后期提高性课程”的作用，各校使用中一致反映良好。

6．促国际交流 老师还是一位促进中医学术国际化友好交流的使者。他长期埋头笔耕，坚持临床，带过数以百计的日、韩、美、德、法、新加坡、比利时等国的留学生、进修生临床实习。他主持和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曾先后5次应日本汉方医界邀请东渡讲学、交流，韩国韩医界也曾邀请他去汉城、釜山等地交流、访问。在这些交流中充分展现中国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优势，获得好评。同时，他注意到以中医学为母体的日本汉方医学和韩国韩医学的形成与特点，认为以“方证相对”为特点的日本汉方医学和以“四象医学”为基础的韩医学是以辨证论治为特点的中医主流派所演生的两大分支学派。

1989年，老师主编的《日本汉方医学精华》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系统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的唯一专著，提醒同仁“科学无国界，能容则大”。日本汉方医学家矢数道明博士发表专文高度评价此书。为达到中日传统医学长期交流与合作的目的，他促成多起关系的建立，如与日本广岛、东京建立起每年一度去该国交流的关系，为一批中年中医提供了走出国门的机会。又如，促成日本广岛济生病院与乐山市中医院互结姊妹医院关系，交流技术与设备。他还邀请日本汉方学家小川新、十河孝博，韩国韩医学元老裴元植教授等，参与编著《现代中医治疗学》，共同推进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与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中国港台地区的中医也交往较多，为促成中医学的国际化竭尽全力。

老师年过古稀仍热心于提携后学，每年都受大学生科协、《中医学与辩证法》编辑部之邀主讲临床专题或中医发展战略专题，场面爆满，学生反映“听郭老演讲是一种享受”。自1978年以来，历届西医学习中医班、中医进修班、全省中医院技术骨干培训班、各种全国性师资提高班等不同层次的学习班，都要请其作专题讲座。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等，以及广西中医学会、甘肃中医学会、辽宁中医学会和四川省内成都、达县、温江、内江、江津、简阳、泸州、乐山等地中医学会，都曾邀请其讲伤寒论专题或中医发展战略专题等。郭老对中医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积极的学术活动，赢得业内人士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