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津液的方法与途径

仔细研究，《伤寒论》存津液的治疗原则，与西方医学有关水电解质平衡紊乱时，采取的“缺啥补啥，缺多少，补多少”，重在“补充”的治疗原则，显然不同。《伤寒论》存津液的原则几乎贯穿于其他各种治法之中，着重于人体自身津液的调节与代偿，并积极排除耗液因素，也有直接补充水液的治法，但不是主要的。《伤寒论》通过多种途径，促使人体津液平衡、稳定，达到存津液的目的，许多经验是非常可取的，兹分别叙述如下。

（一）自身津液调节途径

通过调节人体自身津液的代偿功能而存津液，是《伤寒论》存津液的重要途径，也是最具特色的方法。其具体有两途：一是调节津液的流动与分布，二是促进津液的转化与代偿。

1. 调节津液的流动与分布途径 包括行水、通津、分利、固涩诸法。行水法的应用，如第71、72、73、74、161、385条，所述五苓散证是具有代表性的。五苓散证，表现为一方面水饮内蓄，小便不利，另一方面又有津液缺乏，烦热、口燥、消渴。用五苓散化气行水，旨在促使停蓄的水液加速流动，去充填津液缺乏的部位，达到分布均匀为目的的治法。这就是为什么用五苓散利尿会使烦热、口燥、消渴等津液缺乏症状得以解除的道理。近代人有实验证明，五苓散确能促进局部性水肿的吸收。也有报道用五苓散治疗腹水病人，部分病人是在腹水减少或接近于消失时才有利尿现象。这些观察都证明了“行水”以存津的作用。“通津”法即开郁通津的治法，最有代表性者莫如小柴胡汤证。如第264条“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为少阳病小柴胡汤的主证之一，是少阳病初始上焦津液不足的反应。第223条“阳明病，胁下鞕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是津液不得下输，引起下焦津液缺乏所致。与小柴胡汤，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这里小柴胡汤主要是疏导了气机之郁结，使津液之流动得以上下通达。津液得下，大便自调；津能上承，口苦、咽干、目眩自解；能输津于皮毛，故使其濈然汗出而解，实际上是改善了津液分布状态的结果。分利法与固涩法，主要是针对津液流动紊乱，偏渗大肠引起下利而采取的治法。如第164条“……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以赤石脂禹余粮汤从大肠“固涩”，利其小便是从小肠分利，即所谓“利小便以实大便”的方法，都是力图通过改变津液的流动方向，制止津液从大肠流失，从而达到存津液的目的。一般说，调节津液的流动与分布途径，多用于局部性亡津液的证候。

2. 促进津液的转化与代偿途径 包括温阳、益气两法。温阳存津，常用于三阴病吐利不止，引起的整体性津液匮乏证候。众所周知，大吐大利，既亡阴又亡阳，严重者导致“下厥上竭”“吐已下断”等亡阴亡阳证候。但是，津伤阳不亡，其津自能再生。故《伤寒论》病入三阴最怕亡阳，有亡阴亡阳预兆者，始终把纠正亡阳视为当务之急。如第389条“吐已下断”表明津液竭尽，无物可吐可下了；“四肢拘急不解”，是津液耗竭不能濡润筋脉，因而引起不断的手足抽筋，亡津液的证候堪称重险；但其“汗出而厥”“脉微欲绝”，亡阳之象也极严重，是一个典型的阴竭阳亡重证。此时，用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大力回阳，实则生阴，体现出“温阳”存津液途径。又如第21条桂枝加附子汤证，其证“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是一个阳虚津亏证候，其治疗也是着重从“温阳”入手的。“温阳”何以能存津？这可能与调节人体气化功能，促进了自身津液的生成、转化有关，即所谓“阳生阴长”的道理。“益气”生津，应用极广，在《伤寒论》里，无论是亡津液的寒证热证、阳虚阳盛、整体性局部性，都曾用到“益气”生津治法。大家知道，一方面，津液与气的关系，是“津气同源”的关系，二者可以互相转化，诚如前文已经述及；另一方面，津液的流动不息与循行不机，又是靠气的推动和约束来实现的。如气虚不固，则可发生自汗、下利、遗尿、多尿等津液亡失现象，说明气对津液存在一种约束并减少耗损的能力。所以，《伤寒论》纠正亡津液常常要辅以“益气”的治法。例如，第62条桂枝新加汤证，第69条茯苓四逆汤证，第168条桂枝人参汤证，第173、174、175条白虎加人参汤证，第384条四逆加人参汤证，第396条竹叶石膏汤证等，这些亡津液的汤证，有寒证有热证，有阳虚有阳盛，有大汗有大下引起的，但都用到了人参、甘草等强有力的“益气”药，就是证明。“益气”生津的作用原理，可能与调动了人体自身津液的调节和转化功能，补充了某些物质缺失，从而增强了人体对津液亡失的代偿和适应能力有关。

（二）排除耗液因素途径

这是存津液的根本大法和重要途径，包括祛除致病邪气和减少治不得法而伤津液等内容。

1. 祛除病邪耗液途径 体现在解表、清热、攻下诸法之中。《伤寒论》病在太阳强调解表、发汗，目的是排除邪气于萌芽状态和刚入门户之时，以免入里化热伤津。如第190条云：“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说明不仅要解表、发汗，而且要解得透彻，如解表不彻底也会化热伤津引起传变。由此可见，解表是预保津液之先着。六淫之中，惟热邪最易伤津。如表邪未解，一旦入里化热，里热高亢，蒸腾津液，或从汗泄，或从内消，常常迅速引起整体性亡津液证候。此时如不积极清热，光进行调节或补充津液，犹如用一杯之水，救车薪之火，舍本逐末，难济于事。第181条白虎汤证甘寒清热，第370条白头翁汤证苦寒泄热，都是以祛除邪热为目的的“清热”存津法。如里热化燥成实，形成燥屎内结，则津液内消尤为剧烈。此时急宜“攻下”燥屎以排除耗液之因，而存已伤之液。第70、108、250、251、212条调胃承气汤证，第214、218、219、252、373条小承气汤证，第213、217、240、242、243条大承气汤证，就是根据燥屎结滞的不同程度而采取的“攻下”涤荡以存津的治法。第235条“……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猪胆汁，皆可为导”。则是津液已枯竭，不任攻下，改用外导法排除结滞。至于阳明病三个急下存津证以存胃津，即第254、255、256条承气汤证，以及少阴病三个急下存津液证以存肾液，即第320、321、322条大承气汤证，更是因为热邪内伏，津液有迅速枯竭之势，仲景主张“急下之”，即急除耗液之因，以存将亡之津。说明排除耗液因素在存津液的治疗中，始终都是重要途径。

2. 排除治疗方法上的耗液因素 主要是防止治不得法或用药不当而造成的津液耗损。《伤寒论》强调太阳表病当发汗，忌攻下；阳明病用清、下两法，禁发汗、利小便；少阳病当和解，忌用汗、吐、下、利诸法；病入三阴当温里，或清热，或滋阴，或急下，总之不可发汗。这些禁法，实际上是为了减少津液的无谓耗损。至于无论服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均取微汗，不要大汗，汗出则“停后服”；服承气汤“若一服利，则止后服”；服瓜蒂散不吐“少少加”，更明显地为防止津液耗损而采取的措施。《伤寒论》几乎用了近半数条文阐述治不得法或用药太过，如误汗误下或过汗过下等，以致损伤津液而引起证候的转变，也足以证明仲景是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耗液因素加以排除的。

（三）补充津液耗损途径

包括直接或间接补充津液的量和质，具体有“补水”“滋阴”二法。

1. 直接补充水液途径 或称“补水”法，在《伤寒论》中主要是口服法，例如，第71条“……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第246条“……小便数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第329条“厥阴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这是仲景在当时条件下，采取口服法直接补充津液的治法。值得注意的是，仲景再三强调用口服法补充水液要“少少与之”，意味着不能大量灌注。第76条指出“……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因为津液损伤其气必虚，突然大量饮入，可因气化不行，导致水液停滞，而生喘逆。

2. 滋阴生津途径 主要是补充津液的质的耗损。津液的质是指津液中所含的各种精微物质。人体各部脏腑层次中的津液所含精微物质是不同的，其功能也大不一样，故有肺阴、心阴、胃阴、脾阴、肝肾之阴等名称之不同。这些不同的名称就意味着各脏腑津液存在质的差异，绝对不是津液量的区别。由于人体脏腑盛衰不同，受邪部位不同，病变阶段不同，故其津液耗损各有侧重，有主要是亡肺胃之津者，有心肾阴虚最突出者，有脾津不足者，有血虚者，等等。“滋阴”生津的方药，也必然多种多样，有所侧重。例如，第173条白虎加人参汤证，第369条竹叶石膏汤证，为甘寒生津法，侧重滋养肺胃之阴；第29条芍药甘草汤证，为酸甘化阴法，侧重滋肝阴而养筋脉；第303条黄连阿胶汤证，侧重滋心肾之阴，使水火既济；第182条炙甘草汤证，用生地黄、阿胶、麻子仁等，侧重补心血不足；第249条麻仁丸证，则主要是充填脾津，以润肠通便。如此等等，针对不同情况的亡津液证候，遣用不同的方药，显然是为了补充津液的不同质的耗损。因为除了某些药物可以促使人体自身津液的转化、生成以外，一杯汤药毕竟只有一杯的量，不能把“滋阴”单纯地理解为补充津液之量，道理就在这里。即使某些“滋阴”方药有促使自身津液转化、生成的作用，并从而可以增加津液的量，但是，应该说是补充了阴质的结果。

诚如上述，存津液的方法与途径虽有如此之多，但在《伤寒论》中通常是多途径、多方法综合应用的。例如，竹叶石膏汤，用竹叶、石膏清热生津，排除耗液因素；用人参、甘草益气生津；用麦冬、粳米滋阴生津等，体现了综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