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实为当务之急

（此文写于1981年5月）

中国文化是悠久而灿烂的，其中医药文化尤为丰硕，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是做出了伟大贡献的。它经历数千年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万种以上的医药典籍。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由于中医政策的贯彻，中医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是有成绩的，据初步统计，经过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解、今译、复印等）出版的古籍数百种，其中经典著作有《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名家著作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朱肱的《南阳活人书》，张介宾的《类经》《景岳全书》，叶天士的《温热论》等。还整理出版了部头较大的类书、方书，如《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圣惠方》《普济方》等。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不仅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完全停顿，而且原有线装古医书和铅印、影印的古医书亦损失惨重。就我个人而言，经40余年所收藏的数万册线装古医书，多半都被抄毁散失，现在不足一万册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此项工作开始恢复，如绝版数百年的名著《医学启源》，篇幅浩大的《医方类聚》，都已于近年整理出版。惟随着中医教育和医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以及学习中医的越来越多，甚至在国际间亦逐渐掀起中医、中药、针灸的热潮，显得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和速度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实际需要。去年九月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的指示，这对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这对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医药文化，解决当前中医乏人、乏术的严重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历代医家和封建王朝对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都曾做出巨大的成绩。如王焘编的《外台秘要》，宋臣林亿等校刊的《素问》《伤寒论》，明代编的《普济方》，清人编的《医部全录》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他们在对待祖国医学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所作为的。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种种条件都比封建王朝要优越得多，我们能本着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在卫生部的直接领导下，竭尽我们的精力去做，必然会做出远远超过前代的成绩来。

为了做好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我认为首先应该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应该是根据实际需要，按先后缓急来制订。如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仲景《伤寒论》等，是学习中医必须认真阅读和研究的，但为汉代以前的文字，不具备相当的古汉语水平，是难以进行阅读的，必须作为整理出版的重点书籍。其次如必读书、参考书、临床应用书以及工具书等，依次排列，并按现有人力物力，分期分批地整理，定期出版。至于有实用价值的善本、珍本、孤本，亦当尽量选印，不能把它当做古董，而任其毁于椟中。

整理中医古籍的目的，是要使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的人都能看得懂。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古籍，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整理。如明代清代以下的古医书，只要通体标点，就其个别难解之处，略加注释就可以了。宋元以上的古医书，文字较为艰涩，又历时较久，错简脱讹，势所难免，便得用校勘、训诂、注解、章句、今译等多种方法进行，这部分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说：“整理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和总结出一个有关的科学概论，如没有二三部很精较详细的《中国哲学史》，那末，一大堆子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同意这一说法，在这次整理出版大量中医古籍的基础上，必须组织一支精干的力量，从事“中医学史”或“中医学术思想史”的编写，来说明中医学在历史上发展与各个时期哲学、史学以及自然科学彼此之间内在联系，及其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所做出的贡献。

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是存在于经典著作之中的，所以必须组织具有较高水平的力量，从事这一工作。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把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能比较全面而完整地揭示出来，可以说这是整理中医古籍的最高阶段，为了要达到这个阶段，不仅校勘、训诂、注解、今译等方法不可少，还要通过归类、分析、阐发等过程，方能完成。整理中医古籍而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我认为是没有完成最终目标的。

为了保证很好地进行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建议卫生部应切实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同时更要发动各个地区水平较高、医学文学修养有素的人员，投入这一工作中来，能够使这一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保质保量地进行下去。同时我认为整理出版中医古籍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发展中医科学的百年大计。尽管通过了辛勤的整理工作，但出版部门的生产力和生产手段跟不上，还是不行的。特别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必须要用繁体字来排印，如没有这一设备，是完不成任务的。希望卫生部在中医局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医图书出版社，设置繁体字车间，培养能认识繁体字的工人，专门从事中医古典著作的出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甚至还应该考虑适当引进印刷出版的先进技术，来提高我们的出版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