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

《内经》之所以加上“黄帝”名称，仅仅就是个“溯源崇本’的意思，也就是藉以说明我国的医药文化渊源甚早。它既非是言实有黄帝之圣，留下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也不等于说《黄帝内经》是在黄帝时代就有的。那末，《黄帝内经》这书究竟著作于什么时代呢？据宋臣高保衡等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时写的序文说：“或曰：《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

说明早在公元11世纪中期就有人怀疑《黄帝内经》不是黄帝著的书，而是到了战国时期才有的。但是宋臣高保衡等对这一怀疑，是抱的否定态度。他们说：“人生天地之间，……八尺之躯，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十二经之气血大数，皮肤包络，其外可剖而视之乎？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尽管他们对“似出战国”之说持否定态度，但说无论据，仅凭空说一些“大圣上智”，“最出远古”一类浮泛虚饰之词而已。揆诸实际，“似出战国”这一推论的提出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亦不能谓为尽出于战国。正如吕复说：“《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指《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的《黄帝泰素》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语），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元·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引）

因此，关于《黄帝内经》成书的时期问题，就不能简单化，必须按照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即是要按照《黄帝内经》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如《黄帝内经》有《素问》《灵枢》两大部分，两部分又各有81篇，即非出自一时，更非出自一人，便不能不按其内容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了。下面先谈谈关于《素问》的著作时代。

《素问》的成书期，总的说来，一般都倾向于是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时代的作品。先看看宋人的意见：

邵雍，字尧夫，宋·范阳人，精于《易》学，是百源学派的宗师，著有《观物篇》《皇极经世》等书。他就在《经世》书里说：“《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见《经世》卷八下《心学第十二》）

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亦精于《易》学，著有《识仁篇》《定性书》等。他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见《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

司马光，字君实，宋·夏县人，曾相宋哲宗，著有《资治通鉴》。他与范景仁书云：“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见《传家集·书启》）

朱熹，字元晦，宋·婺源人，为宋代理学大师，著作甚富，经后人整理成《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其《古史余论》云：“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指黄帝）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

再看看明人的意见：

方孝儒，字希直，明·宁海人。著有《逊志斋稿》《侯成集》《希古堂稿》等，他说：“世之伪书众矣，如《黄帝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故其书虽伪，而其人近古，有可取者。”（《逊志斋稿·读三坟书》）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明·桐城人，著有《通雅》《物理小识》等书，其于《通雅》云：“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再看看清人的意见：

魏荔彤，字念廷，清·柏乡人，著有《伤寒论本义》《金匮要略方论本义》。其于《伤寒论本义·自序》云：“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

崔述，字武承，清·大名人，于所著《补上古考信录·黄帝说》云：“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

通过上述诸家的证明，《素问》这书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是否百分之百都是呢？又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了。

现存《素问》的全部内容，可把它分做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即除开七篇大论以外的，基本部是可以把它叫做《素问》的前期作品。上述诸家所说《素问》成书于战国，就是指的这部分前期作品而言。内容最多，凡七十余篇，其中某些主要内容，与同样是战国时代书的《周礼》两相比较，便足以充分证明《素问》和它是一个思想体系。

例如《周礼·食医》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而《素问·金匮真言论》则略谓：东方味酸，生于春；南方味苦，生于夏；中央味甘；西方味辛，生于秋；北方味咸，生于冬。

又例如《周礼·疾医》云：“四时皆有疠痢，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而《素问·金匮真言论》即言“春气者，病在头”。惟“夏取分腠，治在肌肉”，出自《灵枢·寒热病》，分腠肌肉，都是痒疥疾所发之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复谓：“夏伤于暑，秋必痃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其言四季之疾之相同又如此。

《周礼·疾医》仅言：“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而《素问·藏气法时论》即统言：“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并具体提出：“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耎。”

《周礼·疾医》仅言：“以五气、五声、五色其死生”。而《素问》则述之更详。例如：《平人气象论》云：肝脏筋膜之气，心脏血脉之气，脾脏肌肉之气，肺行营卫阴阳，肾脏骨髓之气。此所谓五气也。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笑，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此为所谓五声也。又如《素问·五脏生成篇》云：“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赤如衃血者死，黑如炲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周礼·疾医》还说：“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而《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自古通天者，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素问·金匮真言论》则略谓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耳，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二阴。目二、耳二、鼻孔二、口一，前后阴共为九窍。上窍七，下窍二，当其有病变，必两参之而不失。又《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王冰解释说：“形藏四者，一头角，二耳目，三口齿，四胸中也。……神藏五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也。”当其有病变也，或诊形藏部位之脉，或诊神藏部位之脉，亦必两参之，斯为万全。

看来《周礼》所言者略，《素问》所言者详，毕竟《周礼》不是医书，而《素问》乃专言医者，虽然详略有所不同，而其理论体系则毫无差异处，既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

再以《史记·扁鹊仓公传》为证。其云：“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日：‘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间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得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扁鹊对齐桓侯辨证和论治的理论，可说均出自《素问》。《素问·缪剌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

扁鹊所谓的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完全是将《缪刺论》理论在临证的具体运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扁鹊以汤熨治腠理，以针石治血脉，以酒醪治肠胃，在骨髓则无奈之何的理论，与此可谓毫无二致。以此说明《素问》的成书，决不会后于扁鹊。

再可以《素问》的文体为证。先秦之文，多作韵语，除五经而外，他如《文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鶡冠子》《鬼谷子》等，都是如此。而《素问》的《上古天真》《四气调神》《生气通天》《阴阳应象》《脉要精微》《三部九候》《宝命全形》《八正神明》《离合真邪》《刺要》《刺禁》《调经》诸论，其中作韵语的文字特多，都非后世之文所可比拟的。特别是《素问·八正神明论》最末一段云：“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真、文、元交错相叶，古韵铿然。无怪顾亭林说：“其文绝以《荀子·成相篇》。”（见《日知录》卷二十一）《成相篇》是《荀子》书中最出色的一篇韵文，亭林以之比拟，其推崇之意，可以知矣。

综观以上三点，《素问》的第一部分，以《周礼》《扁仓传》注明其学术思想，并从其文字结构来看，说明均出于先秦，并不可能迟于扁鹊以后，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素问》的第二部分，主要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也就是王冰所说的得先师所藏之卷。还包括《六节藏象论》前面一段，也就是“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至“孰少孰多，可得闻乎”716字，据林亿等的新校正云：“全元起注本及《太素》并无，疑王氏之所补也。”其内容又与大论之文相同，新校正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此，也把它算做第二部分。看来这第二部分，全是王冰所补的。但王冰究竟根据什么来补的呢？林亿等说：“《素问》第七卷亡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晋人也，序《甲乙经》云亦有亡失。《隋书·经藉志》载《梁七录》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无第七。王冰唐宝应中人，上至晋皇甫谧甘露中已六百余年，而冰自为得旧藏之卷，今窃疑之。乃观《天元纪大论》《五运行论》《六微旨论》《气交变论》《五常政论》《六元正纪论》《至真要论》七篇，居今《素问》四卷，篇卷浩大，不与《素问》前后篇卷等。又且所载之事，与《素问》余篇略不相通。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为两书甚明，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王冰序注新校正）

我基本同意“新校正”的看法。至于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讲五运六气的规律和变化，及其对人体疾病的影响。《素问》里一再提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既见于《举痛论》，又见于《气交变论》），更提到“人与天地相参”（见《欬论》），即是说人位置于大自然之中，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必然很密切，人便得从认识自然的规律入手，进而参与大自然的变化，使人能更好地生活于大自然之中，这就是讲五运六气的基本精神。

既承认几篇大论是古医经之一，那末，究竟古到什么程度呢？是否如缪希雍所说：“原夫五运六气之说，其起于汉魏之后乎！何者？张仲景汉末人也，其书不载也。”（《本草经疏》）张仲景书不是不载，而是载的较少。例如《金匮要略》云：“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此谓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谓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这完全是讲的运气的内容，请看赵以德的《衍义》说：“考之《内经》，候气至不至，有谓四时者，有谓五运者，有谓六气者，发明详矣。至四时，则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六甲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而各从其治主焉。求其气之至也，皆从春始，未至而至，此为太过，则薄所不胜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为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素问·六节藏象论》）然在脉应：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太过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内。在‘五运相袭，而皆治之。’（《六节藏象论》）终期之日，阳年先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太过；阴年后天而至，当岁之运，则气不及。与其年和，则非太过不及而平。与司天地气不和，则胜而报复，复则郁发，待时而作，作则风湿燥热火寒之气，非常而暴（胜复郁发诸气，均见《六元正纪》《至真要》两论）。在六气，则曰六气之胜，‘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见《至真要大论》）之类。在脉应则曰：‘厥阴之至弦，少阴之至钩，少阳之至大而浮，太阴之至沉，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见《至真要大论》）……由此观之，仲景言四时之定法者，若遇气运加临主位，则必将奉天政之寒温，虽与四时气有反者，难为逆时也，候同也。且《经》曰：‘主胜逆，客胜从。’（见《至真要大论》）又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常政大论》）此又不在独守四时之气，而参之以运气者矣。”

赵氏《衍义》以运气说释仲景是正确的，因“至而至，至而不至”等提法，基本就是从《素问·六微旨大论》来的，并不是仲景的创说。仲景即曾言运气，则运气说自当在仲景之先，而不是如缪希雍所说，是在“汉魏之后”。又先到什么时限呢？从七篇大论以甲子纪年来说，不会晚于东汉。因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颁布四分历，便已开始用甲子纪年了。虽然说甲子纪年是从东汉章帝始，不等于说运气也是从这时开始，只能说运气学到了东汉章帝时采用了甲子纪年的方法，因这一方法比用“岁阳岁名”纪年，即有意义，而又方便得多。又如运气中纪月的方法，都是正月建寅，二月建丑，三月建辰，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就开始了，所以不能把它推到章帝以后去。

再从文字气象来说，几篇大论中的有韵之文，比之于第一部分诸篇，并不减色。例如《天元纪大论》云：“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生，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以上元真合韵）。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即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阳部韵）。”又如《至真要大论》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上声鱼部韵）。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支脂通韵）。”因此，我认为第二部分的内容，至迟亦应该断至东汉以前。

综上所述，《素问》的成书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至东汉一段时间，经过多数医家，逐渐汇集而成，这是就笔之于书而言。至其学术思想，以及许多内容的流传，应当说要比这早得多。因笔之于书时，不可能都是各个医家的创说，而是各有师承和祖述的。

至于要明确《灵枢》的成书年代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灵枢》的真伪问题。自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灵枢》是“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中抄出之文。”元代吕复指《灵枢》系王冰以《九灵经》之更名（见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清代杭世俊《道古堂集》说《灵枢》“文义浅短，为王冰所伪记。”但晁、吕、杭三氏之说，是否可成立呢？答案都是否定的，请看下列三家所论，便明白了。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云：“愚案《灵枢》即《针经》，见于《汉艺文志》皇甫谧《甲乙经》序，并非后出。《灵宝注》以针有了九名，改为《九灵》，又以十二经络分为十二卷，王冰又因《九灵》之名而改为《灵枢》，其名益雅，其去古益远，实一书也。请列五证以明之。皇甫谧《甲乙经》序曰：‘《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为十二卷。’今检《甲乙经》，称《素问》者，即今之《素问》；称黄帝者，验其文即今《灵枢》。别无所谓《针经》者，则《针经》即《灵枢》可知，其证一也。《灵枢》卷一，《九针十二原篇》已云‘先立《针经》’，是《针经》之名，见于本书，其证二也。王冰云：‘《灵枢》即《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与皇甫谧同，当是汉以来相传之旧说，其证三也。杨尚善，隋初人也，所著《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类成》中土久佚，今由日本传来。其书采录《灵枢经》文，与《素问》不分轩轾，与《甲乙经》同。是汉唐人所称《内经》，合《素问》《针经》而言，非专指《素问》明矣，其证四也。《灵枢》义精词奥，《经筋》等编，非圣人不能作，与冰《素问》注相较，精粗深浅，相去悬殊，断非冰所能伪托，其证五也。”（见卷七《灵枢经跋》）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又补充陆氏的第一、第三两点说：“夫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为《内经》，王冰以《素问》《灵枢》为《内经》，《针经》《灵枢》卷数相合，盖一书而二名耳。谧去古未远，其言当有所受之。冰邃于医学，唐时《针经》具在，必不舍流传有绪之古书，而别指一书以当《内经》，断可识矣。《玉海》卷六十三引《书目》（按即《中兴馆阁书目》）云：‘《黄帝灵枢经》九卷，黄帝、岐伯、雷公、少俞、伯高问答之语。隋杨上善序：凡八十一篇，《针经》九卷大底同，亦八十一篇。《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按今本《灵枢》，实以《九针十二原》为第一篇，而无《精气篇》，与《中兴书目》不同，盖《书目》据杨上善本，今所传为史崧所上，乃别一本也。《精气篇》疑即今之《决气篇》篇中首论精气，又间有详略。王冰以《针经》为《灵枢》，故席延尝云：‘《灵枢》之名，时最后出。’（《汉艺文志考证》卷十引较略，《宋史·艺文志》席延尝《黄帝针经音义》一卷）是《灵枢》即《针经》，宋人书目，具有明文。其时《针经》尚存，以之两相对勘，见其文字相同，实一书而二名，故能言之确切如此。”

以上陆心源的五证，和余嘉锡的辨证，完全足以说明《针经》《灵枢》，名虽二而书实一，或者说是同一书的两种本，决不是两种不同的书，这一点已经毫无可疑的了。至于有人说《灵枢》的文字比《素问》浅薄，因而怀疑其为伪出，如吕复、杭世俊、日本丹波元简父子都有这一论调，究其实质，并不如此。正如黄以周所说：“或又谓《素问》义深，《九卷》义浅。夫《内经》十八卷，乃医家所集，本非出一人之手。论其义之深，《九卷》之古奥，虽《素问》不能过。其浅而可鄙者，《素问》亦何减于《九卷》？《九卷》之于《素问》，同属《内经》。《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黄帝骨度、脉度、筋度之问，而无对语，王注以为具在《灵枢》中，此文乃彼经之错简。皇甫谧谓《内经》十八卷，即此二书，可谓信而有证。《素问·针解篇》之所解，其文出于九卷，‘新校正’已言之。又《方盛衰论》言：合五诊，调阴阳，已在《经脉》。《经脉》即《九卷》之篇目，王冰注亦言之，则《素问》之文，且有出于《九卷》之后矣。《素问》宗此经，而谓此经不逮《素问》，可乎？”（见《儆季文钞·黄帝内经九卷集注序》）

黄氏说：“《九卷》之古奥，虽《素问》不能过，其浅而可鄙者，《素问》亦何减于《九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灵抠》最前面10篇大文从《九针十二原》到《经脉》浩浩瀚瀚，其笔仗的坚峭朴厚，比之《素问》诸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本输》《小针解》两篇，境界之大，气势之雄，实为两经之冠。所以周学海说：“非三代上不能作，非三代上之圣人不能作。《尔雅》尚难抗行，世必谓秦汉诸子为之，试取《吕氏春秋》《淮南子》诸篇及郑孔注疏读之，岂能望其肩背？”（见《内经评文·灵枢》）“圣人”之说虽不可取，其文章气象，确是秦汉以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义。相反，如《素问》的《宣明五气》《血气形志》篇，篇法文势，都较卑弱，而《灵枢》中的《外揣》《背腧》《寒热》诸篇，亦直与之等。故从文章方面来作《素》《灵》两书的比较，是没有多大优劣之分的。因而《灵枢》晚出之说，亦不能成立。当然，它亦和《素问》一样，个别的内容，是比较晚的。如《阴阳系日月篇》说：“寅者，正月之生阳也。”显然是汉武帝颁布太初历以后的记载。于此，我的结论是：《灵枢》基本上是《素问》的姊妹篇，并不比《素问》晚出。《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灵枢》各居其九，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灵枢》和《素问》一样，基本上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渗入了汉代的东西，因而它亦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

最后谈谈《素问遗篇》的问题。《素问》中有《刺法论》和《本病论》两篇，据王冰编次本来说：《刺法论》居七十二，《本病论》是第七十三篇。当王冰次注的时候，这两篇已经不存在了，仅于目录中保存两论的篇名，并注明“亡”。但到了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又附列这两篇，并另题名为《素问遗篇》。温舒里居不详，帷前有元符己卯（哲宗十四年公元1099年）自序，并题朝散郎太医学司业。林亿等校《素问》时亦曾见到，故其“新校正”略谓：“详此二篇，亡在王冰之前，按《病能论》篇末，王冰注云：‘世本既阙第七二篇，’谓此二篇也。而今世有《素问亡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

两篇内容，主要是讲运气升降，迁正退位的问题，其辞理确是鄙陋，不能与两经相比。究为何人所伪，不得而知。惟周学海说：“二篇义浅笔稚，世皆斥其伪矣。揣其时当出于王启玄之后，刘温舒之前，决非温舒所自作也。时有古义杂出其间，如入疫室者，先存想五脏之神，见于《巢氏病源候论》，即其分辨五疫五疠，成于三年，俱卓有精义，必有所受之矣。第篇中仅排次其位，而无所发明其理，注中更引用咒语，尤为鄙俚。故二篇者，纪数之文也，不当以义理绳之。”（《内经评文·素问遗篇》评语）

要之，《素问遗篇》肯定是伪书，其所伪的时代，不出于唐宋之间，内容的实际意义不大，惟传“小金丹”一方，时或有用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