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黄帝内经》诸家

注《黄帝内经》最早的，当推梁全元起所注的《黄帝素问》八卷，又叫做《素问训解》。宋朝这书还存在，以后便散失不见了。现从宋臣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还可以见到少数全氏的注解，如《生气通天论》“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句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又《热论》“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句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藏作府’。元起注云：‘伤寒之病，始入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腑，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前者把“淫气”解释为内在的因素，“风客”解释为外在的条件，这是合乎病变机制的，后者先校正藏为腑之讹，才符合三阳经的受病，既云：“可汗而已”，当然邪尚在阳经表分，是合乎辨证论治原则的，可惜就像这类全氏的残缺注文，亦不可多得了。

观尚存较完整的注本，可分以下两类。

（一）单注《素问》诸家

1．王冰《素问释文》二十四卷

王冰对《素问》卷篇的整理，已如前述，而于注解中的发挥，亦有许多突出的地方，如阐发《至真要大论》“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的制方大义说：“夫病之微小者，犹人火也，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故逆其性气以折之攻之。病之大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穹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火扑灭。”

这种“以寒治热”和“引火归原”的理论，在临床上都是极其有指导意义的。王冰在同一篇中阐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的理论说：“言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对阳虚与阴虚两种不同的病变，采取“益火”与“壮水”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用于防治疾病的工作中，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吴崐《素问吴注》二十四卷

吴崐的《素问吴注》，是以王冰的二十四卷本为底本，由于他的临床经验较丰富，对《素问》所言生理、病机、脉法的地方，较有深入的理解。如注《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说：“决，开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水滥高原；中焦不治，水停中脘；下焦不治，水蓄膀胱。故三焦气治，则为开决渎之官，水道无泛溢停蓄之患矣。”结合临床所见的病变，来说明“三焦决渎”的生理作用，便不觉空泛，而有其实际意义。

关于切诊寸口动脉，观察脏腑病机的问题，《五脏别论》说：“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吴崐进而发挥说：“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熏蒸于肺，肺得诸脏腑之气，转输于经，故变见于寸口。”五脏六腑之气味，始则五味入口藏于胃，继则由脾气转输气味，皆出于胃，循经脉而变见气口。吴氏之说，与传统的概念还是符合的。

《五藏生成篇》讨论诊切五脏生死脉时说：“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王冰以母为应时旺气，张介宾以母指病因，马莳以母指为五脏相乘之气，高士宗谓母为病本。揆之临证，都不尽合，惟吴氏云：“始，得病之原也，建，立也。母，应时胃气也。如春脉微弦，夏脉微钩，长夏脉微耎，秋脉微毛，冬脉微石，谓之中和而有胃气。土为万物之母，故谓之母也。若弦甚，则知其病始于肝；钩甚，则知其病始于心；耎甚，则知其病始于脾；毛甚，则知其病始于肺；石甚，则知其病始于肾。故曰，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把母解释为胃气，是符合临床经验的。汪昂说：“《素问吴注》间有阐发，补前注所未备。”这话并未过誊。

3．高世栻《素问直解》九卷

高式栻的《素问直解》，是继张隐庵《集注》之后而成书的，他认为“隐庵集注，义意艰深，其失也晦。”高氏的注解，确是比较解得明白晓畅。如其注《阴阳应象大论》“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云：“人之志意起于内，故喜怒伤气；天之邪气起于外，故寒暑伤形。举喜怒而悲忧恐在其中，举寒暑而燥湿风在其中。在天则寒为阴，暑为阳；在人则怒为阴，喜为阳。故卒暴而怒，则伤吾身之阴气；卒暴而喜，则伤吾身之阳气。”发挥无多，却能大畅厥旨，这是高氏作注的特色。

4．张琦《素问释义》一卷

张琦的《素问释义》本平凡无它可述，惟亦有两大特点，足供必要时的参考。首先是书中所注，多将黄元御《素灵微蕴》及章合节《素问阙疑》两家之说，而黄书和章书都流行较少，特别是《阙疑》，极不易觏，可于《释义》中求之。其次是林亿《新校正》关于篇卷变迁的校语，基本上都采用了。至于他的注语，亦时有发挥，如注《六节藏象论》“关格之脉赢”句云：“盖关格虽有内外之不同，而总为阴盛而病阳，外格则阳浮，内关则阳陷，非阳盛而关阴于外之说也。绎越人、仲景、《甲乙经》之义，则得之矣。”“阴盛而病阳”一语，抓住于关格病成因的关键。

（二）全注《素问》《灵枢》诸家

1．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杨上善的《太素》，实为《素问》《灵枢》的混合改编本，其改编的方法，容后再谈。至其所注，黄以周氏略谓：“其为注，依经立训，亦不逞私见，则其有胜于王氏次注者，概可知矣。且《太素》所编之文，为唐以前之旧本，可以校正今之《素问》《灵枢》者，难覼缕述。《素问》《灵枢》多韵语，今本之谐于韵者，读《太素》无不叶，此可见《太素》之文之古。杨氏之深于训古，于通假已久之字，以借义为释，其字之罕见者，据《说文》本义，以明此经之通借。其阐发经意，足以补正次注者亦甚多。不仅如《新校正》所引皇甫氏《甲乙经》并《素问》《灵枢》《针经》为一书。王氏好言五运六气，又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杨氏好言《明堂》《针经》而别注之，不并入《太素》，此亦其体例之善，识见之高者。”（《儆季文钞·旧钞太素经校本叙》）

注《素问》者，始于全元起，注《灵枢》者，实始于杨上善，可惜后来马莳、张介宾、张志聪注《灵枢》诸家，均未及得见《太素》，因今日我国传本，是自日本影写的仁和寺宫御藏唐人卷子钞本所翻刻者。

2．马莳《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各九卷

马莳的两部《注证发微》，其注《素问》部分，不为人所称许，《灵枢》部分，以其素娴于针灸经脉，故所注较精。试举《灵枢·四时气》为例，篇中谓：“春取经，夏取盛经孙络，秋取经俞，冬取井荥。”马注说：“春取经之经，当作络，义见《素问·水热穴论》。春取络穴之血脉分肉间，如手太阴肺经列缺为络之类。夏取盛经孙络者，盛经如手阳明大肠经阳豁为络之类。孙络者，即《脉度篇》所谓‘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也。秋取各经之俞穴，如手太阴肺经太渊为俞之类。冬取井荥，取井以泻阴逆，则阴经当刺井穴，如手太阴肺经少商为井之类，取荥以实阳气，则阳经当刺荥穴，如手阳明大肠经二间为荥之类。”由于四时邪气侵犯人体各有深浅之不同，针刺选穴，便有井、荥、俞、经、合之各殊，如果不是于针灸理论和经验并富的人，便不可能注到马莳这样准确的程度。

又如《灵枢·经筋》说：“经筋之病，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俛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马莳注说：“寒急有阴阳之分，背为阳，阳急则反折；腹为阴，阴急则俛不伸。故制为焠刺者，正为寒也。焠刺即燔针。”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于阳急、阴急之分，便不能如此熟识。所以汪昂于其《素问注证发微》颇多非议，而对于马注《灵枢注证发微》则曰：“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虽其中间有出入，然以从来畏难之书，而能力开坛坫，以视《素问》注，则过之远矣。”

3．张介宾《类经》三十二卷

张介宾的《类经》，除了将经文分类而外，对于两经的注释，补有在诸家之上者。如《素问·五藏生成论》“此皆卫气之所留止”句，自王注为“卫气满填，以行邪气，不得居止”后，诸家多从王义。独介宾另为之说曰：“凡此谿谷之会，本皆卫气留止之所，若其为病，则亦邪气所容之处也。”王注以“留止”分正邪言，究于义不安，不如张注的言顺理从。

又注《玉版论要篇》“脉孤为消气”云：“脉孤者，孤阴孤阳也。孤阳者，洪大之极，阴气必消；孤阴者，微弱之甚，阳气必消，故脉孤为消气也。”说理既透，最易使人从临证方面来体会。

又注《灵枢·九针十二原》“必在悬阳，及与两卫”云：“悬，犹言举也。阳，神气也。凡刺之时，必先举神气为主，故曰悬阳。两卫者，卫气在阳，肌表之卫也，脾气在阴，藏腑之卫也。二者皆神气所居，不可伤犯，凡用针者，首宜顾此，故曰两卫。”比马注以阳为扬，张志聪以悬阳为心，于义都胜。又注“陷脉”云：“诸经孔穴，多在陷者之中，……故凡欲去寒邪，须刺各经陷脉，则经气行而邪气出，乃所以取阳邪之在上者。”而张志聪指“陷脉”为“额颅之脉，显陷于骨中”者，颇难以理解。张注的明白晓畅，于此可见其一般。

4．张志聪《素问集注》《灵枢集注》各九卷

张志聪的两部《集注》，是他率其门入集体注释而成，是以名之。正因其集中多人的智慧，故所注的质量亦较高。如《素问·阴阳别论》云：“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什么叫“心满善气”？王冰理解为“气畜于上故心满，下虚上盛，故气泄出。”这不符合《素问》的习惯用语。而吴崐、马莳、张介宾不作解释。张志聪注云：“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心满的满，同懑，心懑不舒，时欲太息而伸舒之。这是临床常见症状，本病当由心肾之气不能相交所致。又注同篇“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说：“所谓二十五阳者，乃胃脘所生之阳气也。胃脘者，中焦之分，主化水谷之精气以资养五脏者也。四时五脏之脉，皆得微和之胃气，故为二十五阳也。”而王冰却把胃脘之阳，指为人迎之气，未免失之简率，而与中医学传统的候脉须候胃气之旨不符合了。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脾脉急甚为瘈疭，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涎沫。”马莳认为这是脾气不下疏的去后涎沫。张注则谓：“脾不能游溢津液，上归于肺，四布于皮毛，故涎沫之从口出也。”据临床所见，仍以张说较胜。

张志聪师弟对其所注《素问》《灵枢》是颇为自负的，他说：“以昼夜之悟思，印岐黄之精义，前人咳唾，概所勿袭，古论糟粕，悉所勿存。惟与同学高良，共深参究之秘，及门诸弟，时任校正之严。”对待古人的东西，取其精华，扬弃糟粕，又发挥其集体力量，共同创造，这一精神是很可取的。

以上注解《内经》诸家，无论其单注《素问》或全注《素问》《灵枢》的，均各有其独到处，亦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如何吸取其所长，摒弃其所短，择善而从，这就要我们下一番研究功夫了。日人丹波元简的《素问识》《灵枢识》，丹波元坚的《素问绍识》也就是对各个注家作了一番比较选择，而且还是作得较好的，足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