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伤寒论》的流派

我国后汉时期医学大师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是中医学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体系的经典著作。《难经·第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叔和《伤寒例》引《阴阳大论》亦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说明春伤风，夏伤暑，秋伤燥，皆可名为伤寒，并不仅限于冬季所伤的寒邪，也就是广义的伤寒，是外感诸邪的总称，所以《千金方》引《小品》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并不是病变性质的区分。所以后来程郊倩著《伤寒论后条辨》竟说：“寒字，则只当得一邪字看。邪则有虚邪，有实邪，有阳邪，有阴邪，俱统此寒之一字内，以伤寒对中风，则中风为虚邪，伤寒为实邪；以伤寒对温病，则温病为阳邪，伤寒为阴邪；其暑湿二种，则介于虚实阴阳之间。邪各不同，总名之曰寒者何也？以所伤在太阳寒水之表则同，故从同同。”（见《后条辨·辨伤寒论五》）因而完全可以把“伤寒”理解为“伤邪”。释寒为邪，早见于《孟子·告子》中，“吾退而寒之者至矣”，这寒字就同于邪。是程郊倩的解释，亦是有根据的。

伤寒论的“论”，亦非如一般所理解，仅指这本书而言。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引》云：“书曰论，何也？……论病以辨明伤寒，非谓论伤寒之一病也。”意思即是说乃辩论之论。程郊倩《伤寒论后条辨》亦认为“伤寒论”的“论”字，不能“比作曰编、曰书、曰集等类”（见《后条辨·辨伤寒论一》），而是“论定后官之论”，“辩不定不成论，论不定不成医”（见《后条辨·辨伤寒论五》），仍然解释为辩论之论。以上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仲景的伤寒，应该是包括外感六淫而引起的诸种病证；二是伤寒论是一部对诸种疾病辨证论治的专著，而不局限于某一病，更不能仅把它比作一部方书。由于书中对疾病的分析和论断，理法方药兼备，探索出一套辨证论治可以遵循的规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历代医学家的珍视和研究，并奉之为中医学临证的经典著作。

一、晋唐两宋研究《伤寒论》八大家

仲景的《伤寒论》写成后，即受到当代华元化的称许，称赞为“此真活人书”。到了魏晋，太医令王叔和弥加珍视，备采仲景旧论，撰次成为今本，使仲景之学流传弗替。孙思邈在《千金方》里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其受到当时医家的重视，可以想见。由晋唐迄于两宋（包括金代）诸家书目所载，研究《伤寒论》而自成一家言的，最少有80种以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医学家，其著作尚存在的，可例举八大家如下。

王叔和，名熙，晋·高平人，约生于三世纪。他在《伤寒论》中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说明他研究《伤寒论》，是从脉、证、方、治几个方面来着手的，也就是按照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来进行的。现行的《伤寒论》本，一般认为卷一、二《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卷第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共八篇，都为叔和所增，以《脉经》有关诸篇来相互参看，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辨脉》、《平脉》2篇，主要是阐发“诊脉声色”，也就是对疾病的诊断问题。《伤寒例》则在发明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传变的变化，以及伤寒与温、暑诸病的分辨等。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共10篇，保存了仲景对疾病辨证论治的整个内容。至于《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8篇，是叔和从立法论治的角度来分析《伤寒论》的最重要部分，从《脉经》卷第七看来，还有“可不可”温、灸、刺、水、火等10多篇，实开后世从治法分析《伤寒论》的先河。

孙思邈，唐·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约生于公元581～682年间。他研究《伤寒论》是方与法并重，以法定方，从方分证。如太阳病，分做：用桂枝汤法57证，方5首，即桂枝汤、桂麻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用麻黄汤法16证，方4首，即麻黄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葛根黄芩黄连汤；用青龙汤法4证，即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它如柴胡汤、承气汤、陷胸汤等无不各系以证、法、方。同时特别注重对仲景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这个思想，可能是从《辨脉法》“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之说悟出。风伤卫，桂枝证也；寒伤营，麻黄证也；营卫俱病，青龙证也。后来成无己、方中行、喻嘉言等，竟发挥为太阳三纲鼎立之说。影响之深，可以概见。

韩祗和，北宋人。他研究《伤寒论》，只师仲景之心法，而不泥于论中条文和方药。谓伤寒的病机，主要是由于阳气内郁，即本于内伏之阳为患。治伤寒杂病于一炉，强调治杂病以证为先，以脉为后，治伤寒以脉为先，以证为后。应用方药不必限于论中诸方，略谓：“假令杂病方可用，治伤寒病者亦可投之，岂必待《伤寒论》中有法也。”故其临证，多为自拟之方，并必须分按时候辰刻而用，无论于汗、下、温诸法，均依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三个阶段不同用药。所著《伤寒微旨论》已佚，今所传的上下两卷，系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者。

朱肱，字翼中，自号无求子，宋·吴兴（浙江湖洲）人。他治伤寒学，首先明确论中所列三阳三阴，就是存于人体的十二经络，强调“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路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因而三阳三阴的病，就是足六经的病，经络有阴阳之分，主症便有表里之别。其次，他最识仲景平脉辨证的大体，就病而言，虽名伤寒，实有伤寒、伤风、热病、温病、湿病、痉病等的区分，不可混同。就症而言，同一恶寒发热，而有三阳表里不同之判。就脉而言，“脉浮为在表，脉沉为在里，阳动则有汗，阴动则发热，得汗而脉静者生，汗已而脉躁者死。”他著的《南阳活人书》，颇为后世医家所称许。

庞安时，字安常，宋·蕲水（湖北省浠水县）人。以善治伤寒病，名闻于江淮间。他认为伤寒的病因，是由于具有“杀厉之气”的寒毒所致。其发病的机制，则由于人身阳气，特别是足太阳经的阳气为寒毒所折，致寒毒与阳气相搏于营卫之间而成。其次，他注重对温热病的阐发，将温病分为两种：一为冬时触冒寒毒，至春及夏至前发的；一为四时自受乖气而成，颇有流行性。无论伤寒或温病，均强调为触冒毒气所致，颇有创见。其处方多以大量石膏为主，实为后来余师愚治温疫开了门径。其代表著作为《伤寒总病论》。

许叔微，字知可，宋·真州（江苏省仪征县）白沙人。他发挥《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为精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者之中，他认为尤应以阴阳为纲，阴阳不辨，便无法进一步分析表里寒热虚实。盖表、热、实统属于阳，里、寒、虚统属于阴也。八纲辨证在论中虽甚重要，但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六经分证。相反，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是密不可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所以他明确指出：“盖仲景有三阴三阳，就一证中又有偏胜多寡，须是分明辨质，在何经络，方与证候相应，用药有准。”他著的《伤寒论》三种（《发微论》《九十论》《百证歌》），都是这一思想的突出反映。

郭雍，字子和，宋·洛阳人，治伤寒学每折衷于朱肱、庞安时、常器之三家之间。朱肱持经脉说，安时倡毒气论，常器之守仲景方，郭雍能兼擅其长。朱庞的书均传于世，惟常器之论著不传，今仅见于郭雍《补亡论》中。原论凡未出方诸条，常器之每补入适当的方药。如：发汗后，水逆不得入口，常氏谓可与半夏茯苓汤；疮家身疼痛不可发汗，常氏谓可与小柴胡汤；太阳病吐之，反不恶寒，不欲近衣，常氏谓可与竹叶石膏汤。看来，常氏用仲景方是卓有经验的。郭雍于伤寒诸症的病变机制的探索，尤多独到处，如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之理以释有汗无汗，“毒气并与阳气虚”以释热厥和寒厥，均不同于肤泛论者。

成无己，宋·聊摄（山东阳谷县）人。他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他注解的方法，悉以《内经》《难经》为依据，如他以《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形寒饮冷则伤肺”之说，以解释小青龙汤证的“心下有水气”。引《难经·十八难》“脉不应病，病不应脉”之说，以解释下利里虚，“脉反实者死”，都是非常确切的。同时它很重视症状的分析，突出地表现于《伤寒明理论》中所叙述的50症。如烦躁有阴阳之分，心悸有气虚与停饮之别，其辨证说理，到了拆疑启奥的时候，亦无不引据《内》《难》经为说。他认为这样才符合仲景在自序中所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的本旨。

以上八大家的治伤寒学，可谓各擅其长，王叔和重诊法与治法，孙思邈据汤方以分证，韩祗和守古法立新方，朱奉议守经脉以辨证，庞安时从毒气阐病因，许叔微从六经辨八纲，郭子和释病机至精当，成无己以《内》《难》析诸证。他们对于后世治伤寒学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二、明以后伤寒学的三大流派

宋以前虽有治伤寒学的诸大家，迄未形成流派，从明代方有执侈言《伤寒论》的错简开始，才渐启后来各个流派之端，而各流派中，以重订错简、维护旧论、辨证论治诸家为最著，亦最富有代表性，兹分述如下。

（一）重订错简

仲景所著《伤寒论》，以代远车湮，颇多窜乱讹夺，其有待于后人的张皇补苴，固不俟论。特别是经王叔和编次之后，方有执认为颠倒错乱殊甚，大倡移整考订之风，江西喻嘉言继之，便逐渐形成了重订错简的一派。

1．方有执

方有执，字中行，明·歙县人。他认为论中《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均王叔和所为，脉法两篇虽有翼于仲景，但不能列于卷首，改置篇末，竟削去了《伤寒例》。六经诸篇，大加改订，把太阳分为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条文，订为“卫中风篇”，共66条，20方；凡麻黄汤证及有关伤寒诸条，订为“营伤寒篇”，共57条，32方；凡青龙汤证及脉浮紧、伤寒脉浮诸条文，订为“营卫俱中伤风寒篇”，共38条，18方。其他后篇亦有所调整，并另立“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共20条，3方。他以为经过这样考订以后，便基本上恢复了叔和诠次的旧观，名其书曰《伤寒论条辨》，并为之解释云：“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

2．喻昌

喻昌，字嘉言，明末清初·江西南昌人。他赞赏方有执重考修辑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谓为三纲鼎立。同时还强调：仲景的《卒病论》六卷已不可复睹，即《伤寒论》十卷，亦劫火之余，故其篇目先后差错，赖有397法、113方之名目可为校正。竟将其所著书称为《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中“辨叔和编次之失”，“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驳正王叔和序例”诸篇，其辩论之激烈，较之方有执，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3．方喻影响下的诸医家

言《伤寒论》错简已甚，而以三纲订正错简之说，自方有执倡于前，喻昌继其后，于是此风大扇，和者竞起，如张璐、黄元御、吴仪洛、周扬俊、程应旄、章楠等，都是持错简论一派的代表人物。

张璐，字路玉，号石顽，清·吴江人。他研究《伤寒论》历30年，病诸家之多岐而不一，及见到方有执的《条辨》，喻嘉言的《尚论篇》，才了悟向之多岐者，渐归一贯，尤多主喻昌之说，所著有《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各二卷。

吴仪洛，字遵程，清·海盐人。他对喻昌《尚论篇》推崇备至，以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把大纲混入节目之中，无可寻绎了，独嘉言能振举其大纲，次详其节目，将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很得分经之妙，因名其所著书曰《伤寒分经》。

程应旄，字郊倩，清·新安人。他欣赏方有执以《伤寒论》为方法俱备的全书，而不局限于伤寒一病之说。大倡《伤寒论》辨证论治，统赅百病之旨。所著书曰《伤寒论后条辨直解》，凡十五卷。

章楠，字虚谷，清·会稽人。所著《伤寒本旨》，悉依方有执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篇。惟对条文的具体订正，则不尽同于方氏。

周扬俊，字禹载，清·吴县人。兼采方喻两家之说，故名其所著书为《伤寒论三注》。六经分篇，虽大体本于方喻，而每篇均首揭经脉环周之理，为其全篇立说打下基础，则又突破方喻的藩篱，而能另辟蹊径者。

黄元御，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昌邑人。其言《伤寒论》的错简，尤甚于方喻。重订诸条文，虽出入于方喻之间，而畅发五运六气之义，以究诘伤寒的脏腑、经络、营卫、表里、阴阳、寒热、虚实诸病变，持论甚高，实为方喻所未及。

要之，持重订错简论一派，对于风寒中伤，营卫虚实诸种病变，以及仲景的立法定方等，各有所阐发与成就。若谓经过他们的重订，便恢复了仲景所著的本来面目，或者说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便是如此，则未必尽然。

（二）维护旧论

治《伤寒论》持重订错简一派的医家，几无不驳斥王叔和，讥议成无己。但是，与之相反，尊奉王叔和，赞赏成无己的，亦大有人在，这就是倡导“维护旧论”的一派。以“尊王赞成”为中心思想，认为王叔和不仅没有乱于仲景，而且把仲景学说较完整地流传下来了，实为仲景的功臣。成无己不仅没有屈解仲景之说，而且引经析义，实为诸注家所不及。因此，所流传的旧本《伤寒论》，不能随便改动，任意取舍，才能保持其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持此论最力的，首推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陈念祖诸医家。

张遂辰，字卿子，明末·仁和县人。他对《伤寒论》的看法是：经王叔和编次以后，只是卷数略有出入，而内容仍是长沙之旧。因此，他的《伤寒论参注》，自《辨脉》《平脉》《伤寒例》以至“三阳三阴”、《霍乱》《阴阳易》“汗吐下可不可”，诸篇次第悉仍旧本，即于成无己的注解，亦毫未变动，并认为成氏“引经析义，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只是在成注之后，有选择性地增列朱奉议、许叔微、王潜善、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王安道、王三阳、王字泰诸家之说而已，其书之所以名曰“参注”，即缘于此。所以在治伤寒学中，他实可称为尊王叔和、赞成无己最典型的医学家。

张志聪，字隐庵，清·钱塘人。师事张遂辰，集同学及门第子数十人于侣山堂，讲学研究，先后著成《伤寒论宗印》和《伤寒论集注》。他不仅认为《伤寒论》各条文没有错简，而且前后条贯，毫无隙漏，经汇节分章之后，更“理明义尽，至当不移”。这比其师的维护旧论，更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但是，他认为《伤寒例》还是叔和所作，初移于旧论之末，继则竟从删削，并将《辨脉》《平脉》两篇，殿于论后，以符先证后脉之旨。惟对于成无己注解的许多论点，则大持异议。如成谓“伤寒恶寒，中风恶风”，张志聪均不然其说，这便和遂辰老师的见解，颇不一致，但亦确有其独到的见地，而且竟成为维护旧论一派的中坚人物。

张锡驹，字令韶，清·钱塘人，与张志聪同出于张遂辰门下，曾有钱塘二张之称。首先是由于师门的影响，仍然以《伤寒论》是“章节井井，前后照应，血脉贯通，无有遗漏，为医中诸书之《语》《孟》”。因此，他著的《伤寒论直解》，除削去《伤寒例》，移《痉湿暍》于《易复》篇后外，三阳三阴诸篇悉依旧论次第，并基本依隐庵《集注》之分章节，而为章节段落，起止照应。不过，他更突出地谓《伤寒论》是治百病的全书，不仅仅为论治伤寒病的。他把六经六气分为正邪两个方面，正气之行，是三阳三阴，由一而三，即始于厥阴，终于太阳，运行不息；邪气之传，是三阳三阴，由三而一，即最初在太阳，最终在厥阴。第其传变，不必以次，随其证而治之，他认为这是对待传经的大关目。

陈念祖，字修园，清·长乐人。他是继钱塘二张之后，反对错简，维护旧论，影响最大的一家。他认为“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增入诸篇，不书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皆仲景原文，其章节起止照应，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兹刻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所谓“增入诸篇”，即指《辨脉》《平脉》《伤寒例》、“可与不可与”等篇。“增之欲补其详，非有意变乱”，说明他还是抱的肯定态度，只是他把仲景比作孔子，叔和好比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学生的著作不能与老师的混在一起，因此便削而不录。自“太阳”起至“劳复”止10篇洁本《伤寒论》，从此便风行一时。正由于陈念祖笃守二张之学，对旧论10篇悉依隐庵所分章节，并以每一节为一法，于是“三百九十七法”之说，又为之一振，第其内容，并不同于喻昌之“重编”。

四家的维护旧论固然是一致的，但同中亦各有所异。张遂辰尊视成注，并采诸家之说以补其不足。张隐庵每对成注持异议，而正以己说。张锡驹强调六经六气概百病，而有邪与正之分。陈念祖谓旧论诸条，字字是法，惟有守其法，斯能传仲景之学。

（三）辨证论治

仲景《伤寒论》既是中医学辨证论治自成体系的经典著作，因而有些治《伤寒论》的学者且不辨孰为张仲景的原论，孰为王叔和所增辑，只要有利于辨证论治的运用，便值得加以研究。持这一主张的学者，我们称之为“辨证论治学派”。这一学派，大体说来又可分做三个支派：有主张以方类证的，柯琴、徐大椿是这一派的代表；有主张以法类证的，钱潢、尤怡是这一派的代表；有主张分经审证的，陈念祖、包兴言是这一派的代表。

1．以方类证学派

柯琴，字韵伯，清·浙江慈溪人。他认定《伤寒论》中既存在着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必然是以辨证为主的。要想运用论中的理论于临床，最实际的就在弄清楚仲景辨证的方法。因此，他主张不必孜孜于考订仲景旧论的编次，最重要的是要把仲景辨证的心法阐发出来。例如：《太阳篇》汇列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五苓散证、十枣汤证、陷胸汤证、泻心汤证、抵当汤证、火逆、痉湿暑等11证类。桂枝汤证类，汇辑有关脉证16条，桂枝坏证18条，桂枝疑似证1条，有关桂枝证的18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桂枝加附子等方统列于此。麻黄汤证类，汇辑有关麻黄汤脉证的14条，麻黄汤、柴胡汤相关脉证1条，汗后虚证8条，麻黄汤变证4条。有关麻黄汤证5方，如：麻黄汤、麻杏甘石汤等方统列于此。其他诸证，无不如此类分条例。如：栀子豉汤证、瓜蒂散证、白虎汤证、茵陈汤证、承气汤证等证，便列入《阳明篇》。柴胡汤证、建中汤证、黄连汤证、黄芩汤证四证，列入《少阳篇》。三物白散证列入《太阴篇》。麻黄附子汤证、附子汤证、真武汤证、桃花汤证、四逆汤证、吴茱萸汤证、白通汤证、黄连阿胶汤证、猪苓汤证、猪肤汤证、四逆散证等证，列入《少阴篇》。乌梅丸证、白头翁汤证、热厥利、复脉汤证、阴阳易、诸寒热等证，列入《厥阳篇》。这样证以方名，方随证附，对于指导临床，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清·江苏吴县人。他治《伤寒论》，着眼于仲景的处方用药，认为方之治病有定，病之变化无定，知其一定之治，斯用方而不爽。至于用药，亦各有条理，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于是将全论113方分做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杂方12类，除杂方外，11方都是各类的主方，主方之下，列述论中有关汤方证治诸条文。如：桂枝汤类，凡论中桂枝汤主治诸条，均列于桂枝汤主方下，次即植入桂枝加附子、桂枝加桂、桂枝去芍药、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桂枝加厚朴杏仁、小建中、桂枝加芍药人参新加、桂枝甘草、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桂枝麻黄各半、桂枝二麻黄一、桂枝二越埤一、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桂枝加葛根、桂枝加芍药、桂枝加大黄等汤，共19方。其他汤类，亦莫不如此。这样结合临床实际的研究方法，实比较有助于临证的运用。

徐大椿与柯琴都是以方类证的，惟柯琴证从经分，以方名证；大椿则据方类证，方不分经。这两种方法，都有它的实际意义。

2．以法类证学派

钱潢，一名虚白，字天来，清·虞山（江苏常熟）人。探索六经病证的立法施治，是钱潢研究《伤寒论》的主导思想。《太阳上篇》属于中风证治，其中又分做中风正治、太阳坏病、中风失治、中风火劫、中风误吐、中风误汗、汗下颠倒、中风误下、中风蓄血等9证。《太阳中篇》属于伤寒证治，其中分做伤寒正治、伤寒失治、伤寒禁汗、伤寒误汗、伤寒误下、伤寒蓄血等6证。《太阳下篇》属于风寒两伤营卫证治，其中又分做风寒并感、风寒火劫、心下水气、证象阳旦、邪传阳明等5证。《阳明上篇》属于太阳阳明证治，计分阳明中风、中风脾约、阳明伤寒、阳明中寒等4证。《阳明中篇》属于正阳阳明证治，计分阳明胃实、阳明发黄、阳明蓄血等3证。《阳明下篇》属于少阳阳明证治。《少阳篇》分少阳正治、少阳传阴、少阳禁例、少阳坏病、热入血室等5证。《太阴篇》分太阴伤寒、太阴中风、太阴误下等3证。《少阴篇》分少阴见证、少阴禁例、少阴伤寒、少阴寒例、少阴中风、少阴误汗、少阴咽痛、少阴热厥、少阴热证、少阴急下等10证。《厥阴篇》分厥阴伤寒、厥阴中风、厥热、除中、蚘噘、热证、寒证、误治、热利、寒利、寒利回阳等11证。他在以法类证之中，都贯穿了方喻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学说。所著书名《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

尤怡，字在京，一作在泾，别号饲鹤山人，清·常洲人。研究《伤寒论》，其突出治法，尤甚钱潢。三阳篇共统以八法，太阳、阳明、少阳各有正治法。审汗之有无，用桂枝、麻黄解之、汗之，为太阳之正治法；阳明经病，有传经、自受之不同，腑病有宜下、宜清、宜温之各异，为阳明之正治法；用小柴胡一方和解表里，为少阳之正治法。太阳、少阳各有权变法。随气体虚实之殊，脏腑阴阳之异，虽同为伤寒，不得竟从麻黄、桂枝，而分别用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及桂枝二麻黄一等汤，这是太阳的权变法；少阳有汗下之禁，而和解却有兼汗下之法，如柴胡加桂枝汤、柴胡加芒硝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之类，这是少阳的权变法。太阳还有斡旋、救逆、类病三法。汗出不彻而传变他经及发黄、蓄血之病，或汗出太过而并伤阳气，于是有更发汗以及用真武、四逆等，是为斡旋法；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以致有结胸痞满、协热下利诸变，于是用大小陷胸、诸泻心汤等，是为救逆法；太阳受邪，并非一种，有风温、温病、风湿、中湿、湿温、中暍、霍乱之不同，形似伤寒，治则迥异，于是有桂附、术附、麻黄、白术、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是为类病法。阳明尚有明辨、杂治二法。如经腑相连，虚实交错，或可下，或不可下，或可下而尚不能下，及不可大下，故有脉实、潮热、转矢气、大便少等之异，以及外导、润下之别，是为明辨法；如病变发黄、蓄血诸证，非复阳明胃实及经邪留滞之可比拟，或散、或下，当随证而异其治，是为杂治法。少阳病如纵、横、胁满、合、并诸证，当刺期门、大椎、肺俞、肝俞诸穴，是为少阳刺法。太阴病有经脏之分，故有解表温里及先里后表法。少阴厥阴，亦各有温清诸法。一部《贯珠集》的精神，全在于此。

尤怡与钱潢均强调仲景的立法，但钱潢未脱方喻的窠臼，治法亦细而无准。尤怡则超脱于方喻之外，不以风伤卫、寒伤营印定眼目，提纲挈领，明辨大法，千头万绪，总归一贯，是其大较。

3．分经审证学派

陈念祖既为维护旧论的中坚人物，而其对于伤寒理论的运用，采用分经审证—法，亦最具有现实意义。他首将太阳分作经、腑、变三大证。经证有虚实之分，虚邪宜桂枝汤，实邪宜麻黄汤。腑证有蓄水、蓄血之不同，蓄水宜五苓散，蓄血宜桃仁承气汤。变证有从阴、从阳之异，阳虚则从少阴阴化，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属之；阴虚则从阳明阳化，白虎加人参汤、承气汤之类属之。阳明分经、腑两证。经证有未罢太阳和已罢太阳之分，未罢者，桂枝加葛根汤；已罢者，宜白虎汤。腑证有太阳、正阳、少阳三种阳明之不同，麻仁丸所主，太阳阳明也；蜜煎胆汁导法所主，少阳阳明也；三承气汤所主，正阳阳明也。少阳证亦分经腑。经证有虚火与实火之别，虚火宜小柴胡汤，实火宜大柴胡汤。腑证有痛、痞、利、呕四证，痞而不痛，半夏泻心汤；热呕而痛，黄连汤；利而有热，黄芩汤；火逆而呕，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太阴证亦有阴化、阳化之分，阴化证宜理中丸或四逆辈，阳化证宜桂枝加大黄汤。少阴证可水化而为寒，火化而为热，化寒者，温剂有四逆辈，交阴阳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微发汗有麻黄附子甘草汤；化热者，补正救阴法用黄连阿胶汤、猪苓汤等，攻邪救阴法用诸承气汤。厥阴证热化多，寒化少，四逆散、白头翁汤以及“厥应下之”诸证，均为热化之治，其中尤有乘脾、乘肺的区分。如此分经审证，非深得六经六气之旨，是不能道其只字的。

包诚，字兴言，清·泾县人。著《伤寒审证表》一卷，将太阳经分做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入腑、阴盛入脏、坏病、不治病等7证；阳明经分做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等4证；少阳经分做经病、本病、入阳明病、入三阴病、坏病等5证；太阴经分脏病连经、脏病等2证；少阴、厥阴经均分脏病连经、脏病、不治病等3证。他的主导思想是，只从经、腑、脏的传变分辨，经病主表，脏腑主里，腑病多实，脏病多虚。

包诚与念祖的分经审证，仅有详略之分，而无本质的差异。

三、当代治伤寒学的主要流派

当前我国治伤寒学的，大体言之，南方盛行陈念祖的《伤寒论浅注》《伤寒医诀串解》，陈氏的伤寒学源于钱塘二张，而于维护旧论的主张最力，倡言分经审证之说，已如前述。北方盛行《医宗金鉴》的《订正伤寒论注》，这是当时（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吴谦、刘裕铎所编，其主导思想，渊源于方有执的《条辨》，故其篇第均略与《条辨》同，因而维护旧论之说颇盛于南，重订错简之论则行于北。再就地域而细析之，浙江多守柯韵伯之学，故《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诸书脍炙人口。江苏多守尤在泾、张石顽、徐大椿之学，于是《贯珠集》《伤寒缵沦》《伤寒绪论》《伤寒类方》等亦颇风行。江西多守喻嘉言之学，《尚论篇》不胫而走。安徽则尚方有执之学，《伤寒论条辨》并非局限于歙县。四川福建多守陈念祖之学，视《浅注》为医家的“朱注”，后来郑钦安的《伤寒恒论》，亦颇受到蜀西南医家的珍视。山东有守成无己之学者，则读《注解伤寒论》；有守黄元御之学者，则习《伤寒悬解》。要之，各个地区，各有其所尚，略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如下。

郑钦安，字寿全，四川临筇人。治伤寒学，宗进贤舒诏，诏字驰远，是传喻嘉言之学的，著有《伤寒六经定法》，钦安著的《伤寒恒论》，就是以《六经定法》为基础的。所以他认为《伤寒论》前后条文错乱，幸存有397法，仍以风伤卫、寒伤营为太阳的要领等，都和喻昌的主张是一致的。惟对条文的注解，则不抄袭前人，只是紧密扣合临证所见而切实说理。如注解“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说：“病发于阳，指太阳也，太阳底面，即是少阴，病发于阴，指少阴也。若专指太阳营卫之阴阳，则与太阳风寒两伤病情不符（指风伤卫证，发热恶风自汗，寒伤营证，发热恶寒无汗）。余每临证，常见独恶寒身痛而不发热者，每以桂枝汤重加附子，屡屡获效。以此推之，则病发于阴，确有实据。至所言六日七日者，是论，阴阳之度数说法也。”郑氏治疗三阴证，确是颇有盛誉，运用附子，量重而准。成都邓绍先、重庆吴棹仙的治伤寒学，都受到郑氏的影响较多。

曹颖甫，讳家达，一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拙巢，江苏江阴人。学宗张隐庵、黄元御，但他既不守隐庵维护旧论之说，亦不守元御狃于五运六气之论，惟于张氏之说药、黄氏之重阳，则每申其义而扩充之，特别是对于某些条文的订误，仲景方的运用，都能独具手眼。如其订正第27条云：“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句，当在“热多寒少”下，否则既云不可发汗，犹用此发汗之药，有是理乎。订正第67条云：“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句，当在“头眩”之下，盖为水气凌心之证，与《金匮·痰饮篇》“胸肋支满、目眩”的苓桂术甘汤证同；“身为振振摇者”下，当脱去“真武汤主之”五字，盖汗出亡阳，正须附子以回之，况“脉沉紧”，正为肾气虚寒乎。订正第92条云：夫身体疼痛，为麻黄汤证，即上节所谓急当救表者，岂有病在表而反救其里之理，按“身体疼痛”四字，实为“腹中疼痛”之误，寒邪入腹，故脉沉如此，乃与四逆汤密合无间。诸如此类的订误，在他著的《伤寒发微》中是很多的。像这样的订误，并不是单纯的考据或语法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临证的实际应用，于此也可以看出他运用仲景方的纯熟。晚年他的门人姜佐景收集其临床验案若干则，名曰《经方实验录》，刊行以后，很受读者欢迎。

恽树珏，字铁樵，江苏武进人。他治伤寒学，颇欣赏丹波元简的《伤寒论辑义》，因此他在著成《伤寒论研究》四卷之后，又以丹波书为底本，写成《伤寒论辑义按》六卷。《伤寒论》中的六经问题，迄无定论，而恽氏则认为他有所创见。略谓六经来自六气，六气来自四时，风寒暑湿燥火乃四时气候之名，故问六气为何物，则径直答曰：人体感气候之变化而著之病状也。六经为何物？则径答曰：就人体所着之病状为之界说者也。是故病然后有六经可言，不病直无其物。太阳之为病，常恶寒，恶寒乃皮毛上感觉之事，皮毛是躯体最外层，故太阳主一身之表。阳明病为胃家实，阳明腑证，发热神昏谵语，用承气汤下之，得燥屎则热解，谵语亦除，是发热谵语之故，由于燥屎，燥屎在肠胃，肠胃为躯体之里面，是阳明主一身之里。少阳之为病，发寒热，先寒而后热。释之者曰，病邪从里出表，至太阳则恶寒；病邪从表陷里，至阳明则发热，少阳之外一层为太阳，内一层为阳明，故曰少阳在半表半里。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太阳为表，少阴亦为表；少阳与厥阴为表里，少阳为半表里，厥阴亦为半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阳明为里，太阴亦为里。正如喜多村之言，凡病属阳、属热、属实者，谓之三阳；属阴、属寒、属虚者，谓之三阴。细而析之，则邪在表而热实者，太阳也；邪在半表里而热实者，少阳也；邪入胃而热实者，阳明也。又邪在表而虚寒者，少阴也；邪在半表里而虚寒者，厥阴也；邪入胃而虚寒者，太阴也。要之，恽氏以六经六种病变的“界说”，由于他的函授较广，故其影响亦较远，沪上章巨膺是其入室弟子。

陆彭年，字渊雷，江苏川沙人。初受伤寒学于恽树珏，继则受到日本山田正珍（《伤寒诊集成》）、丹波父子（《伤寒论辑义·述义》）、喜多村直宽士栗（《伤寒论疏义》）诸家的影响亦较深。他著《伤寒论今释》八卷，主要以科学理论进行阐明，所以命名为《今释》。如他解释《太阳篇》的第一条说：凡病之热者为阳，寒者为阴，实者为阳，虚者为阴，病之属于进行性者为阳，属于退行性者为阴，功能亢盛者为阳，功能衰减者为阴。太阳病者，功能亢盛于肌表及上部之谓。浅层动脉之血液充盈，故脉浮；头部充血，三叉神经受压迫，故头痛。颈部亦因充血而凝滞，项背之肌肉神经麻痹，故项强；病由抵抗风寒之刺激而起，故恶寒。恶寒、发热为太阳之主要证，细察太阳诸证，皆因气血向外向上所致，可知是自然疗能欲驱病毒于肌表，使从汗腺而出，故发汗为太阳病正常治法。他认为这样从生理病理释仲景书，足以促医学的进步。相反，则斥责六气六经、水火标本、经络循行等，为陈陈相因的谬论。由于他在上海亦办有函授教育，故其说亦盛行一时，尤其在中青年一辈，影响更为深远。上海姜春华即出其门下者。

黄竹斋，字维翰，陕西长安人。治《伤寒论》多守钱塘二张及陈念祖之学，谓仲景所称的三阳三阴，也同于《素问·热论》，是将人身部位质体分为六纲而已，以三阳标部位，三阴标质体。并结合现代生理为证说，太阳统躯壳表面，故六淫从之而入；阳明统咽至肛门肠胃表面，饮食之邪多受之；少阳统躯壳里，脏腑表之腠膜，所谓三焦居半表里，六淫及饮食伤皆足致之。太阴属营养系统，少阴属血液循环系统，厥阴属神经系统。三阳之部位各有区域，故汗下之法不可混施；三阴的质体，互相纠丽，是以温清之法，皆可通用。他认为掌握了三阳三阴这个界说，整个《伤寒论》便可迎刃而解。并把《金匮》杂病诸论合一炉而冶，名曰《伤寒杂病集注》，共十八卷。在西北数省颇有影响，弟子米伯让嗣其学。

以上几位伤寒学家，大别之有两大流派，郑钦安、曹颖甫、黄竹斋，受国内重订错简、维护旧论两派影响较著；恽树珏、陆彭年，则受日本伤寒学家的影响为多。目前兼采国内外伤寒学家之长的趋势，正在发展。从当前各中医学院主持《伤寒论》教学的教师及其教学内容来看，这一趋势，愈来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