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如前所述，我们在此所指的“文化研究”，不是泛指一般对文化现象作分析和研究，如比较文化研究，以及近年盛行的各种跨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饮食文化、企业文化研究等等，我们这里特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伯明翰流派，它在20世纪末的英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兴的学术领域，开始享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关注。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文化研究的论述在不断增多。但由于它所具有的方法和学科的不确定性，迄今仍难以界定文化研究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抑或是一个领域。

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学科界定和学术方法两个方面，这是它与一般传统学科和多数新学科的主要区别。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均强调学科研究对象、范畴、研究方法的严谨和确定性。较新的边缘学科，如文化人类学、人力资源学、经济地理学等，也力图确立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框架。文化研究则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学科疆域和方法的不确定性，并以此为其学术探索的一个前提。如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不是一个事物，从来就不是。”⁽¹⁾澳大利亚学者托尼·本内特则指出，“文化研究是一个方便的称谓，指的是一组相当宽泛的不同理论与政治的立场。”⁽²⁾从这两位文化研究的主要人物的话里，可以了解到他们对该学科界定的不确定性立场。但他们的立场并不代表随意性。霍尔就反复重申文化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工作，而其严肃性经常是体现在文化研究的“政治”方面。他并借用福柯的理论，称文化研究从福柯的角度而言是一种话语构成，它有多重话语，有多种不同的历史。总之，它始终是一组不稳定的话语构成。不过霍尔同样也借用过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的说法，强调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的世俗性。本内特也强调说，“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文化研究者们都致力于审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关联。”⁽³⁾

从霍尔和本内特的观点中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初创者看来，是不稳定的、多样的理论立场的组合。

文化研究是跟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的话语—权力的观点有密切关联。

文化研究具有世俗和政治的关怀，这跟其理论立场的多样性并不矛盾。

文化研究把本学科或领域视为“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并开宗明义强调其政治性和后结构主义基本原则，这就使之在学科与方法界定上与其他学科分别开来。一般学科在认识论上均蕴含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预设，即学术是对既定研究对象的理性和经验的分析、演绎和归纳推理，从而发现真理，衍生知识，以供实践应用或抽象思辨。这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基础。发现真理、认识真理，是学术与知识的目标。而文化研究则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质疑、挑战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强调知识和理性所具有的话语构成性，认识主体的历史性和主体间性。所谓的话语构成，指的是学术和知识体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和解决问题时所凭借的思维、推理、表述方式或范式、模式。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些方式、范式、模式的构成，不仅仅是启蒙理性主义者所描述的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学术和知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社会构成、历史构成。学术和知识因此总是真理与谬误并存，洞见与偏见互映。

在理论基础上强调不确定性，在方法论方面，文化研究也是不确定和开放的，明显具有后结构主义的怀疑和自我反思的特征。文化研究并不排斥现有的学术方法，也不拘泥局限于某一种方法，如实证的、量化的社会学方法，或解释的、文本细读的人文方法。它对各种社会与人文学科的方法采取的是开放、采纳，同时予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往往把各种社会与人文的方法综合起来，从事某一课题的研究。霍尔称，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个文化研究的滥觞之地，学者们力图使人们“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提供思考的途径，幸存的策略，以及抵抗的资源”⁽⁴⁾。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有其特定目的，与其产生的语境密切关联。

霍尔所谓的“抵抗”、“幸存”等，蕴含了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跟主流即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立场。很显然，这是一种左翼立场，它跟英国传统的工人运动、左翼知识分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割裂的历史渊源。不过必须指出，文化研究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从英国的初创者开始，就对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以及前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采取若即若离、怀疑批判的立场，尤其是针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念、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观念，以及所谓“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即前苏联东欧的实践，英国左翼知识界的看法跟法、德等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发展到今天，在英语国家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形成了相当规模，在方法论上也愈益趋于复杂，福柯式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更加突出。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立场始终是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或“主旋律”。在这个主旋律之下，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五花八门的各种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术流派和方法采纳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态度，但同时不忘对不同学术方式与流派展开批判。这种批判往往非常犀利，毫不留情，包括自我批判。所以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是一种批判的开放性。

由上可见，文化研究强调其学术领域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是旨在质疑、批判现代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基本理论预设和方法，它展现了左翼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怀疑立场。英国文化研究从其初创之日，就与左翼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密切关联，而使其学术立场与倾向显露出鲜明的社会与政治关怀，即“世俗”关怀来。在学术方法上，它主张跨学科、多学科兼容并包，同时坚持鲜明的左翼批判立场。必须指出，相对于以量化经验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文化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显然更加贴近以文本解读和阐释为主导的人文学科。在英美和其他国家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多半集中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