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中国学批判

第五节　后殖民主义中国学批判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前面我们所讲的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虽然也谈阿拉伯和印度的问题，但听众仍然是西方学者，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基本无关。海外汉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看起来似乎要复杂一些。一方面理论的受众主要是西方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好像也愿意听。近年来从海外流入中国的不少学术观点中，也有一部分与后殖民主义有关。后殖民批评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正在制造一种新的话语。这里面最重要的趋向，就是把“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和“民族/国家”的问题重新引入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按照这种逻辑和观点，就是把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看成根本上受制于西方殖民话语的运动。中国现代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也被认为局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y）之中。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话语结构基本上陷于西方话语的圈套，没有任何突破，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本土的经验。中国革命受制于西方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与话语体系，特别受到西方近现代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也是一个西化和殖民化的过程，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混乱和灾难。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思想理论，自然也被后殖民主义批评解释成西方对非西方的知识暴力。相对于阿拉伯和印度，这种解释是对后殖民主义基本观点的一个重要修正。必须指出，一般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持基本肯定与赞同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与批评均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当然在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革命除了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力量，并未成为社会革命的主导，更未变成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与中国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讨论里，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当然，没有学术探讨的多元化，是不可能对于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提出新的认识的。在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和转型的历史关头，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探索，更需要多元和多样化的观点与方法。

后殖民主义是否能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我们很难过早下结论。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目前在海外汉学界的作用。我们知道，与西方知识界的具有强烈左翼色彩的“文化反思”潮流正好相反，目前只要一涉及中国问题，在海内外都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反“左”倾向。这在中国国内，反映了知识界对极“左”势力和泛政治化的“拨乱反正”。“左”在中国多年来实际上代表了正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但经常可以说是“形左实右”或“名左实右”，因为“右”的一般含义，指的是维护现状的保守力量，“左”则是代表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的进步力量。对于中国的反左，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但到了海外，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海外的冷战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所有谈论中国的“左”与“右”的话语，都与冷战的两极化和二元对立逻辑紧密相连。后殖民主义也就在这样的复杂语境和氛围中，为海外汉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来批判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革命。

西方汉学当然是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西方的现代中国研究本身即为冷战的产物。它同时又是西方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基本立场是站在西方统治阶级一边的，其主导思想，是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货真价实的右翼意识形态。冷战意识形态有两个知识预设，一是现代化的知识预设，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近年来，以大工业化、“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化知识预设，已经普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批判与反思。而后一个预设，似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因此，作为冷战意识形态产物的西方汉学，就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但有意思的是，在利用后殖民主义话语来制造新的解释框架的时候，有一点是根本没有变的，那就是根本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为什么说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实践是后殖民的？是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话语来自西方的、非本土的，还是说建立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内容？是否因为中国本土经验中缺乏这些东西，所以中国现代化话语必然具有“后殖民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些问题。第一，后殖民主义的中国学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道路仍然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如出一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实践和认同的现代化模式，如大工业等，仍然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中心的知识模式。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殖民化。照此看来，代替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殖民化的，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殖民化。因为我们知道，后殖民主义针对的是西方中心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被看成是西方中心论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基本上也被视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一部分。

第二，后殖民主义中国学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受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的支配。这个看法首先由美国学者本内迪克·安德森提出。他的《想象的社区》一书，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完全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非西方国家本来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结合。不同的民族和族裔所组成的社群和区域，是跟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宗法、宗教统治和政治实体联系起来的。只是后来由于西方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把大量非西方地区和民族都殖民化了，瓜分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为了便于统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把殖民地的原有民族，分别与殖民地区挂钩。并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制造了虚幻的“想象的社区”，把民族和族裔原来较小的社区，转换成现代意义的国家这样的大概念。

安德森的理论依据，是他本人对西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考察。就这些地区来讲，他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后殖民主义的中国学批评也把安德森的这个观点直接套用于中国，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也跟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认识论上受到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虚幻概念的制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我们暂且不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她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远远早于现代西方。我们也不必先论证中国并非像印度和埃及那样，曾是一个完全殖民地化了的国家。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的现代革命联系起来。在中国，民族主义是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当然，蒋介石所实行的民族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较多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安德森的理论也许可以解释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实践与民族解放运动，却是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