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身份认同气质，女权主义者

第二节　女性气质

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女主人公简·爱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总体上要表现得十分文静，但是要知道女人和男人的感受是一样的。”⁽³⁾毫无疑问，小说作者是借简·爱之口质疑19世纪40年代大众对女性气质的共同期待，并由此挑战当时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有章节专门谈论女性气质。在他看来，女性气质的本质是一个长久以来无法解开的“谜”。人们通常随意地将女性与被动、男性与主动等同起来，但是他认为这种做法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他说:“女性能在许多方面有积极主动的表现，而男性假如没有养成相当程度的消极适应能力是不能够和他的伙伴们和睦相处的。”⁽⁴⁾在他看来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分法过于简单化，性别差异往往是错误的想象。女性气质不是产生差异的根源，而是性别差异造成的后果。女性的生理性别与她的表现没有必然的联系，男性有时也会表现得很女人味。不过弗洛伊德谈不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认为女性气质的问题完全是男人们应该关心的事，与女人自己无关，因为女人自己就是问题所在。弗洛伊德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理解女性气质有启发意义。

那么，女性气质究竟是指什么呢？这是西方女权主义关心的一个重要命题。有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女性气质是天生的还是社会建构的。持女性气质是天生的一派被称作“本质主义”，认为女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另一派叫做“建构主义”。本质主义一派认为应该肯定和强调女性的一些固有特征，比如:美丽、温柔、会关心和照顾人等等。建构主义一派认为女性的气质是后天形成的，她们反对本质主义的观点，指责本质主义是对女性的贬低和刻板化。她们批评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气质通常与理性和权力相联系，而女性气质被赋予多变和不确定的特征。建构主义认为性别身份不是绝对的，存在一定的可塑性。建构主义注重对变性人和易装癖的研究，以此证明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而非生理决定的。

女性气质概念的内涵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举两个普通的例子，一个是贪图享受、举止轻佻的年轻女性，另一个是勤勤恳恳、乐于奉献的母亲，但她们都可以算是代表了女性的某些特点。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女性，都具有女性气质，因此构成女性性别身份的典型特征可以千差万别。女性气质的内部构成是复杂的，而且很难评价。不存在一种类型的女性气质。因此，人们在讨论这个概念时通常用复数的女性气质（femininities）。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四分五裂，女权主义者中比较盛行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女性的性别差异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可取的。但是绝大多数女权主义理论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历史上性别差异通常是和贬低女性相关联的。她们倾向于认为性别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张取消性别身份认同，将性别看作是不稳定和可改变的。

性别的不稳定性早在1929年弗吉妮亚·伍尔夫创作的《奥兰多》中就有所表现。小说描述了主人公奥兰多在四百多年里令人目眩神迷的离奇经历和体验。奥兰多开始为男子身，曾经受伊丽莎白女王的宠幸，在詹姆斯王时代失宠。他后来醉心文学，隐居乡间。在一次出使土耳其期间他连续数夜昏睡，醒来发现自己竟变成女人身。成为女性后的奥兰多开始感受到作为一个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受到的歧视、束缚和压迫。在经历了战争、爱情、生育和新生后，奥兰多在20世纪初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女性作家。此时的奥兰多在内心深处已是女性与男性的共同体，宽容仁爱，体现了伍尔夫双性同体的两性观。

当代女权主义者不仅坚持性别的可选择性，更强调性别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当推朱迪思·巴特勒。在巴特勒看来，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为了避免身份类型固定化，她认为应该让身份的确切含义永远处于模糊状态，于是提出性别表演的概念。在她的这个理论中，性别表演是没有原型可模仿的，它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设计和想象的，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也永远不会固定下来，只是在每一次的性别表演中不断地重复着。性别是一组不断重复的行为，一种看起来自然的存在。这就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可以跨性别来扮演另一种性别角色。比如，中国的京剧中由男性演员来表演旦角。台下的观众把台上的旦角当作女性来投射欲望，但他们在台下可能过着异性恋的生活。如何优游在男性与女性、社会与伦理的界限之间？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鲁迅在《论照相之类》有一段对京剧中性别男扮女现象的论述:“我们中国人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绝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的了……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就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⁵⁾鲁迅讲这段话的意图另当别论，但是它暗示了跨性别表演面临的现实和心理矛盾。20世纪末性别表演论的盛行颠覆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联系。

与女性气质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母亲身份，它是指女性做母亲的经历和社会对女性做母亲的思想建构。母亲身份是绝大多数女性的人生经历，对她们的生活和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母亲身份又是父权制界定和控制女性的社会机制。由此可见，母亲身份是一个复杂的建构。而且母亲身份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含义又是有差别的，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对母亲形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但是母亲具有爱心和关心他人的特点是共同的，这是女性气质的重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权主义积极开展关于母亲身份的研究，其中一个重点是运用母亲身份来寻求颠覆父权社会等级制的传统。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父权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和一统的，而母亲的经历是物质的和反对二元对立的，如自然和文化、自我与他者、大脑和身份的二元对立。女权主义质疑父权制下对母亲身份建构的种种神话，认为它们压抑母亲的个性发展，束缚了她们的自由。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母亲身份为重要基础的女性气质观念直接导致女性被牺牲和矮化。围绕性别的区分曾经产生过一整套知识体系，性别角色逐步变得僵化。性别与权力、社会福利、工作机会、价值标准等紧密相连，成为一种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反抗性别不平等的女权主义思潮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