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影视研究

第六节　全球化中的影视研究

在今天看来，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进逼，以及相伴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影片的节节溃败。人们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抵制美国大片的“文化入侵”？我们曾经有过自己蜜月的电视业，如今则面临着入世之后西方媒体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其他国家，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影视文化当然不在例外。今天跨国资本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超越了经济和金融领域，进入了中国的文化界，其中包括文学界和电影电视界。一些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中国影片，就直接得益于跨国资本的支持和干预。而相比之下，那些既不属于主旋律的重大题材范围，又缺乏跨国资本资助的电影人，只好走一味取悦市场和观众的“第三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实际上也是十分艰难的，而且面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这就是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

今天世界影视业的一个直接威胁是美国文化的入侵问题。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经济上，美国一直处于强势。在影视传媒领域，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及性更是表现得明显。跨国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业和影视业，甚至在当地找到联手操作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人不仅参与了对别国的剥削，同时也直接参与了摧毁本国的民族电影和电视事业的阴谋。因此，在欧洲，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北欧诸国，不得不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限制包括美国电影电视和麦当劳餐馆在内的美国文化无限扩展。而在一些文化欠发达国家，美国影视则如入无人之境，侵蚀着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使人足不出户，就可沉浸在好莱坞大片的声像之中。因而难怪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上全球化的进程步步紧逼，强势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力向弱势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于强势文化。这个前景使人不寒而栗:假如有那么一天，整个世界的多种文化都成了一种模式，在银幕和荧屏上，假如出现的都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或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广告，那该多么可怕！但我们相信，历史将证明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种幻想。虽然，今天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趋同化之危险，还是迫在眉睫、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今天中国文学艺术的态势，以及它们同影视业发展的关系，显然是必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化研究，其指向是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诸多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所以考察当代影视传媒，无疑是文化研究者的任务。文化研究并不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文学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文学与影视尽管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电影译名为《战地钟声》）等，所描写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正是通过宽大的电影银幕才得以充分展现的。众多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的故事情节，也取自文学作品。因此研究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是文化研究，也是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始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之上，并逐步扩展到对大众传媒的研究的。

但文学的经典并非一成不变，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其内涵也在受到质疑、重构并逐步趋于完善。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媒介。经常，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成功，会使得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一部文学名著获得新生。这里的一个例子便是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小说原著的促销。这部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跨国资本”，但这笔资金并非来自西方大国，而是来自中国。正是这个东方大国的巨额资金，使得一部根据前苏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得以获得意想不到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使得一部已经被人逐渐遗忘的文学“经典”复活。这种经济和文化上双赢的例子，并不少见。台湾电影《卧虎藏龙》在美国的巨大票房价值，在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文化被更多的西方观众所了解和熟悉。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全球化的路径将越来越具有双向特征:总体上从西方到东方，但是同样也可以有从东方到西方的路径。

《卧虎藏龙》法语海报

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是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的语境下。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渗入、80年代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本来就在日渐萎缩的精英文学艺术的领地。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回自己曾在新时期有过的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成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文学决不会消亡。而文学的存在又使得电影和电视有了高质量的底本。但是影视传媒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倒更多是来自近年异军突起的网络。网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赛博空间，网民无须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任意在网上发表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网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和电视节目。简言之，影视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第四媒体”的挑战。有人甚至预言，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不仅将取代传统的媒体，甚至还将取代电影和电视的作用。

赛博空间

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和影视，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导致了两个极致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文化品位的普遍危机。影视艺术也遇到同样的命运，面对近十年来电视艺术的飞速发展，电影的生产和发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不少电影院不得不改行经营其他业务，有些则干脆关门。为了挽救电影日益衰落的命运，一些电视台发明了电视电影，即利用电视技术和荧屏来展现一部完整的电影故事。但这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更晚近的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又使电视业受到了互联网的冲击。未来的影视传媒将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处于何种位置？它们的功能还将体现在哪里？这是需要认真思索的。

我们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是不足为奇的。确实，电影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但是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文化精品）、观赏和获得审美快感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了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两个小时，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本身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因此对电影的教育功能抱过大希望者，肯定会对中国电影所处的低谷状态感到不安。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苔丝》、《基度山伯爵》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使得一些作家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八九十年代根据莫言、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要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曾先后出现过的“《围城》热”、“《三国》热”、“《水浒》热”等，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和活生生的“亚文化”文本，同时，也为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文学和电影比较研究的范例。

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一百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他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今天中国电影业面临的挑战，一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二是在大众传媒业曾独领风骚的电视，也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求得它的再度辉煌吗？有人曾对今日网络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

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我的“泡沫”说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全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⁹⁾。

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从阅读心理的角度来看，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令人难以承受。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沙发上，阅读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或在网上观看电影，也许更为简便，并且稍不满意就可无情按下遥控器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所以毫不奇怪，电视制作者们已经开始关注电影电视这一将电影和电视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艺术了，但即使如此，它也不能取代电影的功能。今天人们对电影的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片人和投资者要想在广大观众中收回资金，就必须想尽办法在影片的拍摄、演员的挑选以及后期剪辑和制作诸方面，满足最广大观众的基本审美需求。因为是他们操纵着电影的市场，是他们在挑选可满足自己的艺术传播媒介。即使少数几部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大片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题材的新颖和情节的动人，再加之名演员的加盟等因素。仅凭行政命令畅行无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相信网络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在审查和筛选鞭长莫及的网络上，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暂时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优秀的艺术作品。这种例子在西方屡见不鲜，在中国也将越来越普遍。

【注释】

(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6—30页。

(2)Fredric Jameson，“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in Jameson and Miyaoshi，eds.，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55.

(3)参见伊格尔顿:《文化之战》，中译文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4)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34.

(5)参阅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德·舒曼:《全球化的陷阱:全球化及其对民主与繁荣的冲击》，中译文参阅张世鹏等的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6)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p.84.

(7)参见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14页。

(8)参见瑞恩·赛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王宁译，载《跨文化对话》，第2辑（1999），上海文化出版社，第91页。

(9)参阅朱光烈的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传统媒体，你别无选择》，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