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

第一节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日趋终结、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步入前台之时，一种长期以来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学术理论话语就开始了消解中心（decentralizing）和破除领地（deterritorializing）的运动，到了90年代初，这股大潮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它就是我们现在论及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更多指向大众文化以及各种非精英文化的研究。人们往往容易将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相提并论，这不足为奇，因为当今的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反对文化研究的人都在这样做。但仔细追溯其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异。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或者被束之高阁，或者被边缘化，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对文化的研究则越来越远离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是一种边缘话语，并且有着鲜明的“非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那么文化研究的“非边缘化”、“非领地化”和“消解中心”的特征，便是十分明显的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活跃在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研究主将们的学术背景，就不难看出，其中不少人的头衔就是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们所赖以崛起的领域也是文学研究，因此这两者的对立并非天然形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就文化研究的走向来看，它明显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其中涉及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斯皮沃克的第三世界批评和霍米·巴巴的对殖民话语的戏拟和混杂进而消解；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这在当今时代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怪异理论（queer theory）和女性同性恋研究；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例如当前十分诱惑人的课题就包括“亚太地区研究”和“太平洋世纪研究”等。此外还应当加上考察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尤其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与文学研究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也许正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抱着恐惧甚至反感态度的部分原因。

但文化研究虽在当今时代的英语世界声势浩大，但在较为保守的欧洲学术界却颇遭非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如有些介入文化研究的学者所承认的那样，“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²⁾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有了差别，换言之，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³⁾，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文类，甚至是大众传播媒介。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中心”和挑战精英的尝试，客观上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基本上是从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借鉴而来，并应用于更为宽泛的范围和更为广阔的疆域，它同时在西方帝国的中心话语地带——英美和原先的殖民地或称现在的后殖民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攻城略地。

如果说，当今在文学理论批评界广为人们讨论的文化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始自文学研究，并且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的话，那么它至今也已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它的创始人是利维斯，但有着浓厚精英文学思想的利维斯本质上是一个精英文学研究者和新批评派，他所说的文化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艺术的成品，认为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他看来，唯有阅读这些艺术精品，人们的高雅文化情操才能得到培育。因此他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他认为，为了向更广大的人民大众启蒙，需要有一种严格选取的“伟大的”文学经典，阅读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成熟的人格。尽管利维斯的这些精英文化研究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并对之提出挑战的文化研究格格不入，但仍应该承认，当代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崛起，与利维斯早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超越并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狭隘领地，文化研究才在英国得到长足发展并迅速波及北美和澳洲的。挑战利维斯精英文化思想体系的主要是这样几个事件:20世纪50年代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从而使得文化研究直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6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机构化，这毫无疑问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设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其标志。从此，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反机构的“准学科”（sub－discipline）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discourse）而崛起于当代文化学术界，并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讨论衰落之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语境下，文化研究仍在北美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方兴未艾。

工人阶级社区文化

文化研究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它迅速进入了美国的学术界，并且受到一大批在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的关注，大量研究后殖民文学、传媒文化和其他非精英文化现象的论文，频繁地出现在曾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称的著名学术刊物，包括《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和《疆界2》（Boundary 2）等，逐步涉及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介入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和研究。但这批学者所主张的是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并未脱离文学现象漫无边际地探寻；而更多的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传播学界的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致，使其远离精英文学和文化，专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以及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当代美国的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极为广泛，甚至如当年《解构批评》一书的作者文森特·莱奇所言，文化研究的对象包括:

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文类（惊险小说、罗曼司传奇、西部片、科幻小说）、照相术、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批评理论、戏剧、无线电、妇女文学、电视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学⁽⁴⁾。

这样所导致的结果便是经典文化和文学作品遭到排斥，大众的、通俗流行的非精英文化产品登堂入室进入研究视野，从而对经典文化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战。经过一段时期的“非边缘化”和“非领地化”的尝试，文化研究终于在自己的全盛时期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脱离了文学研究，并与后者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和互补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不少既从事文学研究又卷入文化研究大潮之中的学者，感到不安和担心。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的直接冲击是，在大众文化的氛围下，经典文学作品不再被当做独立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的审美现象来欣赏和观照，而是被束之高阁，或甚至被放逐到研究视野的边缘。一些比较文学研究生撰写的学位论文也远离文学研究，而颇费心机地去分析研究诸如发型、服装、同性恋等“不登大雅之堂”的“亚文化”现象。因而毫不奇怪，文化研究在美国的一些有着悠久人文传统的正统学科受到抵制，倒是在部分大学的英文系和传播学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者们并不急于建立以教学为主的系科，而是首先设立某种类似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之类的虚体研究机构，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占据研究话语上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有着殖民地背景的国家，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后殖民问题和后殖民地写作/话语，以及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些地方的旧有文学历史并不悠久，传统的势力也远没有英国那么强大，因而文化研究在这些国家便有着相当长足的发展，其势头之强大甚至引起了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者的恐惧。

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科技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则变得萎缩，而在一个更为广大的人文学科背景下，文学研究的地位也就显得愈加不确定，甚至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濒临消亡。就当今北美的文化学术状况而言，国别（英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面临着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精英意识和反文学等级意识，无疑对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和等级观念的传统的文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以至于不少大学的英文系不得不削减传统的文学课程，增加当代的文化研究课程，例如女性研究、种族研究、传媒研究、身份研究等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文学研究之外的“边缘话语”。曾在学术界异常活跃的比较文学系或研究中心也不得不改名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系或研究中心。这一切均说明，传统的文学研究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冲击，并再度陷入新的危机。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一定要与文学研究形成对立？这两者之间有无沟通的可能？何以将文化研究的课题引进文学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