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辨病，后辨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维模式

《金匮要略》十分注重辨病，同时也重视辨证，一般先辨病，后辨证。在原书中，有些治疗大法是因病而立，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等，皆是针对疾病而设。先辨病后辨证的例子则可见于中风病的诊治，《金匮要略》强调内因是中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同时要求根据其脏腑经络病变，以在络、在经、入腑、入脏来进行辨证。又如水气病，提出可根据水肿形成的脏腑根源及其所出现的证候，进一步分心水、肝水、脾水、肺水、肾水，进行辨证论治。再如《妇人产后病篇》曰：“产后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产后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干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前者为气滞血凝而腹痛，故用枳实芍药散行滞止痛，后者为瘀血着于胞宫，故用下瘀血汤逐瘀止痛；下瘀血汤既可治产后腹痛，又能治经水不利，这都体现了既辨病又辨证的诊疗原则。又如对“下利”（泄泻）的治疗，所用方剂有桂枝汤、四逆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等，这几个方剂显然都不是治疗专病的特效处方，而之所以选用这些方剂，则主要就根据辨证论治的思想进行。再如“虚劳”的肾气丸，又用治“转胞”“消渴”等，一方治多病，“异病同治”就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全书结构是以病为纲，在辨病的基础上辨证，两者有机结合，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研究发现：实际上是病与证的关系，决定了先辨病、后辨证的重要意义。首先，从疾病层次上说，病是第1层次，证是第2层次。每1个具体病名是医学上对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如病因、病机、主要临床表现）与规律（如演变趋势、转归预后等）所作的病理性概括与抽象，是对该具体病变的本质性认识，先立病，后分证，乃诊疗之次第；病为纲，证为目，乃病证之格局。朱肱《南阳活人书》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反复疑虑，而处病不差矣。”赵锡武先生对病证关系说得更为具体：“有病始有证，而证必附于病，若舍病谈证，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一般说来，是病规定证，证从属于病。病的本质一般规定着证的表现和证的变动。徐灵胎说：“证者，病之所见也”，疾病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过程，在疾病演变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出现各种不同的证，但这些证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变化，受疾病基本病理变化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以证为核心，是中医诊疗重要特色，同一疾病存在不同个体差异性或不同阶段可表现为不同证候，因而可采取不同治法，但作为一个具体疾病，有其特定的病因与发展规律，规定着治疗方向，因而必有贯穿始终的治疗大法。如果只强调“异”的一面，偏离了对疾病本质的治疗，就要产生失误。如肺结核本质是结核菌感染，尽管可以出现肺阴亏损，阴虚火旺等证候，但仅滋阴润肺而不杀虫就不行；就异病同治而言，也不能只强调同的一面，麻疹、乙脑、肺炎都可以出现表证，而治法各异。高血压病、更年期综合征、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等疾病都可以表现为肝阳上亢证，但高血压易为化风化火，更年期综合征多水亏火旺，甲亢多痰气交结，郁而化火，异病同证，同中有异。湿热下注证可见于淋证、阴囊湿疹或女子带下增多，治疗也是不同的。再次，病决定整体和全局，证决定着局部。临床上明确病名的诊断，便可根据该病的一般规律把握全局，有利于对该病本质的认识和辨证论治。如中风病，有先兆、卒中、恢复期、偏枯全过程，而诸种证候只是不同发病时期的表现，辨证时要有全局观点并预测其变化与后果。另外，病贯始终，证却表现在某一阶段。病名代表该具体疾病病理变化全过程的特点与规律；证代表疾病当前所处阶段的病理状态，只能反映疾病过程中全部病机的一部分，因而也就不是病机实体的全部信息，只是呈现的一个横断面。如中风病可分3个阶段，平素头晕头痛，肢麻时作以及一时性语謇等为中风先兆，乃由肝肾阴虚，进一步则为卒中，系肝风挟痰、挟瘀、气血上逆、蒙蔽清窍而成；神清之后，往往脉络痹阻，表现为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语言不利等中风后遗症，此病出现了几个不同阶段的表现和证候，但都沿着肝风挟痰挟瘀、上蒙清窍，阻痹脑络的基本病机规律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