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时期长三角地区人口发展的几点认识
纵观长三角人口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灾荒及瘟疫等原因是造成人口损失的主要原因，而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则是人口持续发展的基础。西汉初，长三角人口仅60余万，到汉末增至130余万，东汉末年达到200余万。东汉以后，受北方移民的影响，人口增长较快。至南朝梁末，人口峰值已接近500万。随后的战乱，把东晋南朝近两百年逐步积累起来的人口消耗殆尽。此后直到隋末，区域人口发展徘徊不前，数量增加有限。唐、宋两代，长三角人口有了长足发展，唐代人口峰值已达700余万，宋代更是接近或超过1 000万。宋金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再遭重创，人数锐减至690万。从天宝中叶至宋金之际，区域人口经过近400年的发展，数次起落，最终又返回到了起点。南宋是长三角人口大发展期，德祐年间，人口峰值曾一度达到1 200余万。明清时期是区域人口急剧膨胀期，明万历后期人口峰值可能已接近或超3 300万口，清代人口峰值更是接近5 500万，至此，在我们研究的时段内，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已经发展至极致（参见表2）。
长三角历史人口的发展符合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诸多特点，即增长缓慢、大起大落以及明显的阶段性等[59]，但是，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第一，长三角历史人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公元2年到1850年的1 848年间，全国人口大约增长了7．2倍，年均增长率约1．1‰，人口倍增时间为630年。而同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大约增长了41．2倍，年均增长率约2．5‰，人口倍增的时间是277年。通过对两者历史时期定基增长速度的比对，我们发现，时间越靠后，这种差距就越明显（见图1）。
第二，长三角地区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况，有比较明显波峰与波谷，但与全国人口相比，坡度比较缓和，曲线亦较平直，通过对两者环比增长速度的比对，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在我们确定的22个历史时点上的人口数据中，呈负增长的时点，长三角有7个，全国有8个，从单组数据的对比来看这种差别更大（见图2）。
图1 长三角人口与全国人口定基增长速度对比
图2 长三角人口与全国人口环比增长速度对比
第三，长三角地区历史人口的增长方式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周期性的朝代更替引发的战乱，往往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数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积聚起来的人口在短短的数年或十数年的战乱中消耗殆尽，因此，其人口的发展呈波浪式增长。而长三角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区，战乱较少，加之北方移民的补充，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向上发展的势头基本保持不变，人口呈比较明显的螺旋式增长。
第四，长三角地区历史人口发展的阶段性比较明显。从人口发展模式讲，可以分为3个阶段：（1）秦汉及秦汉以前封闭型人口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的人口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繁殖，发展速度非常缓慢。（2）三国至元移民型人口发展模式，受北方移民的强烈影响，人口发展迅速，但是，战乱灾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迁入的人口，最终的人口发展速度并不是很高。（3）明至清晚期人口膨胀发展模式，这一时期人口发展速度不快，但有较长的稳定发展期，且人口基数大，绝对数量增加非常明显。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可以分为4个阶段：（1）先秦两汉的地旷人稀时期，这一阶段，人口密度在30人／平方公里以下，区域内人口稀少，土地开发不足。（2）六朝至唐初人地和谐时期，这一阶段，人口密度在50人／平方公里左右，虽然土地肥美之处均已开垦，但湖沼、丘陵、山地等仍处于自然状态。所产足够维持已有人口的生存，是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的时期。（3）唐中期至元，人地关系紧张期，人口密度增加到100～150人／平方公里，随着人口的增加，平原土地开发殆尽，山林、湖沼开始成为开发的重点，结果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洪涝灾害频繁发生。（4）明清，人地关系尖锐期，人口密度平均200～400人／平方公里，最高时达到600多人／平方公里，基本已接近人口承载的极限。人口过于密集，严重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人口本身的发展。
【注释】
[1]本文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2]路伟东，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
[3]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4]李从先、陈庆强等：《末次盛冰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沉积相和古地理》，《古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5]任美锷等编著：《中国的三大三角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6]该说始于1992年6年国务院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规划座谈会”，最近几年浙江省台州市也被纳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三角中心城市由15个扩大为16个。
[7]近年来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将安徽省也纳入长三角经济圈的范围里来，可见，作为经济区划的长三角，其范围有不断扩大之势。仓平：《对长江三角洲概念的新界定》，《东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8]面积数据引自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8页。
[9]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0]即广陵国全部的广陵、江都、高邮、平安等4县，临淮郡南部的堂邑、舆、海陵等3县；丹阳郡北部的江乘、句容、胡孰、秣陵、丹阳、溧阳、故鄣、於潜等8县，以及会稽郡北部的丹徒、曲阿、毗陵、无锡、阳羡、吴、娄、乌程、由拳、海盐、余杭、钱唐、富春、余暨、山阴、诸暨、剡县、上虞、余姚、句章、鄮、鄞等22县。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9—20、24—25页。
[11]汉志所载人口总数约5 960万。
[12]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339页。
[13]东汉峰值人口数约6 000万。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14]《后汉书·安帝纪》，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一》。
[15]《后汉书·任延传》。
[16]包括广陵郡南部的平安、高邮、堂邑、舆国、广陵、海陵等6县，丹阳郡北部的江乘、句容、湖熟、秣陵、丹阳、溧阳、故鄣、於潜等8县，吴郡全部的丹徒、曲阿、毗陵、无锡、阳羡、吴、娄、乌程、由拳、海盐、余杭、钱唐、富春等13个县，会稽郡北部的余暨、山阴、诸暨、剡县、上虞、余姚、句章、鄮、鄞等9县。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44—45、51—52页。永和五年，长三角著籍人口约159万，占同时期全国著籍人口总数的3．3%。全国及各郡国户口数见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
[17]《三国志》卷46《吴书·孙讨虏传》注引《江表传》。
[18]《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
[19]《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
[20]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21]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22]萧梁峰值人口2 000万左右，6世纪20年代南北朝人口合计已超过5 000万。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第468、475页。
[23]大业五年，长三角有江都郡南部高邮、六合、江都、江阳、海陵、宁海、延陵、句容、曲阿9县，丹阳郡江宁、溧水2县，宣城郡永世1县，毗陵郡、吴郡、余杭郡、会稽郡全部。户口数引自《隋书·地理志》。
[24]天宝元年，长三角大体有扬州天长以外的其它6县，和州乌江县中北部，宣州北部的溧水、溧阳两县，以及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全部，合计共有10州49县。天宝元年全国著籍人口约5 098万，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6。
[25]《晋书》卷43《山涛附孙遐传》。
[26]杜佑：《通典·食货》。
[27]葛剑雄认为唐峰值人口在8 000万～9 000万之间，冻国栋则认为应该在7 475万～8 050万之间。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59页；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28]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60页。
[29]《吴县令厅壁记》，《全唐文》卷519。
[30]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第256、257页。
[31]《苏东坡全集》卷60《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
[32]吴松弟估计同期人口损失约120万，但仔细核对，发现其中存在比较明显的计算错误。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
[33]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118页。元丰元年，长三角大体有扬州南部，通州、泰州、高邮军、真州、润州、江宁、常州、苏州、秀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全部，合计共有14州、60县。
[34]熙宁末全国约2 000万户，人口接近1亿。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宋初金元时期》，第351页。
[35]根据《宋史·地理志》所载户口数统计。
[36]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465页。
[37]蔡襄：《端明集》卷26《乞减放漳泉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札子》。
[38]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477页。
[39]范成大：《吴郡志》卷2《风俗篇》。
[40]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
[41]《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至大金陵新志》卷8。
[4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0《王正肃侯墓志铭》。
[43]《元史·地理志》。
[44]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宋辽金元时期》，第358页。
[45]熙宁年间长三角人口有1 000万，江南江北部分人口比例约为11．5∶1，按江南恢复到100%，江北恢复到20%推算，绍兴三十二年长三角人口当有940万。
[46]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辽宋金元时期》，第278—285页。
[47]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358页。
[48]嘉定中期原北宋境内人口总数约为12 240万，由于嘉定后宋元间的战争造成一定的人口损失，故德祐后全国人口有所下降，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366页。
[49]正德《松江府志》。
[50]葛剑雄、吴松弟对元峰值人口数的估计分别为8 500万、9 000万，本文取其平均数。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18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391页。
[5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52]李伯重：《有无“13、14世纪的转折”？——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多视解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53]曹树基的研究表明，清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值，即3．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275页。
[54]崇祯三年（1630年）全国人口总数约1．925亿。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451页。
[55]本文推算的1776—1851年间人口增长率高于3．4‰这一经验值，这种差异可能是江南与本文所定义的长三角范围不同造成的，本文的研究不采用3．4‰这一经验值。
[5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47页。
[57]同上书，第18页。
[58]同上书，第691页。
[59]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60—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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