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蔬食的种类和一般状况
张履祥《补农书》中列举的寻常瓜菜种类,有丝瓜、饭瓜、南瓜、北瓜、冬瓜、菜瓜、黄瓜、苦瓜、西瓜、葫芦、姜、笋、茨菇、香芋、裙带豆、刀豆、芥菜、荠菜、茄、葱、韭、蒜、甜菜、菠菜、生菜、大头菜、芹、莴苣等,而对于萝卜、芋艿、扁豆,张氏分别以专段加以论述,显得尤为重视[5]。同治《苏州府志》物产所载蔬菜的种类,有菘菜、乌菘菜、塌科菜、油菜、芥菜、荠菜、苋菜、菠菜、芜菁、蒌蒿、马兰、韭、葱、蒜、芦菔、莴苣、茄子、蕈、芋、山芋、山药、蓴、荇、芹、菰等种,豆类有黄豆、黑豆、菉豆、白扁豆、紫罗豆、豌豆、蚕豆、豇豆、刀豆等,瓜类则记载了王瓜、西瓜、香瓜、酱瓜、生瓜、冬瓜、南瓜、丝瓜、瓠等种[6],可以说基本反映了清代以来江南地区常见瓜豆蔬菜的主要种类。1929年至1932年卜凯在嘉兴、德清、常熟、武进等地的调查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日常实际消费食物的种类,其中蔬食部分包括豆、薯和蔬菜三大类,豆类主要包括蚕豆、黄豆、豆芽、豆腐、豌豆、绿豆、赤豆、扁豆等,薯类包括甜薯、芋头和马铃薯,蔬菜则包括青菜、包菜、苋菜、红萝葡、白萝葡、茄子、南瓜、北瓜、油菜、豇豆、冬瓜、刀豆、笋、西葫芦、丝瓜、小瓜、菜瓜、黄瓜、冬菜、苜蓿、茨菇、葱、姜、芥菜等[7]。
以上各类蔬食在农民餐桌上的重要性当然并不是等同的,根据满铁在松江的调查,农家冬季食用的蔬菜主要的是青菜和萝卜[8]。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记录到农民的日常蔬食主要是各种青菜、蘑菇、干果、薯类以及萝卜等[9]。从卜凯的调查看来,农民经常和普遍食用的蔬食实际上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品种上:蚕豆、豆腐、甜薯、芋头、青菜、萝葡、茄子,这些食物不仅几乎在所有调查地点都能看到,而且食用它们的农户占调查农户的比例很高,人均的消费量也较大。事实上,从数字上看,这些种类蔬食的人均消费量,在全部蔬食消费中占据了绝大多数[10]。这可能反映了1930年代江南农民蔬食消费的真实情况,上推到18—19世纪,情况应当不会有大的差别。
蚕豆在夏季可能是最重要的蔬菜,盖因蚕豆在江南多数地方已成为“春熟”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年间吴江一带“至春暮则摘菜苔以为蔬,夏初……磨麦为面,杂以蚕豆,名曰春熟”[11]。道光时松江府一带,“春熟者除红花草外,蚕豆、油菜为多,盖豆自湿至干,皆可为粮,以备无米者之饱”[12],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蚕豆当作主食的一种来看待了。1939年夏满铁在嘉定的调查,发现蚕豆是当地农民主要的副食物,13家选择调查农户1939年共收获蚕豆41.8石,卖出33.9石,自己消费合旧制861.9斤,平均每户多达66.3斤[13];无锡荣巷镇的80家农户1940年共收获蚕豆10.90石,合旧制1 189.2斤,平均每户14.87斤[14];1940年夏在松江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对当地一家普通农户一日四餐的菜肴作了细致的观察,发现每餐均离不开蚕豆,蚕豆烹制的方法也很简单,不过是加盐或煮或炒而已[15]。
豆腐也是副食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沈氏《农书》给雇工们制订的菜单,素日每天除了寻常瓜菜以外,必供给豆腐一块[16]。彭慕兰认为,在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摄取上,欧洲人主要是依赖肉类,而东亚人所依赖的就是豆腐[17]。卜凯在江宁县淳化镇的调查中,根据当地居民的估计,认为每年每一农家要食用豆腐干40块至100块,每天平均要食用新鲜豆腐10两[18]。江南各地的豆腐和豆制品加工都很发达,据称民国年间,“南方店肆最多者为豆腐铺,俗称‘水作店’,虽三家村亦有之”[19]。1949年前后吴江各著名市镇上确实豆腐店林立,盛泽有15家,同里有六七家,震泽有“白作”18家、“黑作”4家[20]。市镇以下的普通村庄,如1930年代震泽开弦弓村有豆腐店两家[21],上海沈家行也有豆腐店两家[22]。嘉定一带还有关于“腐干担”的记载,大致是在乡间挑卖豆腐和豆腐干的,还承担着传递邮件书信的功能,可见其执业者必多,且销售网络必广[23]。
水果是蔬食消费的另一重要方面,对此,早期的社会经济调查者们和今天的研究者多不注意。实际上,江南是个盛产水果的区域,同治《苏州府志》所载水果种类有海杏、梅、樱桃、枇杷、杨梅、桃、山葡萄、林檎、柰、李、梨、枣、柿、橘、真柑、金柑、橙、香橼、银杏、菱、芡、莲实、藕、荸荠、茨菇等[24]。太湖东、西山尤其以种植水果而著名,早在明代当地人就“大概以橘等果品为生,多至千树,贫家亦无不种”[25],康熙时人的记载说当地“苟宜于土,无不种植。桑麻掩映,桃李成林。卢橘秋登,杨梅夏熟。园收银杏,家有黄柑。梨树成云,梅花似雪。凡所栽培,不可殚记。非极绚烂之观,足见勤劳之俗”[26]。吴江种橘也非常普遍,明代即已“结实不减洞庭”,入清后乡间栽植不衰[27]。上海一带则以出产水蜜桃而著名。这些地方即便是贫穷农家,大概也不会缺乏水果的消费的。
即便不以水果种植著名的地方,寻常果树的栽种也不稀奇,如嘉定,“果品不甚珍,以乡人不谙移接之法,故虽有桃李枇杷诸果,味皆逊于他处”[28]。江南水乡之地,菱芡莲藕的出产更是随处皆有。而且更重要的是,水果的长途贸易看来十分发达,如清代太湖沿岸地区农人常往东部沿海贩运“青果”[29],民国年间开弦弓时令水果的供应也依赖于邻境[30]。道光时昭文一带乡间“树木石榴枇杷桃树多死,橙橘香橼金柑绝种,是年冬无橙橘,可知浙闽之树亦并冻坏……”[31],可见每年还从浙江、福建等地取得水果的供给。城镇居民消费水果,应当是相当寻常的事情。而农家种植和采撷的果物,虽然多上市售卖,但若说农户自家全不消费,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卜凯1929—1932年在嘉兴、德清、常熟、武进等地的调查,反映了民国年间江南农民食用水果的实际情形。从种类上说,几乎在每个调查地点都出现,且食用量较多的有桃和西瓜两类,此外杨梅、梅、甜瓜、荸荠、枇杷等的食用也较多。
应当注意的是,江南平民消费的蔬菜,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腌渍后的形态出现的。近代的观察者们都注意到农民餐桌上腌菜的重要地位,如江宁县淳化镇的农家,“每家每年所食之腌菜,约有两担至五担,经年不断”[32]。沈氏《农书》“逐月事宜”中提及的腌菜种类,可谓林林总总:三月,腌芥菜;四月,腌青菜;五月,腌梅子,薰杨梅;六月,合酱,买菜瓜入酱,做瓜干,做豆豉;八月,腌菱拇;九月,糟茄酱,烘青豆;十月,腌菜干,做萝卜菜干;十一月,踏盐齑菜[33]。农家对腌菜的依赖,主要是因为蔬菜生长具有强烈的季节性,不能保证新鲜瓜菜的平稳供应,冬春尤其如此,也因此冬月里利用菘菜(即白菜)、萝卜等制作腌菜成为江南农村岁时一项重要活动。苏州一带每年至十月,农家即将菘菜“盐藏缸瓮,为御冬旨蓄。或去其心,名为藏菜,亦曰盐菜。有经水浸而淡者,名水菜。或可断菜心,或并缕切萝菔条,撒盐紧压入瓶,倒埋灰窖,过冬不坏,名春不老”[34]。“为御冬旨蓄”和“不坏”,正是一般平民制作和食用腌菜的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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