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煌设县的背景
立煌县地处鄂豫皖三省边缘,县境内存在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和河谷平原等地貌单元,并且呈北西—南东或北东—南西走向,山脉、丘陵与长条形盆地、河谷相间分布。南部、西南部边境由石鼓寨至棋盘石一带为长江、淮河分水岭和皖、鄂两省界山,海拔千米以上高峰120多座。境内河流属淮河水系,有史河、西淠河两大干流。史河源出三省垴、黄梅尖北麓,汇西南山区干支流北去三河尖;西淠河为淠河在县境的分支,源出天堂寨,由东部出境入淮。各类地貌的分布和特色如图1和表1所示。
图1 金寨县山脉水系
资料来源:《金寨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首页附图。
表1 金寨县地貌分区及其特色
资料来源:《金寨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1页。
由上图可知,金寨县地处三省交界,历来是鄂豫皖三省政府政治统治力量的盲点,再加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一旦在山上修筑关寨,便易守难攻,于是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为地方反对武装的据点。在统一王朝时期,这一区域成为土匪强盗的藏身之处;而在王朝鼎革之际,往往成为地方势力保家卫族的基地。例如在北宋末年,六安军程端忠领兵抗击金军入侵,激战于燕子河、长山冲一带。到了南宋末年,元朝军队受到顽强抵抗,一直到1275年才攻占这一地区(天堂寨、佛顶寨、三尖山等主要抗元山寨甚至坚持到1277年),而周围其他地区早已入元朝版图。元朝末年,各地纷纷起义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徐寿辉也组织红巾军,以天堂寨为基地,一度建国称王。明末,张献忠的农民军也在此地活动频繁,而总兵侯应龙的结寨抗清活动更是为人所称道[8]。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与清政府军在这一地区展开拉锯战,固始周围大别山区成为广阔战场。当时,捻军驻守六安,曾经与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激战于金寨、六安山区,击败清兵后,占领独山镇。咸丰八年(1858)二月,豫天侯陈玉成率领太平军和六安捻军围攻固始,激战两月之久,金寨成为前线与后方通道。太平军和捻军数千人,由独山镇进入金家寨,清政府根本来不及防剿。起义军在大别山区纵横驰骋,使鄂豫皖官兵“十分吃紧”[9]。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在鄂豫皖地区发展党组织,1920年代共产党支部在这一地区星星点点地建立,并艰难地发展壮大。至1920年代末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和扩大,红军之所以能在这一地区立足,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鄂豫皖边界地区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势险要。紧密相连的山地,非常有利于红军开展游击活动。二是此地大部分为丘陵地带,面积宽大,大别山脉为这一地区天然之屏障,具有背风向阳、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和日照充足的优点,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水热条件。因而这一地区物产丰富为红军提供了丰富的给养。三是这一地区交通不便,工商业不发达,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绝大部分居民都从事农业。在艰苦的环境中,这里的居民锻炼成勤劳、勇敢、忠厚、直爽的性格,不仅男人参加生产劳动,妇女也普遍参加,并不亚于男人。因此当男子参加红军上前线时,妇女照样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10]。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对武汉和南京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蒋介石多次调兵遣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曾指出:“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红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11]1931年12月,驻湖北的蒋军六十九师赵冠英部,被红军包围于黄安,突围逃跑,溃不成军,赵本人被活捉。第二年,红四军向东到达皖西,渡过淠河,包围了皖西重镇苏家埠。蒋军第七师师长厉式鼎被俘,苏家埠守军投降。蒋嫡系汤恩伯率两个师准备夺回苏家埠,但是在潢川地区与红军遭遇,汤部溃散,于是红军声威大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迅速扩大。1932年5月,蒋介石在武汉组设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调集左、中、右三路大军围剿根据地。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为卫立煌,辖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9月,第六纵队终于攻克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金家寨[12]。“剿匪总司令部”在地方“有识之士”的呈请下,批准以金家寨为县治,设立新县,为表彰中路军卫立煌将军的“功勋”,将此县取名为立煌县。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这一区域内活动的不管是地方反抗武装还是土匪路霸,其所依靠无非两点,首先是政府政治力量的薄弱,即所谓的“三不管区”,其次因为地形复杂,资源丰富,成为反对势力的天然庇护所。历代政府对这一区域一直非常头疼但又束手无策。到了晚清时期,终于有识之士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划三不管区建立新县。光绪初年,时任御史的河南商城人士张绪楷向光绪帝上奏:“请在该处设县,由六安、霍山、霍邱、商城、固始划拨毗连山区各保,所有险阻皆归一域。”[13]应该说这是真知灼见,从政府行政管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但限于时局,此提案被搁置,一直到民国时期才由同属商城的廖薇圃提出相同的建议并最终得到政府批准设立新县(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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