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的编纂与《资治通鉴》之关系

《唐鉴》的编纂与《资治通鉴》之关系_转型中的亚洲文化与社会

一、《唐鉴》的编纂与《资治通鉴》之关系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1019—1086年）把适际而立的范祖禹召入史局，同修《资治通鉴》^[4]，不仅使范祖禹一生的事业有了一个足以骄傲的开端，也使他的余生与史学因缘深结。从熙宁三年六月入局，至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资治通鉴》成书，首尾十四个年头，范祖禹恰好为《通鉴》的写作耗费了余生的一半光阴。《唐鉴》正是范祖禹在史局中辅助司马光编修《通鉴》的副产品。元祐元年（1086年）初，范祖禹将最终缮写成册的《唐鉴》进献给初登大宝的哲宗皇帝。范祖禹在《唐鉴序》中说道：“臣祖禹受诏与臣光修《资治通鉴》，臣祖禹分职唐史，得以考其兴废治乱之所由。”《进唐鉴表》又有“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尝于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缉成一书”云云。故先将《唐鉴》与《资治通鉴·唐纪》中的相关文字，作一个仔细的比较分析，应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蕴含在《唐鉴》历史书写背后的深层思想结构。

今见最早的《唐鉴》版本，为南宋孝宗时期的浙刻本^[5]。该刻十二卷，与祖禹上书表中所称相合。后吕祖谦作注，始析为二十四卷。《唐鉴》基本写作形式，是根据《通鉴·唐纪》相应纪事，选摘被认为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历史事件，按帝分卷，以时为序，每条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先叙述历史事件，末具标有“臣祖禹曰”字样的议论，一事一评，点出其借鉴意义所在（武后朝例外，说详下）。此外尚有数则总评性文字，一般附于某帝篇末。祖禹于自序中称全书“凡三百六篇”，今按检原书（据上揭影宋本），卷一十九条，其中论高祖朝事十七条，太宗即位而未改元时事两条。卷二、卷三都是对太宗朝政事的评论，总五十六条，其中卷二二十八条，卷三二十七条，并附总论太宗为人为政一条。卷四比较特殊，囊括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以及玄宗朝前期的部分事迹。范祖禹却并不承认武后统治时期的合法性。中宗登基，于改元嗣圣（684年）后不久即被废，但范祖禹不管实际权力如何交接，也不管武则天更改年号如何之勤，依旧将武周时代的纪事系于中宗名义之下，按照早已废弃的嗣圣年号推延纪历，并仿《春秋》“公在乾侯”笔法，于每年纪事之初书“帝在某”，以明中宗行迹，直至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辟。这是《唐鉴》与《通鉴·唐纪》最大的不同，也正是范祖禹所谓“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之所指^[6]。在范氏所虚拟的嗣圣二年（685年，实为武周垂拱元年）至嗣圣二十一年（704年，实为武周长安四年）这二十年中，只有纪事而无议论，直至神龙元年中宗复辟，以下才恢复“臣祖禹曰”的议论。而且这部分内容，也是《唐鉴》中唯一一处每年必纪、连续书写的部分，很多年份只是为了交代中宗身处何地，即书写上文所提及的“帝在某”。这一卷里，涉及高宗朝事十一条、睿宗朝两条、玄宗朝十一条，形式内容皆与全书其他部分相同，一事一评。中宗（含武后）朝所纪，算上仅书“帝在某”者，凡二十四条，而议论只有三条。故第四卷总计纪事四十八条、议论二十七条。卷五仍是讲论玄宗朝事，凡三十条。卷六分别为肃宗朝事十五条、代宗朝十一条、德宗朝七条，计三十三条。卷七二十三条、卷八二十五条皆论德宗朝事，卷八末另附总论德宗一条，如此则该两卷总计四十九条。卷九顺宗两条、宪宗三十条，附论宪宗死因一条，共三十三条。卷十穆宗三条、敬宗两条、附论一条，再有文宗六条，武宗五条，计十七条。卷十一宣宗七条、懿宗两条、僖宗十条，计十九条。卷十二昭宗七条，昭宣帝四条，末附总论唐之得天下一条，再附论何以守天下一条，计十三条。由上所计，以评议论，为二百九十六篇，以纪事论则为三百十一条，皆与祖禹自谓“三百六篇”之数不符，或两宋之际传抄既有讹脱，姑置不论^[7]。

我们将《唐鉴》与《通鉴·唐纪》相关部分逐条对读，不难发现，《唐鉴》在叙史部分的文字，基本与《通鉴》本文相同。大多数条目是把《通鉴》中的相关文字一字不改地挪过来，碰到有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因果之间历时颇久，《通鉴》顺时纪事，前后割裂，《唐鉴》则将相关文字聚在一起，而对文字本身仍不作改动，最多为了文句通顺加几个起承转合的关联词。现将两书文字逐条对比，制成表格如下，以供勘研：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条目内容一般取《唐鉴》原文除时间状语外的第一句，个别条目因首句特征不明显，则取其他核心句。

其中第某条的阿拉伯数字编号，袭用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中每卷的条目编次。下同。

通过以上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唐鉴》叙述与《通鉴·唐纪》有稍异之处。如《唐鉴》卷一高祖时“晋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条，与卷六肃宗“在彭原，廨舍隘狭”条，皆不见于《通鉴》。又，关于李泌得罪张良娣的原因，《唐鉴》以为乃肃宗与张良娣以愽打子嬉戏，李泌规谏，而《通鉴》则以事由七宝鞍而起^[8]。另外一些小异之处，如《唐鉴》卷十文宗部分内“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条，说建策处置宦官的刘壝，被贬斥后终于柳州司户，而《通鉴》则说他终于使府御史。另外有些细小的差异，不一一列举。尽管《唐鉴》和《通鉴》在叙事上存在这些差异，但这些差异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从总体上说，《唐鉴》的叙述文字因袭《通鉴》，是可以成立的。张元先生在《读田浩教授〈史学与文化思想：司马光对诸葛亮故事的重建〉一文》中推测，《资治通鉴》从长编状态被削删成定稿，可能并非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司马光一个人完成的^[9]。以上对于《唐鉴》文字的分析，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张元教授的观点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刘羲仲，司马光另一位重要助手刘恕（1032—1078年）的儿子，在《通鉴问疑》中却指出，“道原（刘恕字）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10]。由此推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的状况，早期和晚期可能有所不同。另一个需要考虑到的情况是，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离开开封后不久，刘恕也迫于新法派的压力求补南康军监，此后直到他去世，其间只和司马光见过两面。而范祖禹则一直追随在司马光身边^[11]。在早期编纂阶段，可能的确由司马光亲自从数量繁重的长编中删削成文，而在其晚年频叹自己精力不足的情况下，范祖禹协助他删削长编以成定稿的可能性很大。而范祖禹直接运用这些文字来编辑《唐鉴》，在《序》和《进书表》中却只强调自己“实董有唐”，并不提所采文字出自司马光删削，似乎也可以证明范祖禹对《通鉴·唐纪》定本文字的编辑有过很大的参与。以上所举几条《唐鉴》与《通鉴》不同之处，恰恰可以证明，司马光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本基础上，又作过删削与编辑。

关于议论部分，散在《通鉴·唐纪》中的“臣光曰”有二十五条。《唐鉴》中近三百条“臣祖禹曰”，选取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没有评论过的内容。但也有三处重合，即卷一“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条，讲述的是著名的“玄武门事变”；卷十“帝（文宗）与李训、郑注谋诛中官”条，讲的是同样著名的“甘露之变”；卷十二“崔胤请帝（昭宗）尽诛宦官”条。对读两部书中这三条“臣光曰”与“臣祖禹曰”，论调基本相同。恰是夹杂在《通鉴》正文中的一些评论，范祖禹有些不同看法。最典型的是对唐宣宗的评价。《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三年第6条，说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之，谓之小太宗”。而《唐鉴》卷十一“帝（宣宗）性明察沉断”条下“臣祖禹曰”却说：

宣宗之治，以察为明。虽听纳规谏，而性实猜刻；虽吝惜爵赏，而人多侥幸。外则藩方数逐其帅守而不能治，内则宦者握兵柄制国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继以懿僖不君，唐室坏乱，是以人思太（大）中之政为不可及。

此外，两书立论比较大的差别还体现在如何评价魏徵，以及是否用孟子的观念作为评判依据上。上文提及范祖禹仿《春秋》“公在乾侯”笔法，否认武周统治的合法性，王德毅沿用南宋学者王应麟的观点，认为这是范氏采纳了唐代史官沈既济不帝武周的主张^[12]。笔者认为，范祖禹这一叙述观念未必直接来自遥远的唐人建议，在范祖禹之前，孙甫《唐史论断》已经采用了这一编年方法叙述这一阶段的唐代史实^[13]。把这一纪年方法与评价魏徵、取法孟子放在一起考察，探讨范祖禹在这些问题上背离司马光的同时，又是如何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动向以及道学观念兴起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历史编纂本身具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