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的学术价值

五、《书目》的学术价值

上述约7000条《日据朝鲜时期汉籍总目录》的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填补了中日韩三国学界寻找这一时期汉籍文献资料的空白。虽然中日韩学界已出版了几十种有关汉籍图书目录，但因有的收录1910年以前的古书，有的将古书与民国时期的图书混合编制在一起，这给三国学者寻找这一时期汉籍文献资料带来极大的不便。本《书目》的编纂与出版，无疑对查找这一时期的汉籍文献资料带来极大便利，因而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第二，本《书目》所收每种汉籍文献资料，著录齐全。不仅每一种图书前都编有序号，且包括书名、作者、出版者、年月、版式、尺寸大小，更重要的是每书都标有在韩的收藏单位，以及该书的资料来源。现列举中日韩三种汉籍文献资料的书名如下：

0992《东鞑纪行》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编　新活字本　大连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38　72张　22×15cm　国（－64－32）　P708左

5387《燕都丛考》　（中国）陈宗蕃著　中国新活字本　北平　民国21（1932）　3册24．5×14．6cm　国（古2821－16）　P1871左

其他所收书目以此类推，即可检索到类似比较完整的文献资料的书目。

第三，由于本《书目》所收约7　000条目录，涵盖了中日韩三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事件、人物等各个方面的汉籍文献资料，因而中日韩三国学界据此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及领域，提出新问题，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本人在编纂过程中，即发现了多个中日韩三国学术界至今未有人研究的新问题，已撰写了《日本统治朝鲜时期汉籍出版品研究——以〈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1984）汉籍为例〉》^[20]。下一步围绕这一问题拟撰写的文章有：《〈朝鲜史料丛刊〉之研究》、《中国的汉籍在韩国——以日据朝鲜时期汉籍为例》、《日本〈朝鲜史编修会出版目录〉之研究》、《日本朝鲜总督府出版品之研究》、《日据朝鲜时期教科书之研究》、《日据朝鲜时期〈千字文〉版本之研究》等，并亲自赴韩搜集到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的已复印和翻拍带回中国。据此可断言，本《书目》出版后，可供研究的新问题，远不止这些。只要下工夫找到在韩的相关文献资料，撰写10余篇硕士和博士论文，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本《书目》所提供的韩国所藏汉籍文献资料，具有拾遗补缺的功能。中日韩三国学界以此目录，能寻找到本国所缺藏的汉籍文献资料的来源，因而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国的宋朝朱熹著的《朱子百选》、清朝胡凤丹辑的《唐四家诗集》等^[21]，经查中国大陆都无该两种书的1916年和1922年的版本。还有1929年由日本佐田弘治郎编，于中国大连出版的《满洲图绘》、《奉天昭陵六骏图》^[22]，经查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均无馆藏。类似已知中国缺藏的在韩汉籍文献资料，当然远不止这些。需要更多有志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以此《书目》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进行很好地开发和挖掘，为祖国的历史文献作出应有贡献。

从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角度看，那些中国所缺藏的在韩珍稀汉等籍文献，其史料价值、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该《书目》的编纂与出版，为中日韩三国学术界更好地组织人力整理、开发和利用这一时期的汉籍文献资料，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007年笔者在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进行业务联系的过程中，当他们得知本人正在进行《日据朝鲜时期汉籍总目》的课题研究时，对此目录非常感兴趣。2008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于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中国索引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论坛”上，当笔者报告了“新发现的在韩数种汉籍”后，即引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希望尽快地将《朝鲜史料丛刊》等资料整理出来。在同年11月8日至9日在复旦召开的“历史上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报告“日著在韩汉籍之研究”论文，并展示从韩国拍摄回来的在韩汉籍文献资料后，又一次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开明出版社的《出版史料》杂志编辑就主动与本人联系，希望为该刊写几篇对在韩汉籍出版品研究的文章。日本的《双松通讯》杂志的编辑也有同样的意思，并赠送给本人2008年第10卷刊物。会议主持人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教授希望2009年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时，能听到本人更多地整理开发利用日据朝鲜时期汉籍文献资料的新成果。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馆长在本人报告后对此兴趣更浓，因本人在报告会上展示的从韩国拍摄回来的那些由中国流播到韩国的汉籍文献资料及图录对其出版博物馆来说太珍贵了。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中日学术界，包括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挪威等国外学者，对更好地研究这些过去未被很好利用的《书目》中提供的约7　000条汉籍文献资料的强烈的兴趣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