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的编纂与出版给东亚以及中国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

七、《书目》的编纂与出版给东亚以及中国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

《书目》所收在韩出版的约7　000条汉籍文献资料，究竟给中日韩三国，尤其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带来什么影响，根据笔者直接接触过一些资料，感觉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第一，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有选择地将用汉字撰写的文献资料，以及部分中国人和朝鲜人撰写的汉籍文献资料，进行影印、重版，有的从日本本土带到韩国流传，这本身说明，这一部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籍出版物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看来是十分重要的，或许对他们的统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反过来，这些汉籍文献资料在域外的出版，促使这部分代表中国文化的出版物在韩国的流播，从而扩大了它在韩的影响。这不是以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至于这些汉籍能否起到他们想象中的作用，那是另外一码事。

第二，这些日据朝鲜时期的汉籍文献资料的问世，无论对于当时，还是后来乃至今天的中日韩三国学者来说，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为了研究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为何如此重视这些汉籍出版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的资料原本出自中国，但经查中国本土至今仍无一家图书馆有馆藏。这一部分出版物被保存下来，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诠释这一历史史实给中日韩东亚三国的文化带来的积极或负面的影响。这些出版物的存在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去探索的新问题和新课题。

第三，由于在日据朝鲜时期的汉籍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内容与中国的人与事相关联，如1943年京城出版的“新活字本”《梅花白屋诗文》一书，是由日本丑保桥四郎所著，内有不少是其在中国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其篇目中的《战南苑》、《赠稻叶君山博士赴任满洲建国大学》、《陷南京》和《春日偶感：时支那新政府树立》等^[25]，涉及中国的人与事的诗文，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中国的看法，很值得对其作进一步的探究。再如，在上述出版物中还有不少印制精美的文物图录和保存完好的出版品目录等，对中国学者了解和利用这些图录和图书资料资源，无疑是很有裨益的。笔者通过其中保存完整的出版品目录《朝鲜总督府禁止单行本目录》，获知1929年由厦门新朝鲜社出版的《朝鲜往何处去》、1932年由上海战地新闻社出版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1937年由上海出版的《毛泽东自传》等^[26]，这些作为“汉文”的出版品，曾被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禁止出版。在该《禁止目录》中，也包括不少日文和朝鲜文的书目。至于上述日据朝鲜时期的汉籍文献资料中还包含哪些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影响的东西，还有待日后对这些出版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有所发掘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