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亦林其人

危亦林，字达斋，江西南丰人。生于元·至元14年（公元1277年），卒于元·至正7年（公元1347年），享年71岁。元代著名医学家。据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自序》和《江西官医提举司牒太医院书》记载：危亦林幼读儒书，长习医业。由鼻祖自抚州迁于南丰。高祖云仙，游学东京，遇董奉二十五世孙京，授以大方脉，还家而医道日行；伯祖子美，进传临江刘三点、建昌路新城县五路陈姓妇人科，杭州田马骑正骨、金镞科；大父碧崖，复传黎川大磜周氏小方科；伯熙载传福建汀州路程光明眼科，南城县周后游治瘵疾；至亦林夏进传本州斤竹江东山疮肿科，临川范淑清咽喉、齿科，及储积古方，并近代名医诸方。由高祖至亦林，凡五世矣，随试随效。从这段记载可知，危氏自幼读儒书，年长习医，祖籍江西抚州，后迁至江西南丰，从其高祖至亦林，五代都是医生。高祖云仙先生游学东京（今河南开封），遇三国时名医董奉二十五世孙，授以大方脉科（即内科），返回故里后，遂以医名世；伯祖子美先生，从临江（今江西青江县）刘三点和建昌路新城县（今江西南城县）陈氏学习妇人科，又从杭州田马骑学习正骨兼金镞科（骨伤科）；祖父碧崖先生，随黎川周氏名医学习小方科（即小儿科）；伯父熙载先生，从福建汀州路程光明学习眼科，后又随南城县周后游治疗痨瘵（即肺痨）。到了危亦林除精研内、外、妇、儿、骨伤等科外，又从本州斤竹江东山学习疮肿科，从临川范淑清学习咽喉、口齿科。危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医之家，这是他后来成为元代名医的重要因素。

危亦林所生活的抚州地区是著名的文化之乡，自古以来，这里名贤辈出，灿若群星。如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曾巩，被称为开一代词风，北宋“江西词派”的杰出代表晏殊、晏几道父子，南宋著名哲学家陆九渊，以及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等均是抚州人。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影响着医学人物的成长，许多优秀青年，不为良医，便为良相，献身医学，造福社会。这些医家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学识渊博，故能深究医理，通晓各家，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著书立说。形成了一枝独秀的“旴（xu，虚）江医学”群体，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堪与皖南的“新安医学”、江苏的“孟河医学”、广东的“岭南医学”相媲美。而危亦林正是这一群体中最优秀的代表。

危亦林自幼聪明好学，于经史诗书无不通晓。在习儒之余，将家中所藏医药方书一览而尽。并随伯父等学习诊病按脉之道，经过十余年的潜心学练，尽得家学，终于将世代祖先的医学心得和临床经验继承下来。危氏“弱冠（20岁）而业医”，凭着他那种勤奋好学而执著追求的精神，医术日进。先后从师本州斤竹江东山，学习疮肿科，又从师临川范淑清，学习咽喉口齿科，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先祖各科的医疗经验，并广泛研究古方及当代名医诸方，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灵活运用经典理论和前人方剂，治疗内、外、妇、儿、眼、骨伤、口齿、咽喉等科疾病无不奏效，多有独到的心得和见解。于是医名顿著，四方求诊者门庭若市，遂成为精通各科的江南大医。

当时元朝政府下令各路总管府和官医提举司主持选拔学问渊博、医术精湛且堪为人师者，充任医学教授（上州、中州设教授，下州设医正，县设教谕，以教育医学生员）。危亦林以其世代家传之学和自己广博的学识医术，于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出任南丰州医学教授，随后又任官医副提领之职。

从天历元年开始，危氏“依按古方，参之家传”，将历代名方和先世五代以来积累的经验良方，据元代所定医学十三科分门别类，进行编纂，前后历时十载，于至元3年（1337年）编成《世医得效方》一书。此时危氏已年逾花甲。书成之后，经过太医院及诸路提举司严格审查鉴定，众人交口称赞。于至正5年（公元1345年）正式刊行。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出版后2年即离开了人世。

综观危氏光辉之一生，给我们后人诸多深刻的启示。

其一是他那种学而不厌，持之以恒的精神。

危氏在《世医得效方》的“自序”中，开篇第一句话即引用《论语·卫灵公》中的名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明确表明自己治学从医的主张。告诫人们，医学是至精至微之事，病情变化万端，作为一名医生，如果没有高超的技艺，很难救治百姓之厄。因此，必须勤奋苦学，不断提高医术，使自己尽快掌握“利器”，而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医生。危氏“幼而好学，弱冠而业医”，“儒学渊源，医书博览”，一生学而不倦。

他自十一二岁起，就跟随父亲学医，日间从父侍诊，早晚攻读医书。“凡《素问》诸书，靡不穷究”，每遇疑难处，总要反复推敲琢磨，参求其他各书，以探明究竟。他不但把自己家中世代珍藏的100多种医书逐一细读过，还时常步行十几里、几十里，到南丰县城及南城上唐等地，向藏书人家借阅各种书籍，有时还一本一本地抄录下来，仔细研读。

他秉承先辈五世之医的诊疗经验，精研内、外、妇、儿、骨伤、眼目等科，可谓满腹经纶的医学通人了。但是，危氏并未就此止步，仍然孜孜不倦地虚心向他人学习。他发现自己在疮肿科和咽喉口齿科方面仍有欠缺，便恭恭敬敬地向这方面的高人请教。即使在他的医术闻名遐迩之后，仍然虚心地向民间医生问药求方。正是凭着勤奋好学、锲而不舍、执著追求的精神，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医疗经验，结合自己的长期临床实践，善于“对病而知证，因证而得药”，于临床各科均有独到的心得和发挥。灯影鸡声，不问寒暑，用毕生的心血，整理完成了洋洋数十万言的传世之作——《世医得效方》，在中国医学的发展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

其二是他注重实践，注重实效的作风。

众所周知，金元时期的医学，上承《内经》、《伤寒》的学术成就，兼收晋、唐及北宋方药的丰富经验，改变了唐宋以来崇尚集方、推行成药、喜温言补、烦琐而又僵化的局面，开创了辨证论治、攻邪已病、泻火养正、各呈专长的生动活泼的学术新天地。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医家的创新精神。即在临床各科，敢于提出问题，并善于研究问题，阐述自己的主张。于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创立了许多新学派，提出了众多新理论。诸如刘完素的火热论，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和药物归经说，张从正的攻邪理论，李杲的脾胃内伤学说，王好古的阴证论，朱丹溪的相火论及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这种现象对当时的医家和后世的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元代精通医学各科、五世家传的临床大家危亦林，更有他自己的特色。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注重实践，注重实效，在继承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力求实用与“得效”，一心致力于临床验方、秘方和效方的研究与应用。在危氏一生的医学实践中，他始终恪守“方虽传自古人，药必出于己手”的原则，认为医生运用成方、古方，必须依据临床经验，量裁适当，才能做到辨证施治，提高疗效。综观《世医得效方》一书所撰集的历代医方，有的经危氏斟酌加减，有的随功效化裁，与一般因袭成方的医方辑录明显有别。他所收入的众多方剂，均与病证相连，条理清晰，在论述每一个方剂时，都列举脉因证治、理法方药及服法宜忌。立论精当，讲求实效，这不仅对临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为后世撰写医方之书树立了典范。

其三，是他打破传统，奉献秘方，使医学发扬光大的高风亮节。

秘方，古代又称禁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的老师长桑君在向扁鹊传授秘方时说：“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勿泄。”可见秘方是不肯轻易公开授人的。《黄帝内经》等名著中，即有“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的说法。因此，在封建时代，许多掌握有秘方的医家，往往有秘而不传的习俗。有的宁可带入棺材，也不肯传于他人，致使一些颇有价值的方药失传于世。而危亦林在他的医疗实践中，大胆地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危氏家庭世代相传的秘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世医得效方》就是一部验方、秘方集锦。例如，“下痢门”记载的治疗五色痢的秘方，“疮肿科”中记载的治疗臁疮的秘方，治疗水肿的秘传八方，治疗痈疽秘传十方等，都是危家世代相传的秘方和验方，而危亦林则以一个医学家的宽广胸怀，无私地将秘方奉献给大众。这种高风亮节，实在令人钦佩。

由于元代频繁的战乱和沉重的劳役，当时的贫苦农民受各种外伤和金镞创伤者，屡屡发生。因此，前来找危亦林求治者络绎不绝。他亲眼看到有些病人因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增加了不少痛苦，有的甚至贻误病机而造成终身残废，于是决心把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使之发扬光大，治疗天下的患者。相传他先后带教过12名徒弟，平时严格要求弟子，悉心教授他们技术。他曾特地缝制了一些沙袋，里面装着猪肘骨，填满细沙。做成臂腿形状。教徒弟隔着沙袋。反复捏摩里面的猪肘骨，直到把断了的骨骼整复对接起来。他将唐代的“椅背复位法”，进一步改良发展为更实用的“悬吊复位法”，详细介绍给世人。他从不为传统的模式所禁锢，而总是有自己的心得和发挥。他对医学的创新和发扬，他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感动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