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医得效方》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价值

三、《世医得效方》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价值

危亦林学识渊博，医术全面，善于辨证施治，据证遣方，注重血气流通，调理气机。他对内科、妇科、儿科、眼科、正骨科、口齿咽喉科等临床各科均有研究，无所不通，尤其擅长于骨伤科的治疗。他在正骨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诸多发明。如对骨折、脱臼的整复，主张用乌头、曼陀罗先行麻醉，创造性地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等，这在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的前列，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和临床价值。他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在《世医得效方》中所收录的古方、验方，都经过自身的临床验证，再参以家传，阐述了本人的见解和临床体会。他将世代秘藏的效方全部公之于世，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精于辨证论治

危氏精于辨证论治，在《世医得效方》一书中，他在前人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对临床各科疾病进行了整理和分类，提出不少新见解。

危氏认为，辨证该先识其病，而病之区分，则必须以致病因素为其基础。“《传》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病之名状，其类至多，原其所由，似是而非者尤多。若体认之，明辨其所因之的，则何患其多也”（《集病说》）。从总体上说，危氏认为导致疾病的因素主要有外感之因、七情之乱、虚损之由、风土之殊等几个方面，其中尤以外感之因为重点。

危亦林临证重视辨证论治，审证求因，治病用方，深思熟虑，遣方用药，立方稳当，药无偏袒，善于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做到有所发挥，有所创造。特别是在方剂学和治疗学的研究方面，在书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后世认为，《世医得效方》不仅是一部方剂学著作，而且更是指导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临证指南。治病当先识病，病名之下，据因辨证，按证遣方，这是危氏临床治疗的一大特色。危亦林在书中以病为纲，以证为目，根据不同的证候，列出不同的治法，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审证求因的特点。综观《世医得效方》一书，列述各科疾病约200种，每病之下，多按病因所殊，类别病证，然后随证处方施药。

例如“心痛”一病，前代医家多按其病机类别分为气滞血瘀、胸阳闭阻、痰热壅肺等证型，危氏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据因辨证，具体分为风证、寒证、七情、食伤、热证、虚证、卒痛、虫痛等不同种类，按照不同的病因，不同的证型，再熟练地运用贯彻理法方药有机结合的原则，分别处以蜜附汤、加味麻黄汤、七气汤、香苏散、气针丸、却痛散、鸡舌香散、芜荑散等40余方治疗。

又如“呕吐”一病，危氏也是根据风、寒、暑、湿、七情、痰、食、血、气、热、冷等致呕之因辨为11个证型，然后随因设证，按证立法，循法处方，依方遣药，分别用藿香散、理中汤、香薷散、加味治中汤、大藿香散、大半夏汤、二陈汤、茯苓汤、茱萸人参汤、竹茹汤、四逆汤等30余方治之。“眩晕”一病，风证用川芎散，感寒用三五七散，伤暑用消暑丸，中湿用芎术散，七情所致用茯神汤，痰证用加味二陈汤，失血用芎归汤，下虚用增损黑锡丹。

（二）方剂实用得效

危亦林承传家学，渊源有自，但又能博采众长。《世医得效方》共载有方剂2 500余首，其中既有危氏五代家传的经验方、单方和秘方，又收集了《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肘后方》以及《局方》等名典医籍中的大部分方剂，还搜集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民间单方，对方剂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危亦林平时注意吸纳新知，搜集和发掘民间的单方验方，临证加以应用，并收载于《世医得效方》中，从而保存了许多濒于失传的古代单方验方，使其得以流传后世，为后世方书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考据资料。《四库全书提要》称之“所载古方至多，皆可以资考据”。《世医得效方》中所纂古方，都经危氏斟酌损益，并阐述危氏本人的运用和体会，这对后世研究方剂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危亦林对中医药学发展的不朽贡献。

危氏秉着求实进取的精神，大胆地冲破师门之规和保守思想的束缚，在《世医得效方》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危氏五代储积的秘方。例如，在大方脉杂医科下痢门记有治疗五色痢的秘方。如秘方养脏汤：陈皮、枳壳、黄连、南木香、乌梅、罂粟壳、厚朴、杏仁、甘草，共为散。五色，黑豆枣子煎。红痢，生地、春茶、甘草节煎服。五色久不效，加龙骨、赤石脂、人参、芍药各一两，为末蜜丸，乌梅甘草汤下，粟米饮亦可，立效。在耳病门中介绍了治疗气壅耳聋的秘方降气汤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危亦林还将其祖传两套秘方予以公开：一是治疗水肿的秘传八方，二是治疗痈疽的秘传十方，而这些“随试随效，所活者甚众”的秘方，都是危氏家传的“绝招”，如果危亦林没有对医学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从实追求，既不泥古以薄今，复不厚今而废古，惟求理与病相符，药与病对”的求实进取精神，在当时封建保守思想和师门之规的束缚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像他这样毫不保守公开秘方的医家，在中医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发现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单方验方，而且大部分流传在民间，所以称之为“民间单方”。它们具有简（药味简单）、便（取材方便）、验（疗效好）、廉（不花钱或少花钱）等特点，深受群众欢迎。危亦林继承家学，勤求博采，对民间单方验方极为重视，在《世医得效方》各科中都有介绍。

危亦林秉承祖训，家学渊博，尽得真传。虽在学知上益备，医技上益精，仍然不断寻师访友，博采众长。在学术思想上不因循守旧，极富进取精神。危亦林运用古方强调通晓其要领，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反对墨守成规。正如危氏在序言中说：“一证而百方，其将焉所适从哉，夫病者悬命医师，方必对脉，药必疗病，譬之抽观启钥，应手而决，斯善之善者矣，若中无定见，姑徐徐焉……虽非有心杀人，而人之死于其手者多矣！”告诫人们对待古方、成方要有正确态度，必须深明医理，详审病情，做到脉证相应，方药相符，才能达到效果。

《世医得效方》所录的各科疾病治疗方剂绝大多数是临床习用，屡用屡验之方，故以“世医得效”题之，可谓名副其实。例如，治疗诸痹，风寒湿合痹用乌头汤，寒证麻痹用五积散，痰饮用茯苓汤，血气滞用三痹汤，筋痹用羚羊角汤，热证用升麻汤等；治疗五积，肝积用肥气丸，心积用伏梁丸，脾积用痞气丸，肺积用息贲丸，肾积用奔豚汤等。以上所举，皆属于“同病异治”之范畴。至于“异病同治”内容，在《世医得效方》一书中更为多见。例如五积散一方，功能调中顺气、除风冷、化痰饮。治脾胃虚冷，腹胁胀满，胸膈停痰，呕逆恶心；或外感风寒，内伤生冷，心腹痞闷，头目昏晕，肩背拘急，肢体怠惰，寒热往来，饮食不振；及妇人血气不调心腹撮痛，经候不调，或闭不通；及口中冷，背心恶寒等症。举凡伤寒阴证、食积、时疫、腰痛、臂痛、腹痛、诸痹、诸积、下痢各章节中，只要是出现风寒痰湿之证，均可以用本方治疗。

《世医得效方》之所以用方准确，治疗得当，正是在辨证论治的思想指导下而议病议药、汇列创制各类方剂的，而不似普通方书那样，仅仅是众多方剂的一般罗列或堆砌集合。由此可见，《世医得效方》对方剂学的巨大贡献。

（三）重视气血宣畅，善于调理气机

人处气交之中，一身气血津液运行流畅，推动和激发着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祖国医学把这种气血津液的运动形式，统称为气机。危亦林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气机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认为只有气血流通，气机宣畅，才能使百疾不生。他在《世医得效方》开宗明义指出：“人之有生，血气顺则周流一身，脉息和而诸疾不作，气血逆则运动滞涩，脉息乱而百病生”（《集脉说》）。这一点与金代张子和所说“《内经》一书，惟以血气流通为贵”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关于对气机不通之成因的认识上，危氏更强调人体内部因素的作用，这又与张子和学说略有所异。

危氏指出，气不和者，“或因忧愁思虑，或因酒色过伤，或临食忧烦，或事不遂意，以此不足，留滞不散，停于胸膈，心胸痞塞，气血不得宣通”，从而产生临床百般病症。危氏还认为，五脏六腑，脾胃居中，在气机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饮食过度，致伤脾胃”，“脾气怯弱”则令“水火交攻，阴阳关隔，遂使气不升降”；“中脘不快，心腹胀满，阴阳壅滞，气不升降”（《诸气》）。显而易见，危氏将李东垣的脾胃思想灵活地贯穿于人体气血流通理论之中，既符合临床，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和指导。

调理气机之功，危氏概括为“调顺荣卫，通流血脉，快利三焦，安和五脏”等几方面内容，其调气方药屡见于《世医得效方》各篇，俯拾即是。例如，治疗“中气”、“中风”之用八味顺气散；治疗“诸疝”因“七情所伤，遂成七疝，心腹胀痛，痛引腰胁连背，不可俯仰”者，宜用聚香饮子；治疗痔疮气结者（气痔），处以橘皮汤等，无不体现了危氏善于调气的治疗风格。至于在方剂中配伍各种不同的升气、降气、顺气、理气之品，如陈皮、木香、槟榔、柴胡、紫苏子等以通达气机，宣发上下，于危氏而言，更是得心应手，临床运用，功效卓著。

（四）在骨伤整复方面的创建

金元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蒙古民族崇尚骑射，因此骨折、脱臼、创伤等成为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为了适应实际的需要，元代医学十三科中特别增设了“正骨兼金镞科”。危亦林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骨伤治疗处于成熟时期，使他有机会学习和掌握了当时骨伤治疗的临床技术和先进经验。他在《世医得效方》第十八卷专辟“正骨兼金镞科”，在唐代蔺道人等医家的经验基础上，系统地整理了当时骨伤科的成就，记载了骨伤金创疾病的整复手术、麻醉方法及选方用药等。特别是在骨折脱臼的治疗方面，他详细地描述了“手六出臼四折骨”、“脚六出臼四折骨”的整复、固定方法，并在“脊椎骨折”的治疗上，创用“悬吊复位法”。他又吸取阿拉伯的正骨术，从而较前人有了极大的进步，使正骨科成为独立的学科，为此后的正骨科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首篇“秘论”，专论骨折整复，提出“骨节损折，肘、臂、腰、膝出臼蹉跌，须用法整顿归元（归元：病体康复。引者注，下同）”，并认为实施金疮和正骨手术前要先行麻醉，“先用麻药与服，使不知痛，然后可用手”。而后分别加以论述，提出“凡脚手各有六出臼、四折骨，每手有三处出臼，脚亦三处出臼”。

对于“肩胛上出臼”，危氏继蔺道人“靠背椅复位法”之后又发明了两种方法，即“杵撑作凳法”和“架梯坠下法”。“杵撑作凳法”是利用自身的重力与助手的相对牵引力，沿伤肢纵轴方向，有力地牵引，再利用舂杵上端为支点的杠杆作用，将肱骨头顶入关节盂内。“架梯坠下法”也是利用自身重力与助手相反牵引力沿伤肢纵轴方向进行牵引，再利用木棒为支点的杠杆作用，将肱骨头复位。20世纪50年代葛云彬所用的“梯上牵引法”与此法相似。现在中医伤科教材上介绍的“立位杠杆整复法”也是由此法发展而来。

对踝部骨折脱位，危氏称作“脚板上交叉处出臼”，已认识到有“或骨突出在内”、“或骨突向外”的内翻和外翻两种类型，并创造“牵引反向复位法”进行整复，还强调复位时不能单纯牵引，需用揣按手法整复，“若只拽，不用手整入窠内，误人成疾”。现代临床上使用的踝部骨折脱位复位法就是由此法发展而来。

危氏将髋关节脱位分为前、后两型，创造髋关节前脱位的复位方法。唐代蔺道人曾发明“手牵足蹬法”整复髋关节后脱位，但对前脱位，认为“不可整矣”。危亦林敢于打破前人定论，创造出髋关节前脱位复位法（悬吊法）。他指出脊椎骨折是由间接暴力所引起。这种间接暴力往往造成脊椎屈曲骨折，单纯用手整复是不可取的，所以采用悬吊过伸的复位方式，并强调“身直”，“未直则未归窠”，这表明在复位过程中脊椎必须过伸，否则骨折不能复位。骨折复位后用木夹板固定。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描述脊椎屈曲型骨折，并发明悬吊法进行整复。在他的“未直则未归窠”的观点启发下，明、清两代又产生多种过伸位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此法也是利用自身重力，再加背伸（身直），将屈曲型骨折处牵开伸直而复位，与现在临床应用过伸复位法、石膏背心或支具过伸位固定方法治疗脊椎单纯压缩性骨折如出一辙，可以说危氏的脊椎夹板固定法是今天固定方法的起源。现在还有人利用这个原理制成腰椎自动牵引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危氏悬吊复位法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先例，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创举。

可见，此书记载的正骨手法，有些是对前人正骨手法的发展，有些是作者首创，有不少复位原理对后世骨伤科正骨手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作者在本书中首次将力学中的重力知识运用于正骨手法，此举有着重要意义。

在“十不治证”中，危氏开骨科创伤预后诊断之先河。所谓“十不治证”，是指以下十种证候：扑损伤或被伤入于肺者、左胁下伤透内者、肠伤全断者、小腹下伤内者、证候繁多者、脉不实重者、老人左股压碎者、伤破阴子者、血出尽者、肩内耳后伤透于内者。综观危氏提出的“十不治证”说，有以下5个特点。其一，重视脉候，强调脉症相符。其二，重视脏腑组织器官的实质损伤程度。其三，重视身体某些特殊部位的损伤。其四，重视复合创伤及并发症。其五，重视有效血容量。总之，危氏“十不治证”随着当今医学技术的发展已并非不治之症，但作为一种预后诊断，对我们当今的骨科临床仍然具有启发思维的作用。

“用麻药法”中危氏再次强调，在实施正骨手术前要先行麻醉：“扑损伤，骨肉疼痛，整顿不得，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危氏创新了以曼陀罗、川乌、草乌、皂角、木鳖子、当归、川芎等10多味药物组成的“草乌散”，作为手术麻醉方药，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理论和治疗措施。而在欧洲19世纪中叶发明乙醚、氯仿等现代麻醉药之前，日本外科医生华岗青州于1805年使用曼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佳话和先例，其实此药仅为危氏所用药物之一，而且晚450余年。经当代药物学研究，证明危氏发明的麻醉处方是可行的。危亦林还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内服麻醉剂和外用麻醉药的方法，可知当时对麻醉药物的使用已较为重视，观察也非常仔细。这些观点与见解，曾对我国麻醉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原则与现代麻醉术的原则基本相吻合，为后世医家正确掌握和使用中药麻醉方法提供了经验，从而为我国骨伤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危氏在书中详细列出骨伤科各种内服、外敷方药的方名、主治、方药、服用方法、临床加减用药以及注意事项等。

危氏所采用治骨折损伤之方主要是历代名方及家传诸方，不仅数量较多，且多源于自己的经验，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但审察各方的药物组成，皆不外在“二十五味”方和“清心药方”两方基础上化裁而成。可以说这两个方是内服方药基本方。

危氏本着由博返约的原则，筛选历代治伤的方药，总结为二十五味，名为“二十五味”方，本方“治扑损伤，骨碎骨折，筋断刺痛，不问轻重，悉能治之，大效”。这二十五味药物是当时活血化瘀的常用药，附以随证加减。他在方药上由博返约地总结，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世少林寺派治伤的主要药物。

“若伤脏腑”者，危氏提出用“清心药方”治疗。在损伤早期瘀血初聚，正气未虚，或瘀血化热，邪正交争，局部往往出现“红、肿、热”的症状，宜用凉血活血法治疗。凉血活血药物，既可清热，又能凉血活血化瘀，恰如其分，主要适用于跌扑骨折早期的瘀血肿痛，在开放骨折、内伤以及骨折早期的治疗中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总之，“清心药方”具有清热解毒，活血行气，凉血消肿、清心除烦的功效，主治扑损伤。凡外伤疾病所致“大小肠不通”，“或恶血污心，或烦闷暴死”，即前面“用药加减法”中所说的“伤脏腑”者，均可服此。

危氏不但用药，而且强调对骨折和复位经整复后要经常进行关节功能锻炼，以防关节强直，功能丧失，尤其肘、膝关节损伤更容易发生关节僵硬，应引起注意。例如，他运用“舒筋法”治疗“破伤后筋挛缩不能伸”，即“用大竹管，长尺余，钻一窍，系以绳，挂于腰间，平坐贴，举足搓滚之。勿计工程，久当有效”。又如，臼关节脱位整复之后，当于“服药后时时用屈直，不可放定”，“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屈直不得”。这些重视锻炼以利肢体功能活动恢复的方法，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骨伤科治疗的内容，而且为后来骨伤科学的全面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

（五）对眼科的独特贡献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眼科专著是宋代无名氏的《秘传眼科龙木论》，危亦林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该书多有引述，并在《秘传眼科龙木论》的基础上，多有发挥和创见。

《世医得效方》卷第十六为眼科，首论眼的生理病理及五轮八廓，次列眼科七十二证与治疗方剂，分为内障与外障，最后列治疗眼病的方剂，分为虚证、热证、风证、气证、翳障、通治、拾遗等类。其眼科内容非常全面，后世眼科专著多有取材于此书内容者。

危亦林在继承宋代葆光道人所论八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八廓学说做了多方面的改进。危氏应用八廓学说对眼科常见疾病作了病因病机的发挥，在治疗上使病位更趋于明确和具体，并使八廓与八卦逐步联在一起，体现了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他论述八廓各廓的病证，并从每一廓上配上天、水、山、雷、风、火、地、泽八卦的副名，来阐述病证，成为危氏的论治特色之一。

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虽首载之说，概括为关泉廓、养化廓、抱阳廓、传道廓、水谷廓、津液廓、清净廓和会阴廓，并用歌诀形式描绘了各廓病状。但由于其书中没有定位图和定位之词，故无法确定八廓所指的具体部位，更无法确定当时定位的情况。危氏对八廓不仅首次配上天、地、火、水、风、雷、山、泽八卦副名，而且还将每一廓配属眼位：“天廓传道肺、大肠，地廓水谷脾、胃，火廓抱阳心、命门，水廓会阴肾，风廓养化肝，雷廓关泉小肠，山廓清净胆，泽廓津液膀胱”。这种配位方法，使八廓与八卦逐步联在一起了，使人们能更具体、详尽地了解和掌握八廓学说的理论，更好地运用于临床眼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在眼科方面，危氏除了以上对八廓学说的两点贡献以外，还在《世医得效方·眼科》中倡导治眼疾当以调理脏腑为要。

在“七十二证方”一篇中，对于眼病的分类论治，危亦林采用了内、外障为归纳大纲，将眼科常见病症分为七十二证。其中内障二十三、外障四十九，分别论述其临床表现、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更加方便临床运用。对于内障眼病的治疗，危氏共列方剂七首，并且充分体现了“肝开窍于目”、“目为眼之外窍”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所列七方中，单从方名来看与肝胆有关的就有四首之多：补肝散、通肝散、泻肝散和凉胆丸。另外三方中又有八味还睛散、羚羊角散二方是以疏散肝经风热为主。

对于外障眼病的治疗，危氏共列方剂十九首，根据五轮理论，治疗对象涉及心肝脾肺肾五脏。如定心丸宁心，泻肝散泻肝，五退散清脾，僵蚕散温肺，清凉散治五脏俱受风热。

眼科治病方药，早期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影响较大，但两书所用之方，多系单方、验方、秘方，因而药物组方无明显规律。《秘传眼科龙木论》虽在制方用药上开始出现有规律趋向，但由于病机论述较为含糊，以致组方与临床实际不符之处甚多。危氏之书虽有不少方剂取自前贤所用，然总是先明病因病机，再处方药，使药证相合，其突出特点在于从调理脏腑入手。危氏在《世医得效方》中明言：“凡治病之道，要须药病相应，效同神圣，仍在泻实补虚，调治脏腑，方得痊愈”。因此，危氏虽在书中立虚、热、风、气诸证，但最终皆落实到脏腑上。

由上可知，危亦林将眼病的治疗与疏理脏腑结合起来，既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和证论治的特色，又使方剂有一定的法度和规律，便于掌握和应用。

（六）对疫病的证治，提出了详审的见解

宋元时期，随着人们对外感热病实践的增多和知识的深化，有关温病的治法和理论有了新的进展，开始突破了法不离伤寒，方必遵仲景的框框，向着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迈出了一大步。特别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提出了著名的六经传变皆是热证，“六气皆可化火”的观点，主张以寒凉药治疗外感病。这为温病学说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到了明末终于产生了第一本温病学的专著——吴又可的《温疫论》。

而作为元代临床医家的危亦林上承前代医家关于温病的理论，结合自家丰富的临证实践，提出了时疫流行，皆“六气愆和”及“饮食、劳役、瘴疠之气为之”的观点，并强调时疫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特点。这对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后世吴又可提出“戾气”学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不仅如此，在疫病的治疗方面，危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危氏对疫病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时疫流行的原因、时疫的特点和时疫证治。

在危氏的学说中“六气愆和”，气候异常，只是“时疫流行”的外部条件，尚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饮食、劳役、瘴疠之气”。这一点很重要，它对于后世吴又可“戾气”学说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并进而告诉人们，“六气愆和”、“饮食劳役”、“瘴疠之气”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各自的“互链”影响作用，共同构成时疫的流行。

危亦林强调，时疫的特点是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危氏的认识与明末吴又可毫无二致，却早于吴氏三百多年提出。他在《集病说》中说道：时疫“大则流毒天下，小则蔓延一乡一家，必辨其各季所因，不可以寻常微病目之。故重则祸至灭门，轻则病至危笃”。这种见解实际上已将伤寒病与瘟疫病严格地区分开来，对瘟疫学说的发展很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危氏在当时还认识到时疫多是经空气由呼吸道传染所致，故当净化空气，并于鼻窍之中涂抹散疫消毒之品以预防感染。

对于时疫的类型，危亦林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集证说》中，根据疫病的不同症状表现和发病季节，将时疫区分为温疫、燥疫、寒疫、湿疫等不同类型。其证虽然百端，但辨证时，当抓住主证，参照季节，“因其时而详辨则得之”。

针对温疫、燥疫、寒疫与湿疫，危氏在其后的“时疫”篇中认为可用“败毒散”、“大柴胡汤”、“五苓散”与“五积散”治之。其他还有十神汤、不换金正气散、柴胡石膏散等，方中灵活地运用藿香、草果、厚朴、苍术、半夏、陈皮、黄芩、柴胡、茯苓等芳香化浊、辟秽祛邪、清热解毒之品，在温疫治疗史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时疫”篇中所列方剂都不是时疫专方，而是兼治他病，因为当时还没有后来兴起的温病学说，再者中医治病是以证为主，证同则治同。所以会存在“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情况，即同一种病如果所处的证不同则用不同的方药来治疗，不同的病如果所处病程中的证相同则可用相同的方药来治疗。

（七）系统总结疮肿之疾，无私贡献秘传十方

宋元时期中医外科有较大的发展，在病机上已很重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治疗上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危亦林不仅对创伤外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对疮肿之疾的治疗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家的临证经验，对疮肿之疾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具体治疗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并贡献了危氏家族世代运用的秘传十方。下面作以简要介绍。

《世医得效方》的第十九卷为“疮肿科”，共有十四篇。开篇为“总说”，然后是图文并茂的“五发形图”，接着是具体的治疗方药。

“总说”篇首先提出“疮肿科”的总纲：“人之一身，血气周流则平。若冷热不调，喜怒不常，饮食不节，稍有壅聚，则随所发现。痈疖属表易治，疽、癌、瘭、痼，发属脏腑，发于脑、背、颐上，最为难治”。认为内因、外因均可造成疮肿，强调指出善、恶之证的鉴别，以便于预测疾病的转归，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危氏认为应辨清有脓无脓、脓肿位置的深浅、已溃未溃以及虚实寒热等，根据不同的病情，施以不同的治则、治法。对于疮肿之疾，危氏十分重视善、恶之证的鉴别。他具体概括出“五善证”与“七恶证”：“饮食如常，一善；实热而小便涩，二善；肌肉好恶分明，三善；用药如所科，四善；外无杂证，五善”。“渴而喘，大小便滑，一恶；内未溃，肉黑而陷，二恶；已溃，青腐筋骨黑，三恶；发背透膜，四恶；未溃，肉先溃，面青，五恶；发痰，六恶；发吐，七恶”。危氏认为“所谓五善见三必瘥，七恶见四必危”。

危氏在“总论”中先论述了心痈、肾痈、肺痈、肠痈和附骨疽的辨证论治，其后有“心痈”、“肾痈”、“肺痈”、“肠痈”与“附骨疽”各篇与其相对应。

危氏在“五发形图”之后特列“秘传十方”以告世人。他根据方药的治疗特性，冠以“前锋正将”、“引兵先锋”、“四面楚歌”、“水师晶明”、“固垒元帅”、“护壁都尉”等形象的名称。

总之，对于疮肿之证，应辨清其善恶，早日发现，及早治疗。在本卷中，危氏大胆地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治疗痈疽的十个秘方，十分难能可贵。危氏收集、整理、记载的方剂都是建立在其丰富的临床实践之上的，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危亦林是一位临床大家，又继承了家传五世之学，他对临床各科均有精深的研究，这在《世医得效方》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