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杂病，系统全面

危氏论病遣方颇多独到之见，对后人启发很大。在《世医得效方》一书中，危氏运用当时比较成熟的各种辨证纲领，对临床杂病成功地进行了条理和分类，方证内容丰富多彩，治疗方法不拘一格，诸多见解颇具新意。

（一）治眩晕、风、痰、虚诸证并举

眩晕是一种头晕眼花并见的临床常见疾病，对于眩晕发生的原因及其治疗，历代医家皆有论述。早在《内经》中，就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素问·至真要大论》）和“髓海不足”、“上气不足”（《灵枢·海论》）等记载。危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观察体会，在《内经》眩晕病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疗方药，并在朱丹溪“无痰不作眩”、“治痰为先”和张景岳“无虚不作眩”、“当以治虚为主”等理论问世之前就提出了“痰、虚作眩”说。

危氏认为，致眩晕者，不外乎风、寒、暑、湿、七情、痰、虚等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无所偏倚，比较全面，也更符合临床实际。按照这一见解，危氏在《世医得效方·眩晕》中提出，内、外风并作者，“眩晕恶风自汗，或身体不仁，气上冲胸，战摇如在舟船之上”，治以川芎散（川芎、细辛、茯苓、白术、粉草、桂枝、生姜）；阳虚感寒者，“眩晕头痛，恶寒，耳鸣或耳聋”，治以三五七散（人参、附子、细辛、甘草、干姜、山茱萸、防风、山药）或姜附汤（干姜、附子）；伤暑者，“眩晕，烦闷不苏，用香薷散、生姜煎吞下”（香薷、厚朴、白扁豆、生姜）；“冒雨中湿，眩晕，呕吐涎沫，头重不食，经久不瘥者”，治以芎术散（川芎、半夏、白术、甘草）；七情所伤，“脏气不行，郁而生涎，结为饮，随气上厥，伏留阳经。心中忪悸，四肢缓弱，翕然面热，头目眩冒，如欲摇动”，治以茯神汤（人参、麦冬、山药、前胡、熟地黄、枳壳、远志、茯苓、茯神、半夏、黄芪、甘草）；痰证眩晕或因冷食损伤脾胃，治以加味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丁香、胡椒）。体虚痰甚者宜用顺元散治之（川乌、天南星、附子、木香）；失血过多，气血亏虚者，“头重目昏，眩晕不省，举头欲倒”，治以芎归汤（大川芎、当归）；下元虚弱，阴阳不得升降者，“上热下冷，头目眩晕”，其病至危笃，当用人参茯苓姜枣煎吞服增损黑锡丹（黑锡丹头、川楝子、阳起石、木香、沉香、青皮、肉豆蔻、茴香、官桂、胡芦巴、香附、补骨脂、乌药、磁石）（《眩晕》）。

由上可见，危氏对眩晕一病的论治，药证合拍，不落俗套，不乏创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二）治消渴，肺、脾、肾三脏并重

消渴，在《世医得效方》中谓之“痟渴”。对于本病，《金匮要略》曾立专篇论述，提出消渴的病因病机主要是胃热、肾虚及肺胃津虚等几个方面，但治疗疑有脱简。金·刘完素《三消论》对消渴一病加以阐发，“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饮食多而不甚饥，小便数而渐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脚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遂成为后来将消渴区分上、中、下三消之宗本。而论及消渴之具体治疗，刘氏又未免偏于“三消当从火断”之一端。

危氏结合临床，融历代诸说，将消渴一病与三焦之脏对应汇交，分为肺消、脾消、肾消三类。在对消渴的辨证治疗方面，他兼顾肺、脾、肾三脏，表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1．用药不宜偏热偏凉 消渴多得之“饮啖炙煿”，“酣饮过多”，或“思虑劳心，忧愁抑郁”，或“不自谨惜，恣情纵欲”，致体内“发积为酷热，熏蒸五脏，津液枯燥，血泣（涩）”，“日就羸瘦，咽喉唇口焦燥，吸吸少气，不能多语，两脚酸，食倍于常，不为气力”，“引饮无度”，“小便频数”。本病虚实夹杂，寒热互见，治疗上无论肺、脾、肾三消均应从滋润着眼，以平淡之品救阴助阳，而不应见热即寒凉下之，见虚即温热补之，此为大忌。故危氏指出，消渴“用热药则热愈甚，用凉药则愈见虚羸”。具体用药方面，他多选择天花粉、麦冬、天冬、石斛、干葛、扁豆、生干地黄、茯神、知母、小麦等甘润清灵、微寒微温之品以清热泻火、养阴生津，滋涵肺、脾、肾三脏。即使如肾命火衰之消渴者，危氏也是多用肉苁蓉、补骨脂、菟丝子、杜仲等平补药物，必用附子者，也应佐以龙胆草之类。若寒以制其辛热，虑其损伤阴津，耗竭肾阴，加剧病情。消渴多患中焦，脾胃之生机须时时顾护，故当慎用寒凉之品。如“丹石毒及热渴”而非用三黄丸之苦寒泻火药物者，当炼蜜为丸，“以意测度，须大实者方用”，并依据四季变化，将黄芩、大黄、黄连三药分别为大小不等的四种用药剂量。如在阳气初升之春天，或阳气蛰伏之冬季，则拟选小剂，恐苦寒太过而败脾胃，大凉之后而戮伤中阳。

2．视病情上下同治 消渴尽管可以按照病机之侧重区分为肺、脾、肾三消，但由于脏腑的整体联系，经络的上下沟通，各脏之间又往往相互影响，使消渴出现较为复杂的临床病情。如肺燥阴虚，津液失于敷布，则中焦失运，肾失滋源；脾胃热炽，则又灼伤肺津，耗损肾阴；而肾阴不足、水火不济，则使肺脾受累，终致肺、脾、肾数脏俱损，上、中、下三焦之症同时并见。因此，辨证治疗时根据消渴的标本轻重，在判别主次的基础上，兼顾上下而灵活施药，不能偏治一脏，不及其余。

对于消渴的治疗用药，危氏正是贯彻消渴上下同治的思想，注重协调肺、脾、肾三脏之关系，药物配伍极为恰当。譬如，他在治疗肺消的真珠丸中，即以麦冬、天花粉、瓜蒌根汁为主药滋肺养阴，生津止渴，另配白扁豆健脾助运，知母、苦参、玄参益肾除热。脾消证用“茯神丸治消中，烦热，消谷，小便数”。方中除运用人参、茯神、莲肉、黄芪等健脾养胃药物之外，还配伍以生干地黄、麦冬、知母等滋养肺肾，分治上下。同样，他用双补丸治“肾虚水涸、燥渴劳倦”之肾消，熟地黄、肉苁蓉、菟丝子、鹿角胶等平补肾中阴阳之药为君臣，再分别佐以黄芪、薏苡仁、五味子、石斛等药同治肺、脾。危氏对消渴上下同治，肺、脾、肾并重的用药方法及其见解，确有实际意义，足资临床参考。

（三）治漩浊，安神志收敛心气

漩浊，即尿浊。在危亦林的“漩浊”中，还包括部分遗精和淋证内容。对于漩浊的发生，一般认为与脾肾两脏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治疗多从脾肾入手，辨证用药不外补益脾肾、清利湿热、分清别浊几个方面。然而，危氏却在“脾浊”、“肾浊”之外，独具慧眼，另辟蹊径，深刻认识到漩浊与心神情志的关系，用较大的篇幅，附以较多的方剂指示人们漩浊当考虑从心神治疗，从而开拓了漩浊治疗的新途径。

危氏认为，尿中之“浊”，乃精血所化，为心神所固。若“七情不安”，“思虑太过”，致心脏亏虚，神志不守，“心气不足”；或“触冒暑热”，致“心虚泛热”，终使“心脾失养，元阳气衰，脾精不禁”或“水火不交”，“肾精虚损，真阳不固”等等。从而出现“漩有遗沥，小便经岁白浊，或淡赤，或如膏”，并兼有“惊悸怔忡”、“身体拘倦”、“举动力乏”、“虚劳羸瘦”诸症。很显然，漩浊虽与心、脾、肾有关，但其本却在于心，故治疗过程中的处方用药应以心经为关键。养心神，敛心气，随证加减配伍。

在《世医得效方》“漩浊”篇中，危氏列述了十多个养心安神、收敛心气的方剂，充分反映了他关于漩浊从心治疗的学术特点。

1．瑞莲丸 “治思虑伤心，便下赤浊”。药用白茯苓（去皮）、石莲肉（炒，去心）、龙骨（生用）、天冬（洗，去心）、远志（洗，去心，甘草煮）、柏子仁（炒，别研）、紫石英（火煅七次，研令极细）、当归（去芦，酒浸）、酸枣仁（炒，去壳）、龙齿（以上各一两）、乳香（半两，别研）。

2．加味清心饮 “治心中客热，烦躁，赤浊肥脂”。药用石莲肉、白茯苓（各一两）、益智仁、麦冬、远志（水浸，取肉，姜制炒）、人参（各半两）、石菖蒲、车前子、白术、泽泻、甘草（微炙，各二分）。

3．宁志膏 “治心脏亏虚，神志不守，恐怖，赤浊，常多恍惚，易于健忘，睡卧不宁，梦涉危险，一切心疾，并皆治之”。药用人参（去芦）、酸枣仁（微炒，去皮，各一两）、辰砂（研细水飞，半两）、乳香（一分，以乳钵坐水盆中研）。

4．桑螵蛸散 “治小便日数十次，如稠米泔色，心神恍惚，憔悴，食减，以女劳得之，服此不终剂而愈。乃主安神魂，定心志”。药用桑螵蛸（盐水炙）、远志（去心）、菖蒲（盐炒）、龙骨、人参（去芦）、茯神（去木）、当归（去尾）、鳖甲（醋炙）。

5．远志丸 “治小便赤浊，如神”。药用远志（去心，用甘草煮，半斤）、茯神（去木）、益智仁（各二两）。

6．心肾丸 “治水火不既济，心下怔忪，夜多盗汗，便赤，梦遗”。药用牛膝（去苗，酒浸）、熟地黄（洗蒸）、肉苁蓉（酒浸。各二两）、鹿茸（火去毛，酒润炙）、附子（炮，去皮脐）、五味子（去枝）、人参（去芦）、黄芪（蜜炙，去芦）、远志（去心，甘草水煮，姜汁炒）、白茯神（去木）、山药（炒）、当归（去芦尾，酒浸）、龙骨（煅，各一两）、菟丝子（酒浸，研成饼，三两）。

7．地黄丸 “治心肾水火不济……此方中和，补泻兼之，水火既济，而土自坚，其流清矣”。药用熟地黄（九蒸，十两）、菟丝子（洗，酒浸，蒸）、鹿角霜（各五两）、茯苓、柏子仁（各三两）、附子（一两）。

8．芡实丸 “治劳伤心肾，水火不交”。药用芡实、莲花须、茯神、龙骨、山茱萸、五味子、枸杞子、熟地黄、韭子、肉苁蓉、川牛膝、紫石英。

9．玉锁固真丹 “治心气不足，思虑太过，肾经虚损，真阳不固，漩有遗沥，小便经岁白浊，或淡赤，或如膏……”。药用白龙骨（半斤）、磁石（醋淬七次）、朱砂（各一两）、牡蛎（煅，一两）、紫梢花（一两半）、家韭子、菟丝子（各二两半）、鹿茸（酒浸，炙）、白茯苓、川巴戟、官桂、肉苁蓉（酒浸，炙）、桑螵蛸（酒浸，切，炙）、远志（甘草水煮取皮，姜汁炒）、当归（去尾）、苍术（切，酒炒）、茴香（炒）、吴茱萸（炒）、川楝子（炒）、桑寄生（真者）、沉香（不见火）、木香（不见火）、黄芪（去芦）、绵附子（熟炮，以上各一两）。

10．小温金散 “治心虚泛热，或触冒暑热，漩下或赤或白，或淋涩不行，时发烦郁自汗”。药用人参（去芦）、石莲肉（去心）、川巴戟（去心）、益智仁（去壳）、黄芪（去芦）、萆薢（切，酒浸，炒）、麦冬（去心）、赤茯苓（去皮）、甘草（各等份）。

11．子午丸 “治心肾俱虚，梦寐惊悸，体常自汗，烦闷短气，悲忧不乐，消渴引饮，漩下赤白，停凝浊甚，四体无力，眼昏，形容瘦悴，耳鸣，头晕，恶风怯冷”。药用榧子（去壳，二两）、莲肉（去心）、枸杞子、白龙骨、川巴戟（去心）、补骨脂（炒）、真琥珀（另研）、芡实、苦楮实（去壳）、白矾（枯）、赤茯苓（去皮）、白茯苓（去皮）、文蛤、莲花须（盐蒸）、白牡蛎（煅）各一两。

危氏紧扣心神病机治疗漩浊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用药经验，精辟独到，讲求实际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借鉴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四）重视气机宣畅，善于调理气机

人处气交之中，一身气血津液运行流畅，推动和激发着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祖国医学把这种气血津液的运动形式，统称为气机。危亦林阐发了他的调理气机的观点。

1．人之有生，贵在气血流通 危亦林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气机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认为只有气血流通，气机宣畅，才能使百疾不生。他在《世医得效方》开宗明义指出：“人之有生，血气顺则周流一身，脉息和而诸疾不作，气血逆则运动滞涩，脉息乱而百病生”（《集脉说》）。这一点，与金代张子和所说“《内经》一书，惟以血气流通为贵”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关于对气机不通之成因的认识上，危氏更强调人体内部因素的作用，这又与张子和学说略有所异。

危氏指出，气不和者，“或因忧愁思虑，或因酒色过伤，或临食忧烦，或事不遂意，以此不足，留滞不散，停于胸膈，心胸痞塞，气血不得宣通”，从而产生临床百般病症。危氏还认为，五脏六腑，脾胃居中，在气机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饮食过度，致伤脾胃”，“脾气怯弱”，则令“水火交攻，阴阳关隔，遂使气不升降”；“中脘不快，心腹胀满，阴阳壅滞，气不升降”（《诸气》）。显而易见，危氏将李东垣的脾胃思想灵活地贯穿于人体气血流通理论之中，既符合临床，也颇能给人以启发和指导。

2．治疗疾病，必须善调气机 危氏言气机，绝非信口空论，而是将调气的原则与方法具体运用于各科杂病治疗之中，其辨证之精当，立法之严谨，堪为临证楷模。

调理气机之功，危氏概括为“调顺荣卫，通流血脉，快利三焦，安和五脏”等几方面内容，其调气方药散见于《世医得效方》各篇，俯拾即是。例如，治疗“中气”、“中风”之用八味顺气散；治疗“诸疝”因“七情所伤，遂成七疝，心腹胀痛，痛引腰胁连背，不可俯仰”者，宜用聚香饮子；治疗痔疮气结者（气痔），处以橘皮汤等，无不体现了危氏善于调气的治疗风格。至于在方剂中配伍各种不同的升气、降气、顺气、理气之品，如陈皮、木香、槟榔、柴胡、紫苏子等以通达气机，宣发上下，于危氏而言，更是得心应手，临床运用功效卓著。

总之，危亦林在整理、研究祖国医学遗产和前人经验时，不为某种传统理论和治疗模式所禁锢，而是每有自己的心得和发挥，对后世的启迪意义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