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伤整复，颇有创建

早在《周礼·天官》中，所载“疡医”已包括骨伤科内容，我国现存第一部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载有《金创疭瘛方》，说明早在2 000多年前，中医学对骨伤类疾病的诊治已有了专业性的研究。可是，在唐以前的著作中，往往把骨伤科方面的内容与外科并论。

唐代蔺道人所撰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骨伤科专著。书中论述了四肢折骨、脱位、颅骨骨折、腹部损伤、内伤和创伤后遗症的诊断、治疗和方药。首创整复、固定、锻炼、内外用药的治疗原则和基本步骤。

金元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蒙古民族崇尚骑射，因此骨折、脱臼、创伤等成为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为了适应实际的需要，元代医学十三科中特别增设了“正骨兼金镞科”。危亦林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骨伤治疗处于成熟时期，使他有机会学习和掌握了当时骨伤治疗的临床技术和先进经验。他在《世医得效方》第十八卷专辟“正骨兼金镞科”，在唐代蔺道人等医家的经验基础上，系统地整理了当时骨伤科的成就，记载了骨伤金创疾病的整复手术、麻醉方法及选方用药等。特别是在骨折脱臼的治疗方面，他详细地描述了“手六出臼四折骨”、“脚六出臼四折骨”的整复、固定方法，并在“脊椎骨折”的治疗上，创用“悬吊复位法”。他又吸取阿拉伯的正骨术，从而较前人有了极大的进步，使正骨科成为独立的学科，为此后的正骨科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下大致按照危氏原书的顺序，对其加以介绍。

（一）正骨诸论

首篇“秘论”，专论骨折整复，提出“骨节损折，肘、臂、腰、膝出臼蹉跌，须用法整顿归元”，并认为实施金疮和正骨手术前要先行麻醉，“先用麻药与服，使不知痛，然后可用手”。而后分别加以论述，提出“凡脚手各有六出臼四折骨，每手有三处出臼，脚亦三处出臼”。

对桡骨下端骨折的复位，《世医得效方》载有“手掌根出臼”，其实是桡骨下端骨折，他的复位方法是：“须锁骨下归窠。或出外则须搦入内；或出内则须搦入外，方入窠臼”。这是一种端提挤按的反向复位法，复位原理是正确的，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还指出：“只用手拽，断难入窠，十有八九成痼疾也”。因为桡骨下端骨折，多向桡侧、背侧或掌侧移动，只用牵引，不用端提是很难矫正的。危氏之说，不失为经验之谈。

对肘部骨折的脱位复位，危氏详细介绍了肘关节的解剖结构、脱位机制：“凡手臂出臼，此骨上段骨是臼，下段骨是杵，四边筋脉锁定。或出臼亦挫损筋，所以出臼”。危氏已认识到“手臂出臼”容易挫损筋脉，这一点与当今关于肱骨髁上骨折易合并血管神经损伤的病理认识是相吻合的，其对“手臂出臼”的论述和复位方法，实际上是肱骨髁上骨折在骨科治疗史上的最早记载，而并非肘关节脱臼。在600年前的元代，由于没有X线技术的协助，况且临床上伸直型肱骨髁上骨折与肘关节后脱位从外观上来看极其相似，容易误诊，所以将近关节骨折误认为脱臼是有可能的。危氏还记录了肘部骨折的复位固定方法：“此骨须拽手直，一人拽，须用手把定此间骨，搦教归窠。看骨出那边，用竹一片夹定一边，一边不用夹，须在屈直处夹”。详细介绍对抗牵引、两手环抱肘部揣按复位，然后依据骨折脱位方向不同而将夹板置于伸侧或屈侧，并且固定在半屈曲位，这与现在使用的“卧位牵引复位法”是相似的。危亦林还非常重视复位固定后的功能锻炼，他说：“才服药后，不可放定。或时，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屈直不得”。危氏已认识到此种损伤易遗留关节强直的后遗症，强调指出康复锻炼的重要性和肘部骨折脱位严重并发症是肘关节屈伸功能障碍。不过，复位后应以主动锻炼为主，用“拽屈拽直”的方法进行被动活动是不恰当的。

对于“肩胛上出臼”，危氏继蔺道人“靠背椅复位法”之后又发明了两种方法，即“杵撑作凳法”和“架梯坠下法”。“杵撑作凳法”是“用舂杵一枚，小凳一个，令患者立凳上，用杵撑在下出臼之处……令一人把住手尾，拽去凳，一人把住舂杵，令一人助患人放身从上坐落，骨节已归窠矣”。此法是利用自身的重力与助手的相对牵引力，沿伤肢纵轴方向，有力地牵引，再利用舂杵上端为支点的杠杆作用，将肱骨头顶入关节盂内。“架梯坠下法”是用“两小梯相对，木棒穿从两梯股中过，用手把住木棒，正棱在出臼腋下骨节蹉跌之处，放身从上坠下，骨节自然归臼矣”。此法原理也是利用自身重力与助手相反牵引力沿伤肢纵轴方向进行牵引，再利用木棒为支点的杠杆作用，将肱骨头复位。50年代葛云彬氏所用的“梯上牵引法”与此法相似。现在中医伤科教材上介绍的“立位杠杆整复法”也是由此法发展而来。以上二法的复位原理都是正确的，但是，“杵撑作凳法”暴力较大，易致肱骨颈骨折或腋神经损伤，所以现在多不采用。

对踝部骨折脱位危氏称作“脚板上交叉处出臼”，已认识到有“或骨突出在内”、“或骨突向外”的内翻和外翻两种类型，并创造“牵引反向复位法”进行整复，其方法是：“须用一人拽去，自用手摸其骨节，或骨突出在内，用手正从此骨头拽归外，或骨突向外，须用力拽归内，则归窠”。还强调复位时不能单纯牵引，需用揣按手法整复，“若只拽，不用手整入窠内，误人成疾”。现代临床上使用的踝部骨折脱位复位法就是由此法发展而来。

对于“脚膝出臼”，危氏重视膝关节脱位后的功能锻炼。膝关节是比较稳定的关节，正像《世医得效方》说的“此处筋脉最多”，脱位很少见。但是在强大暴力下或特殊的扭转暴力作用下，亦可发生脱位。危亦林认为膝关节脱位“与手臂肘出臼同”，复位后，要经常活动，不加固定，但必须防止再脱位。

危氏将髋关节脱位分为前、后两型，创造髋关节前脱位的复位方法。唐代蔺道人曾发明“手牵足蹬法”整复髋关节后脱位，但对前脱位，认为“不可整矣”。危亦林敢于打破前人定论，创造出髋关节前脱位复位法（悬吊法）。书中云：“此处身上骨是臼，腿骨是杵。或出前，或出后，须用一人把住患人身，一人拽脚，用手尽力搦归窠。或是挫开，又可用软棉绳从脚缚倒吊起，用手整骨节，从上坠下，自然归窠”。危氏已认识到髓关节是杵臼关节，利用杵臼关节特点，具体指出髓关节后脱位，可由三人或一人，在对抗牵引或利用身体的重量作牵引的情况下，用手法整复脱位；而髋关节前脱位，则由两人在对抗牵引下，一人用手法使脱位的股骨头离开原位（或是挫开），回归臼内而复位成功。这是利用自身重力沿肢体纵轴进行牵引的复位法。由于这种方法改变了人体正常生理情况下的直立姿势，可能会引起不适反应，所以现在多不采用，不过，这种用牵引力复位的原理，对后人有所启发，如《骨科手册》上介绍的髋关节前脱位复位方法即单独采用牵引法复位。

对于“背脊骨折”危氏提出：“凡挫脊骨，不可用手整顿，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便自然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然后用大桑皮一片，放在背皮上，杉树（杉树：文渊本作‘榆树’）皮两三片，安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用药治之”。指出脊椎骨折是由于挫伤，即间接暴力引起。这种间接暴力往往造成脊椎屈曲骨折，单纯用手整复是不可取的，所以采用悬吊过伸的复位方式，并强调要身体“身直”“未直则未归窠”，这表明在复位过程中脊椎必须过伸，否则骨折不能复位。骨折复位后用木夹板固定。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描述脊椎屈曲型骨折，并发明悬吊法进行整复。在他的“未直则未归窠”的观点启发下，明、清两代又产生多种过伸位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脊椎骨折分屈曲型和伸直型两种类型，屈曲型占脊椎骨折的90%以上，其中70%以上发生在胸腰段，而以胸11、胸12，腰1、腰2为最多。悬吊法就是针对胸腰段的屈曲型脊椎骨折而设。此法也是利用自身重力，再加背伸（身直），将屈曲型骨折处牵开伸直而复位，与现在临床应用过伸复位法、石膏背心或支具过伸位固定方法治疗脊椎单纯压缩性骨折如出一辙，可以说危氏的脊椎夹板固定法是今天固定方法的起源。现在还有人利用这个原理制成腰椎自动牵引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危氏悬吊复位法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先例，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创举。Hippocrates虽曾描写过脊柱骨折，但直至公元1927年英国医生Davis始用与危氏相同的悬吊复位法，仍比危氏要晚600年。

对于“脚手骨被压碎”的粉碎性骨折，危亦林主张进行手术治疗：“须用麻药与服。或用刀割开，甚者用剪剪去骨锋，便不冲破肉。或有粉碎者，与去细骨，免脓血之祸，然后用大片桑白皮，以二十五味药和调糊药，糊在桑白皮上，夹在骨肉上，莫令差错”，这些手术方法、步骤和过程，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合理的。危氏还提出施行手术应该遵守指征，谨慎小心，“须要详细审视，当行则行，尤宜仔细”，做到胆大心细，“切不可轻便自恃有药，便割、便剪、便弄”。他还指出，手术之后要注意术后调护工作，必须“三日一洗，莫令臭秽”，伤口须“用药糊角缚，不使伤风。切须记之。用药治伤，则用糊药封角，切不可使风入之”，这些论述确属经验之谈。

可见，此书记载的正骨手法，有些是对前人正骨手法的发展，有些是作者首创，有不少复位原理对后世骨伤科正骨手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作者在本书中首次将力学中的重力知识运用于正骨手法，此举有着重要意义。

“正骨金疮脉候”专论伤势与伤脉诊断相结合，以判断伤病预后，并指出“看伤脉每与内科脉不同，或伤内，或致命，或难医处被伤者，命脉便已去矣，此等切勿治之”。

在“十不治证”中，危氏开骨科创伤预后诊断之先河。所谓“十不治证”，是指以下十种证候：扑损伤或被伤入于肺者、左胁下伤透内者、肠伤全断者、小腹下伤内者、证候繁多者、脉不实重者、老人左股压碎者、伤破阴子者、血出尽者、肩内耳后伤透于内者。综观危氏提出的“十不治证”说，有以下五个特点。其一，重视脉候，强调脉症相符。“十不治证”之一有“脉不实重者”，何为“脉不实重者”？上篇“正骨金疮脉候”所述较为明确：“正骨金疮，须看脉候。如伤脏腑致命处，一观其脉虚促，危矣。伤处浅，命脉虚促，亦为后虑。伤至重，命脉和缓，永无虑也……或出血甚者，脉不要洪大，只要平正重实”。由此可见，脉搏虚实及脉搏与伤情是否相符直接与患者的伤情预后有关，不管伤情轻重，都以脉搏不虚促、不浮洪为佳。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脉搏直接反映心脏和全身循环功能，是客观的生命体征之一。其二，重视脏腑组织器官的实质损伤程度。“十不治证”中有四个不治是直接提及脏腑、组织器官受到损伤，其受伤的程度也较为严重，如“扑损伤，或被伤入于肺者，纵未即死，二七难过”，明确指出伤入肺，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肺创伤，气血胸之类，实为临床凶险之证，条文中的“二七”应视为一个大约数字；“肠伤断一半可医，全断不可治”，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全肠断吻合术仍未出现，该书中仅有“肠及肚皮破者，用花蕊石散敷线上，轻用手从上缝之，莫待粪出……”的记载；“老人左股压碎者”，从临床角度看股骨的粉碎骨折出血量一般都较大，加之为“老人”，预后相对要差些，至于左右之分不必拘泥；“伤破阴子者”，这里“阴子”指男子睾丸，在当时医疗条件下，睾丸破裂确系难治，当然列为不治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受到封建思想影响。其三，重视身体某些特殊部位的损伤。“十不治证”中论及受伤部位不治的有三，“左胁下伤透内者”、“小腹下伤内者”、“肩内耳后伤透于内者”，以上三条均明确提出了“伤透内”或“伤内”这些部位之内皆为重要的组织器官位置，左胁下有脾脏，小腹下有盆腔脏器，肩内为胸腔，而耳后处为颅底部，该处骨折极易损伤脑干。实际上，这和上面提到的重视脏腑组织器官损伤含义相同，只不过在临床上既要重视明显的脏腑组织器官损伤，也要重视不明显的“伤透内”，对其进行必要的诊断估计。其四，重视复合创伤及并发症。“十不治证”中提到了“证候繁多者”。由于创伤的病因繁多，临床上往往表现复杂，复合性损伤及并发症也较为常见，有时处理起来还很棘手，有的直接可危及生命，由此可见危氏诊断预后重视复合创伤及并发症。其五，重视有效血容量。“十不治证”之一还有“血出尽者”，毫无疑问，血液丢失过多可导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它是导致创伤患者死亡的最常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而维持创伤病人的有效血液循环量是抢救生命的关键措施。总之，危氏“十不治证”随着当今医学技术的发展已并非不治之症，但作为一种预后诊断，对我们当今的骨科临床仍然具有启发思维的作用。

“用药加减法”专论“二十五味”及“清心药”二方基础上的临床加减变化，提出“伤有深浅”，体有强弱，因此应“随其吉凶用药”，不能机械地固守一方。“如折骨者，则用后二十五味接骨方治之，再加自然铜、白芷、乳香、没药、川芎各五钱，立效”；“若伤脏腑，用清心药加川芎、当归、赤芍药各三钱”；“或肚肠伤破，加白及五钱，同后清心药服”；“或被伤浮肿不退，加皂角、黄柏皮各半两，入紫金皮散内敷之”；“或筋断接筋者，用二十五味加续断半两”；“或恶血污心不下，用后清心药加大黄、枳壳各五钱”等。

“肠肚伤治法”论及“肠及肚皮破者”与“肚皮裂开者”的手术治疗：“肠及肚皮破者，用花蕊石散敷线上，轻用手从上缝之，莫待粪出，用清油捻活，放入肚内”；“肚皮裂开者，用麻缕为线，或捶桑白皮为线，亦用花蕊石散敷线上，须用从里重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危氏以麻缕或桑白皮线作为外伤科缝合线，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清楚地认识到预防感染在外伤手术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缝合线均应以“花蕊石散敷线上”以止血消炎。危氏的外伤手术法，可谓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又用药加减法”再次提及临床用药的加减变化，强调“凡损，若不折骨，不碎骨，则不可用自然铜，于药内除去。无疮处（无疮处：上科本作‘无痰’），则不用半夏”。危氏指出“老人有伤者，骨脉冷，每用加当归、川芎、川乌、木香、丁香、人参各五钱，去白芍药、生地黄。此亦是二十五味内加减，老人即服此”。并指出“或伤脏腑者，不问老少，如有血并痰从口中出者”“退肿角血或皮冷”、“或皮肤热者”用药的加减变化。危氏阐发的这些骨伤用药加减方法，切合实用，充分显示了他精深的临床造诣，可为今日所采撷。

“用麻药法”中危氏再次强调在实施正骨手术前要先行麻醉：“扑损伤，骨肉疼痛，整顿不得，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危氏创新了以曼陀罗、川乌、草乌、皂角、木鳖子、当归、川芎等10多味药物组成的“草乌散”，作为手术麻醉方药，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理论和治疗措施。而在欧洲19世纪中叶发明乙醚、氯仿等现代麻醉药之前，日本外科医生华岗青州于1805年使用曼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首创和佳话，其实此药仅为危氏所用药物之一，而且比危氏约晚450余年。经当代药物学研究，证明危氏发明的麻醉处方是可行的。方中川草乌主要含乌头碱，小剂量可提高大脑皮质的兴奋水平，大剂量则产生抑制作用，合理使用乌头碱或乌头可减慢麻醉期间的心率。曼陀罗花又叫洋金花，主要含东莨菪碱，其药理作用主要通过中枢抗胆碱作用，优先阻断了大脑皮质的感觉运动区，干扰了皮质清醒状态的维持。另外，对网状结构上行激活系统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呈现嗜睡。川草乌、洋金花在中枢抑制镇痛作用上有协同作用。危氏还提出了服用麻醉剂的原则：如果服了“草乌散”，麻醉深度不够，“可加曼陀罗花及草乌各五钱，用好酒调些少与服”，须逐渐加量；已经达到麻醉效果，“其人如酒醉”者，“即不可加药”；“亦有重者，若见麻不倒者，又旋添些。更未倒，又添酒调服少许，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以“麻倒”为度，适可而止，不能过量。另外，危氏提出在应用麻醉药的时候，其剂量须依患者的病情、年龄、体质等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指出受伤者“有老有幼，有无力，有血出甚者，此药逐时相度入用，不可过多”。危亦林还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内服麻醉药和外用麻醉药的方法，可知当时对麻醉药物的使用已较为重视，观察也非常仔细。这些观点与见解，曾对我国麻醉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原则与现代麻醉术的原则基本相吻合，为后世医家正确掌握和使用中药麻醉方法提供了经验，从而为我国骨伤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用掺药法”中强调：“疮孔上须用油单贴，待脓血汁出，莫待蔽塞。如夏月用药，以薄荷叶贴疮孔，一日一度汤洗，又用药掺。如肉上满疮口，如好肉一般，即用收疮口药敷上。却莫贴，待风稍着疮口，立收。若未生实肉，切不可先收疮口，里面恐为患也”。

“伤破肚皮用药法”中强调“肚肉被伤者，专用（专用：文渊本作‘重用’）退利大小肠，不可待秘，恐成重患”。

“打及树木压遍身痛者”一论认为，“打，树木压，或自高处下者，此等伤皆惊动四肢五脏，必有恶血在内，专怕恶心”。其治法为：“先用清心药、打血药及通大小肠药，次第先服。临服，加童子小便入药内，立效”。危氏强调：“专用大小肠洗（洗：《普济方》引作‘喜’）利，恐作隘塞，利害之甚。清心药加前方通利大小肠药服之，自然俱通”。

“去恶血法”再次强调服药的先后次序问题：“扑伤、刀石伤、诸般伤扑至重者，皆先服清心药，次服清小便药，三服去血药”。又根据不同伤势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法：“或被伤者，血未结，打从疮口中出，或结在内，用药打入大肠时，即泄出。或被打、被、被木压，恶血未积者，用药打散四肢。或归脏腑者，或归上膈者，打从口中吐出，或归中膈，打入大肠泄出”。最后指出：“先用此急救，次服止痛药。止痛药，即二十五味药中加减用”。

“用药汤使法”重视“凡药皆凭汤使”，详述“童便”、“姜汤”、“灯心汤”、“姜酒”、“薄荷汤”、“酒”在不同情况下的选择与应用。

（二）药物治疗

从“通治”篇开始至“正骨兼金镞科”卷末“止痛”篇为止，危氏详列骨伤科各种内服、外敷方药的方名、主治、方药、服用方法、临床加减用药以及注意事项等。从中可以看出危亦林对于骨伤科的用药颇有心得，他根据骨伤疾病筋断骨损，气滞血瘀，内外俱伤的病机特点，采用内服外敷相结合的方法，将活血养血、行气止痛、祛瘀退肿、接筋续骨之药融为一炉，共成一剂，治疗效果“妙不可言”。

1．内服药 危氏所采用治骨折损伤之方主要是历代名方及家传诸方，不仅数量较多，且多源于自己的经验，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但审察各方的药物组成，皆不外在“二十五味”方和“清心药方”两方基础上化裁而成，可以说这两个方是内服方药的基本方。

危氏本着由博返约的原则，筛选历代治伤的方药，总结为二十五味，名为“二十五味”方，本方“治扑损伤，骨碎骨折，筋断刺痛，不问轻重，悉能治之，大效”。方中所列药物众多：香白芷、紫金皮、刘寄奴、川当归、赤芍药、白芍药、黑牵牛、生地黄、川芎、川牛膝、乳香、没药、补骨脂、木通、自然铜（骨不碎折不用）、木香、藿香、木贼、官桂、羌活、独活、半夏、骨碎补、草乌（醋炒，孕妇不用）、川乌（大煨，孕妇则不用），共二十五味。其服用方法为：“上先择出自然铜、官桂、没药、乳香不炒者，其余药或炒或火焙，或日晒干皆可，然后入不炒四味，同研为末，用蜜糊丸如弹子大，用黄丹为衣。或被扑损伤，金刃箭镞，不问轻重，每服一丸”，“或不作丸，为末亦可，功效如神”。“二十五味”方中药物以血为主调理气血：木香行气活血，川芎活血行气，紫金皮（即地骨皮）凉血，生地黄既可凉血活血、又可养阴生津；并配以各种止痛药：当归既可活血止痛、又可补血，骨碎补既可散瘀止痛、又可接续筋骨，白芍养血敛阴、柔肝止痛，赤芍清热凉血、祛瘀止痛，刘寄奴散瘀止痛，羌活、独活祛风胜湿止痛，乳香、没药活血止痛，草乌、川乌麻醉止痛；再加以利水之药，使邪有去路：黑牵牛属水泻肾、泻水利尿，木通既可利水通淋、又可通血脉、治痹痛，川牛膝既可利尿通淋，又可活血祛瘀、补肝肾强筋骨；另有白芷消肿排脓，半夏（无痰不用）燥湿化痰，破故纸（即补骨脂）补肾壮阳，官桂（可加减）温经通脉，木贼疏散风热，藿香和胃止呕，自然铜（骨不碎折不用）散瘀止痛、接骨疗伤，诸药合用，共奏行气活血、祛瘀止痛、接骨续筋之效。危氏在方中详细记述了药物的炮制方法，如“香白芷（醋炒，加减）”、“紫金皮（醋炒）”、“川当归（煨，盐水炒）”、“白芍药（米水浸炒）”，“生地黄（盐水浸炒）”、“川芎（米水浸）”、“川牛膝（茶水炒）”等。方后附有加减变化，“或加土当归、熟地黄（盐水炒）、杜牛膝（茶水炒）、土芎（米水浸）尤妙”，“如被刃伤全断内重者，以薄荷汤或木瓜汤、姜汤、灯心汤吞下皆可”，“如骨折碎，刺痛不止，加乳香、没药、白芷、川芎各五钱，入诸药中，生姜酒下”。其中强调指出：“或碎骨及折骨，用自然铜，其他不用”，“金刃伤锉出臼者，去自然铜，骨碎、骨折者用之。然须于此方内且去自然铜，临欲好时却入用之，早服成他疾”。危氏在此提出自然铜适用于骨碎、骨折，但在骨折早期要禁用，可见，他在骨伤科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期内服自然铜无助于骨折的愈合，骨折，特别是软组织损伤，早用自然铜可造成局部瘀血很难吸收，且极易机化而形成“硬结”。危氏总结的二十五味药物是当时活血化瘀的常用药，附以随证加减。他在方药上由博返约的总结，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较大，成为后世少林寺派治伤的主要药物。

“若伤脏腑”者，危氏提出用“清心药方”治疗。在损伤早期瘀血初聚，正气未虚，或瘀血化热，邪正交争，局部往往出现“红、肿、热”的症状，宜用凉血活血法治疗。凉血活血药物，既可清热，又能凉血活血化瘀，主要适用于跌仆骨折早期的瘀血肿痛，在开放骨折、内伤以及骨折早期的治疗中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其代表方剂为“清心药方”。“清心药方”与“二十五味”方一样药物众多，其药物组成是：降真香、香白芷、苏木、枳壳、藿香、牡丹皮、紫金皮、木香、丁香、木通、山栀子、大黄、莲子肉、沉香、人参、当归、川芎、羌活、独活、花蕊石、黑豆、灯心、赤芍药，所选药物同样也详列醋炒、醋淬、盐水炒、清油炒、茶水炒、米泔水炒、酒煮和温纸煨多种不同的炮制方法。与“二十五味”方相比较，此方有生地黄、赤芍、牡丹皮凉血活血；又加入了降真香、苏木、枳壳、木香、丁香、沉香，加大了行气活血之力；另有凉血解毒的栀子、攻下逐瘀的大黄、化瘀止血的花蕊石、大补元气的人参等，但止痛续筋骨之力弱于“二十五味”方。总之，“清心药方”具有清热解毒，活血行气，凉血消肿、清心除烦的功效，主治打扑损伤。凡外伤疾病所致“大小肠不通”，“或恶血污心，或烦闷暴死”，即前面“用药加减法”中所说的“伤脏腑”者，均可服此。

《证治准绳》中也有一方名“清心药”，与危氏的“清心药方”方名相仿，但其清热解毒之力更甚，药物组成为：当归、川芎、生地黄、赤芍、牡丹皮、桃仁、黄芩、黄连、栀子、连翘、甘草各等份。用法：上引用灯心草、薄荷煎，入童便和服（现代用法：依病情决定用量，水煎服）。本方化瘀消肿，清热解毒，功专化瘀泻火，是治疗跌仆损伤，恶血攻心，或瘀血发热实证的代表方剂。

危氏还创有一张“自然铜散”方，此方虽然也是在“二十五味”方基础上化裁而成，但由于本方药简效专，“治打折骨损断，正骨科中经验方也”，故为后世骨伤医家所喜用。本方行气清血，接骨续筋，主治跌仆骨折筋断，其组成是：乳香、没药、苏木、降真香、川乌、松明节、自然铜、地龙、真血竭、龙骨、土狗。用法：“上为末。每服五钱，用无灰酒调下。如病在上，食后服，病在下，空心服”。跌仆损伤，筋骨折断，瘀血内积，筋脉不通，则肿痛。治当活血祛瘀，接骨止痛之法。方中自然铜、乳香、没药、真血竭活血散瘀，接骨续筋；配以苏木、降真香、地龙活血行气，通络止痛；更加土狗、川乌、松节通络活络，利水消肿；龙骨镇静安神。诸药合用，可达气行血活，血活瘀去，瘀去则骨接之目的，适用于气滞血瘀，肿痛较重的早、中期者。

清·张璐所著的《张氏医通》中同样有一方名为“自然铜散”：自然铜、乳香、当归身、羌活各等份，共为粗末，每服6克，酒调下，每天2次，骨伤用骨碎补15克，酒浸捣绞，取汁冲服。此方接骨续筋，祛瘀止痛，主治跌仆骨折。骨伤加入骨碎补，可增加接骨续筋之力。与危氏自然铜散相比较，此方药物仅有四种，其中自然铜与乳香活血散瘀、接骨续筋，为危氏“自然铜散”所共有，张氏“自然铜散”中独有当归补血活血，羌活祛风胜湿止痛，适用于骨科之血瘀而兼有血虚者。骨伤则要加入骨碎补以增加止痛续筋骨的药力。

对于兼有内损脏腑的折伤，危氏除提出采用凉血活血法，主要适用于跌仆骨折早期伴有瘀血肿痛的“清心药方”外，还在“内损”篇中专列“大紫金皮散”和“没药丸”二方。攻下逐瘀法是治疗跌损重症，特别是用于胸腹内伤的大法。其药物配伍主要以大黄为主，一般配合活血化瘀药当归、芍药、乳香、没药或理气药，危氏的“大紫金皮散”就是采用攻下逐瘀法治疗内伤的代表方剂，本方“治打仆伤折，内损肺肝、呕血不止，或瘀血停积于内，心腹胀闷”。药物组成：紫金藤皮、降真香、续断、无名异、琥珀、蒲黄、牛膝、当归、补骨脂、桃仁各一两，大黄、朴硝各一两半。用法：上为末。每服二钱，浓煎苏木、当归，酒调，并进三服，利即安。对于治疗内伤，危氏还提出没药丸“治打扑内损，筋骨疼痛”。

由于受李东垣“恶血必归于肝”之说的影响，在治伤方剂中，危氏还广泛应用疏肝理气药物，如枳壳、沉香、降真香、木香、陈皮、薤白、香附、丁香、檀香、青皮、茴香、柴胡、元胡等，以达行气活血的目的。这些方剂一般外敷以消肿止痛，内服以行气活血化瘀止痛，如“木香匀气散”（丁香、檀香、木香、砂仁、豆蔻、沉香、藿香、甘草）治疗跌伤，行气以活血，从而达到消肿止痛作用。这一疗法，成为后世少林寺派治伤的主要方法。大抵攻下逐瘀必用大黄，凉血活血多用生地黄，行气活血以枳壳、木香、苏木为主，一般活血药则用自然铜、当归、乳香、没药。

对于骨科创伤用药，危氏除以上多种活血化瘀之法以外，还有养血舒筋法。危氏认为在骨折损伤的中期，肿痛已消，气血出现亏虚的症状时，宜采用补气养血、活血舒筋的方法治疗。危氏的“活血丹”用当归、熟地黄、川芍、白芍、续断、白术，“治患者血脉不和，筋急，行步不可，服之宽筋”。此法为后世的“平补派”用药提供了实践经验。

2．外用药 除用内服方药外还用掺药、敷药，在“正骨兼金镞科”中专列“用掺药法”和“敷药”二篇。掺药，就是将药物研成粉末，直接撒入疮（创）口之内以助新肉生长、疮（创）口收敛。危氏指出，如疮孔大甚，可用药物洗净消毒，然后“用降真香、龙骨、没药掺之，肉即生上。疮孔上须用油单贴，待脓血汁出，莫待蔽塞。如夏月用药，以薄荷叶贴疮孔，一日一度汤洗，又用药掺。如肉上满疮口，用手搦不痛，如好肉一般，即用收疮口药敷上”。敷药，就是将药物制膏、研末、捣泥或炒热外敷、外贴、外敷于伤处。敷药因其药力直接作用于伤处，故往往“傅（即敷）之大效”。危氏运用敷药，独具匠心，例如：治打仆损伤，臂臼脱出及一切痈肿末破者，“用生地黄研如膏，木香为末，以地黄摊纸上，掺木香末一层，又再摊地黄贴上，明旦痛即止效”；治刀伤血出不止，“用葱白一大握，炒熟捣烂，趁热敷定，痛与血随止，葱冷再易，立效”；疮口不合者，可“用黄丹、白滑石研细敷之”，等等。危氏的敷药与上述的掺药，弥补了骨伤科中内服药之不足，内外用药，更能提高疗效。

3．止痛药 骨折后，在功能恢复过程中疼痛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对病人的身心健康危害大。危氏在“正骨兼金镞科”末篇“止痛”篇中提出了乳香散、应痛丸、寻痛丸三个止痛方。

乳香散之功效：“治打扑伤损，痛不可忍者”。药物组成：白术（炒），当归（炒），粉草，川白芷，没药（另研），交趾桂，明乳香（另研）。用法：“上为末，入别研药令匀。每服二钱，酒调”，痛时服。

应痛丸之功效：“治折伤后，为血气所侵，手足疼痛”。药物组成：“生苍术（半斤），补骨脂（半斤，半生半炒），茴香（六两，炒），骨碎补（半斤，去毛），穿山甲（去腹，桑灰炒胀为度，柴灰亦可），生草乌（半斤，锉如麦大）”。用法：“上用草乌半斤，用生葱一斤，连皮生姜一斤，擂烂，将草乌一处淹两宿，焙干。连前药同焙为末，酒煮面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酒或米饮下。”禁忌：“忌热物”。有时有片刻麻木，“无妨”。

寻痛丸之功效：“止痛清心，行气活血”。药物组成：“草乌（去皮尖，生用）、乳香（火熨）、没药（火熨）、五灵脂（各三两）、生麝香（少许）”。用法：“上为末，酒糊丸如指头大，朱砂五钱研为衣。每服一丸，薄荷、生姜研汁磨化，痛止”。

（三）功能康复

危氏不但用药，而且强调对骨折和复位经整复后要经常进行关节功能锻炼，以防关节强直，功能丧失，尤其肘、膝关节损伤更容易发生关节僵硬，应引起注意。例如，他运用“舒筋法”治疗“破伤后筋挛缩不能伸”，即“用大竹管长尺余，钻一窍，系以绳，挂于腰间，平坐贴，举足搓滚之，勿计工程，久当有效”。又如，臼关节脱位整复之后，当于“服药后时时用屈位，不可定放”，“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屈直不得”。这些重视锻炼以利肢体功能活动恢复的方法，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骨伤科治疗的内容，而且为后来骨伤科学的全面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

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提出了骨折康复的一些方法。内服药物康复、外用药物康复和功能康复，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康复观、辨证康复观和综合康复观。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医康复在现代康复医学体系中的特色和优势，对于指导康复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