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世中医学术流派的影响

《小儿药证直诀》对小儿生理病理和五脏寒热虚实辨证的深刻阐发，对惊风、痘疹、疳症等儿科常见疾病的独到论述，以及灵活化裁古方，勇于创制新方的学术思想及创新实践，不仅奠定了中医儿科学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而且对宋代以后中医学术流派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下试举例说明。

一、对寒凉学派的影响

寒凉学派又称“河间学派”，以金代名医刘完素（河间人）为代表。学术上主“火热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探讨用寒凉药治疗火热病证。钱乙据《颅囟经》“小儿纯阳”说，及儿科多见阳热实证的临床实际，临证施治善用凉泄之品。《小儿药证直诀》所载140首方中，除十余首温热方之外，大多都是清凉方剂。如泻青丸主用栀子、大黄，泻黄散主用栀子、石膏，凉惊丸用龙胆草、青黛、黄连、牛黄，玉露散用寒水石、石膏。刘完素在其著作《宣明论方·儿科论》对儿科论治也贯穿“火热论”思想，他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刘氏创制的名方凉膈散、防风通圣散、黄连解毒汤、双解散都是辛凉苦寒、清热养阴的方剂，也适用于儿科的热病。如遇小儿骨蒸劳热等阴虚病证，刘氏即采用钱氏的地黄丸，与钱乙的论治思路完全相同。

二、对攻下学派的影响

攻下学派又称“祛邪学派”，以金代名医张从正为代表。其学术思想是治病“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擅用汗下吐三法。钱乙对儿科病证也重视下法的运用，如遇肠胃积滞，出现发热腹痛、腹胀、便秘、口渴等症时，运用下法往往能收到“邪去正自安”的效果。钱乙医案中，用下法的案例也不鲜见，如“黄承务子病泻”案，钱氏先用益脾散、补肺散补之，3日后，以白饼子（内含巴豆）微下之，再投益脾散二服收功。又“齐郎中子误治下利”案，钱氏先用白术散调运脾胃气机，生胃中之津液，再用香瓜丸清下，以下治下，而获痊愈。钱乙用下法治小儿病十分谨慎，如兼有脾肺虚弱，必先补足脾肺，然后再用下法。钱氏认识到实热积滞非峻猛下药不能清除，但峻药用于小儿必不能多，故在药量、剂型上特别留意。如白饼子以峻下药巴豆为主药，用糯米粉制成小丸剂，如绿豆大，3岁以下小儿每次服3～5丸。这样既方便使用，又小剂量攻下，不伤正气。张从正《儒门事亲》中也记载了不少用下法治疗儿科病证的医案。这说明对儿科疾病当下则下这一点上，张氏与钱乙是一致的。二人在泻下药物的选择上，也有颇多共识，都常用大黄、牵牛、甘遂、芒硝、芦荟等荡涤积垢。张从正对小儿病证施攻下法也颇受钱乙启迪，胆大心细，谨慎小心，往往先用小剂，逐渐加量，积去即止，不必尽剂。如果下后不止的，配服缓解药，来制约下药的副作用。在慎用下法这一点上，张氏与钱乙可谓不谋而合。

三、对补土学派的影响

补土学派又称“易水学派”，代表人物为金元名医张元素（易水人）、李东垣。其学术特点是重视五脏辨证用药，尤其重视脾胃的补益。倡“养正积自除”的治疗思想。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他撷取《内经》、《中藏经》、《千金方》中脏腑辨证的要旨，禀承钱乙“五脏虚实辨证”的精义，创“脏腑议病用药说”。张元素提出的“五脏补泻法”，遵照钱乙五脏虚实补泻法则，提出“顺其性则补，逆其性则泻”以及“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两大治则。选药制方上，提出“所欲为补，所苦为泻”，以脏腑的苦欲特性为补泻，来选择针对性的补药与泻药。在选方上，倡言“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主张“不用古方，自为家法”的张元素，竟直接将钱乙创制的地黄丸、泻青丸、安神丸、泻心丸、导赤散、益黄散、泻黄散、阿胶散、泻白散定为标准方剂。由此可见张元素受钱乙影响之深，同时也显现出钱氏小儿经方的价值与魅力。钱乙五脏虚实补泻辨证用方体系，对宋以后临床各科都具有深远影响，而对易水学派脏腑辨证议病用药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起到了极重要的启迪与推进作用。

李东垣作为张元素弟子，也深受钱乙重视脾胃学术思想的影响。钱乙指出：“脾胃虚衰，四肢不举，诸邪遂生”，李东垣强调：“脾胃虚衰，百病由生”，可谓一脉相承。李东垣所创制的一系列方剂，都受钱乙方剂的启迪与影响。如李氏补中益气汤的立方之义就受钱氏白术散组方的影响；李氏的升阳益火汤即遵钱乙泻黄散、败毒散方义而创制；李氏的养阴益气丸即仿地黄丸之义而成；李东垣治三焦积热，目赤、便秘、口舌生疮，主张直接用钱氏三黄丸。李东垣还仿钱乙灵活增损化裁古方的方法，如治腹痛中气虚弱，用异功散加芍药；治热邪伤津，口渴多饮，用钱氏白术散倍加葛根。

四、对滋阴学派的影响

滋阴学派是从寒凉学派衍生出来的医学流派，代表人物是元代名医朱丹溪。其主要学术观点是“阳有余，阴不足”，主张滋阴降火。钱乙言小儿“纯阳”，又强调小儿阴尚不足。他说：“小儿在母腹中，乃生骨气，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自生之后，……全而未壮。”朱氏则倡言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显然受到钱氏的启迪。朱氏还对钱乙“肝则有泻无补，肾则有补无泻”之说加以阐发，他说：“小儿易怒，肝病最多。大人亦然，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朱丹溪认为钱乙创制的方剂“立例极好”，尤其赞赏地黄丸，他仿地黄丸立方之意，创制出中医方剂史上的滋阴名方——大补阴丸。由此可见朱丹溪在人体阴阳观、脏腑补泻治则，及创制补阴方剂方面受到钱乙的深刻影响。

五、对温补学派的影响

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明代医家薛己、赵献可、张介宾。其学术思想是重视脾肾命门水火，主张温养阳气，纠正寒凉时弊。他们在极力推崇金匮肾气丸的同时，也十分赞赏地黄丸，把地黄丸视为“壮水之主”的专方。薛己认为地黄丸是补真阴之药，用来直补真阴。赵献可称赞地黄丸是治疗“水泛为痰之圣药，血虚发热之神剂”，并将地黄丸与逍遥散相合，制成疏肝益肾汤。后清代医家高鼓峰（张介宾弟子）又同仿此义，将地黄丸与丹栀逍遥散相合化裁，创制了滋肾清肝饮，为后世医家所习用。张介宾的《小儿则》十分推崇钱乙，常以《小儿药证直诀》中的论点为依据，并加以发挥。张氏根据钱乙“肾主虚”的理论，认为肾有肾阴、肾阳，二者相互依存，不能偏废，虚则二者皆虚。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论点，创制左归饮（丸）、右归饮（丸）等补益肾阴、肾阳的名方。

六、对温病学派的影响

明清以后，温病学派崛起于江南，其代表人物是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人。叶氏创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吴鞠通创三焦辨证理论，他们总结了温病的传变规律，奠定了温病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以“存津育阴”为特色的温病临床治疗大法。

吴鞠通在其名作《温病条辨》中著有“解儿难”专章，其中对小儿的生理体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说“（小儿）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奇怯，易于感触”，这是对钱乙“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论点的进一步发挥。吴氏又进一步推论：“古称小儿纯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从而创立“小儿稚阴稚阳”说，补充完善了小儿的体质学说。此外吴氏对钱氏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及温病后期的作用赞赏有加，他在“儿科用药论”中说：“故调小儿之味，宜甘多酸少，如钱仲阳之六味丸是也”，“（小儿热病）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存阴退热莫过六味之酸甘化阴也”，将六味地黄丸定为小儿风温痉病后期存阴复津之要剂，与温病名方三才汤、复脉汤、三甲复脉汤、大小定风珠、专翕膏等并列。

温病往往发病快，病势急，病情重，高热神昏惊搐是常见之证，此证与小儿病多见高热惊风抽搐相合。因此，钱乙关于小儿惊风发搐的论治，对温病学高热神昏动风抽搐证的论治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钱氏治小儿惊风，除常用泄热开窍法，通下积滞法之外，还新创清热平肝法，芳化凉开法。他创制的凉惊丸、抱龙丸、利惊丸、白饼子等方，为儿科热病惊搐神昏的治疗提供了有效方剂，后世的牛黄抱龙丸、琥珀抱龙丸等都是在钱氏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温病学家治疗温病高热神昏、动风抽搐的急救“三宝”中的至宝丹、紫雪丹，都见载于钱氏弟子阎孝忠的《阎氏小儿方论》中，治疗急惊，惊痫，神昏烦热，痰厥，伤寒胃热发斑，毒气上攻咽喉，水浆不入等证。阎氏为钱乙的衣钵传人，二方虽非阎氏所创，但他运用于小儿高热神昏，惊风抽搐，胃热发斑等证，传承、发展了钱乙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温病学派的临证论治提供了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