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人文观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人文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与人文辩证关系的观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有重大的影响，在相关理论观点上，前者是后者的起源和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1.毛泽东的科学人文观

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着重继承和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深刻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作用。1942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他就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建国后，他更为重视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1953年提出“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很快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并转变成了具体实施的规划和措施。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根据对所处时期的正确判断，毛泽东于1956年春提出中国要搞原子弹、氢弹，并被确定为科技规划中的最大重点。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是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1964年，毛泽东更把赶超世界先进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手段和必要途径。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的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当时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人文辩证关系观的。因为根据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与要求，首先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有可能为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着重强调科学的发展是正确的选择。

2.邓小平的科学人文观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人文辩证关系观。他指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在这次科技大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1988年，邓小平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并联系我国的现实，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做了极其重要的继承和发展，是从20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性质、功能的第二次理论概括，是对当代人类实践特征的深刻反映。面对当代高科技竞争，他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以非凡的胆识决定组织实施了我国的“863”计划、“火炬”计划等，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在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结论的同时，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同等重要的生产力。”他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明确指出了科学的协调发展观。首先是要使科学与教育的协调发展。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便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强调指出，要实现现代化，科学与教育必须协调发展。其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要协调发展。他明确提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一论断是对社会科学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肯定。既然科学是发展的关键，而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那么社会科学就与其他领域的科学一样，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对发展起关键作用。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能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答案；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明力的论证。总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邓小平还强调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

可见，邓小平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技与教育、人与自然、社会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等关系上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和实践，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关理论与观点。

3.江泽民的科学人文观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面对高科技时代，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涉及人、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而且涉及人自己能否得到生存和继续发展的问题。他就此提出了相关的理论观点，形成了具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人文辩证关系观。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生产力功能方面，江泽民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的相关理论与观点。他指出:“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理念进步发展，人类文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基因论、信息论等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为人类正确认识大自然，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新知识和强大的动力……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他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升华，使“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成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科学技术的思想文化功能方面，江泽民更是将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他说:“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以引导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促使人们牢固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使人们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基于科学技术是破除宗教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力量的认识，他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要高举科学的旗帜，弘扬科学精神，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揭露和抵制各种伪科学、反科学行为，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进行不懈的努力。”从科学技术是推动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意义上，江泽民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十分注重了解和学习科技知识，并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新突破来发展和完善理论。”以上的精辟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与思想道德观念、文化建设的关系，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江泽民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他的科技伦理思想。所谓科技伦理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科技研究、运用中的道德关系问题。江泽民关注科技伦理问题，明确指出生命伦理、生态伦理和网络伦理三大科技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并将成为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人们更加注重对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对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这就揭示出了科技活动最根本的价值原则和取向。人类要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就必须充分认识科技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这是科学家而且是全人类的事。高尚的科技伦理要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依归，要建立和完善这种科技伦理，就必须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全世界的科学家无疑都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人格。同时要注意到，科学是一种社会的建制或说国家的组织机构，各国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科技伦理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各国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江泽民还根据我国国情和以往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教训，进一步强调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他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他进一步指出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还受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比较低，以及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问题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为了加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力度，江泽民极力主张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其科学观中最大的特色，其实质是要使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人类而非危害人类。

此外，江泽民还提出“四个同等重要”思想，即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同样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也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人文辩证关系观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

4.胡锦涛的科学人文观

进入21世纪，胡锦涛提出了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建构和谐社会的主张，这些观点都包含着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含义。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确保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协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依靠与科学相联系的人文社会科学。为此，温家宝在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4年3月，中共中央又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同时指出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并从制度上保证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表明目前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带有“科学”性质的发展观，从根本上要求在发展行动中遵循协调发展规律，把握协调需求，确立协调化的理念与目标，努力促进和实现发展客体的协调性进步。科学发展观所倡导和坚持的协调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我国国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人文辩证关系观在中国的新发展。如今全国上下正在贯彻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