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与军事研究

二、科学家与军事研究

军事研究是涉及伦理问题的重要领域。在古代，科学家像普通社会公民一样参与战争，参与战争的动力来源于对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感情。从近代开始，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战争中逐渐取代了宗教和道义的作用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化学武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使用，战争对科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峙把军事研究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现代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多少有些无奈，因为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的今天，要在研究的民用与军事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并让科学家安心于民用研究而不越雷池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基础研究到成果应用的速度特别快，应用的途径特别多，有的时候一个科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他的发现的后果，该发现就已经进入了实际应用中。还有，科学中充满竞争，很多科学家在进行同一项研究，因此某个科学发现已经不能有少数几个科学家控制。1938年哈恩(O.Hahn，1879～1968年)、迈特纳(C.Meintner，1878～1968年)等人发现核裂变，1939年约里奥·居里夫妇(Irene Joliot-Curie，Frederic Joliot-Curie)发现辐射过程可以产生链式反应，1942年费米(E.Fermi，1901～1954年)等建成第一座核反应堆，1945年原子弹爆炸，这样的后果毫无疑问出乎哈恩等人的意外。

从现代军事技术史看，每一个重大的变革无一例外都是由科学家做出而后被应用于军事。核武器的发明、战略导弹的改进以及太空向军事化的过渡，无不显示出科学家的思想轨迹。实际上这种轨迹与科学通过民用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什么两样。科学家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军事和政治控制。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N.Wiener，1894～1964年)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活动结果负责。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去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

还有，在道义上，很多科学家认为军事研究如果从防卫的角度出发则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道德的，也就是说科学家相信“防卫就是正义”。科学家向其他人一样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里，因此对武器防卫持普遍赞成的态度，尤其是当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即使是潜在的或者由政治家宣称的)需要维护时。当然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战争战略中的进攻与防御和战争性质的罪恶与正义并不完全等同，防卫与进攻是相对的，当防卫的力量增大到一定限度时就变成了进攻的力量。爱因斯坦、西拉德敦促美国政府进行原子弹制造的出发点就是防卫，最后却用于日本，而当时政府已经知道了日本尚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而且，在和平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军事科学研究都是在防卫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可能掩盖了政府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