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城市中的教堂

哥特式）_欢娱与城市———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城市游憩场所的历史演变

5.2.1　教堂（罗马式、哥特式）

欧洲中世纪城市尽管有其多方面的渊源，有其互相矛盾的结果，但从十分明确的意义上说，它应被看作一种集团结构，其主要目的便是实现基督教生活。这一目的甚至感染了与基督教精神背道而驰的那些社会惯例，而且缔造出历代城市文明均不曾有过的一整套组织机构⁽⁴⁹⁾。

所以说，不论中世纪城镇有多么丰富的现实生活需求，在其繁忙激荡的生活中，它首先还是教会举行各种仪式的一个舞台。中世纪城市的精彩之处，它的理想成就，也正在于此。正像工业时代后期人们想象力的最高水平就体现在建造火车站和铁路桥一样，中世纪文化则沿着在敬奉救世主伟大形象的活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几乎吃不饱饭的男男女女仍要从少得可怜的口粮中节省下钱去做祷告、作弥撒、点蜡烛，建造宏伟的教堂建筑物，使寓言传说中的神灵、教规、知识都一一形象地体现在教堂里、祭坛上，展现于帘幕画和壁画之中，展现在门廊里和配有玫瑰式窗棂的大窗户上⁽⁵⁰⁾。

中世纪城市的组织机构一点也离不开教会⁽⁵¹⁾。当时欧洲不同地区的语言、法律、币制、度量衡、烹饪法，千差万别，使人迷乱；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唯有教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一个普天同享的避难所：同样的信条、同样的职能、同样的弥撒，甚至以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姿势、动作，进行着同样目的的宗教仪式，整个欧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毫无二致⁽⁵²⁾。教会根据《圣经》中的事件制定了许许多多的宗教节日，如主显灵节、圣枝主日、复活节、耶稣升天节、五旬节、圣诞节以及天使报喜节、圣母往见节、圣烛节等⁽⁵³⁾。

这些节日和所有的星期日是中世纪人们生活中值得兴奋的事件。因为在复活节，人们忏悔其所能忆及的罪过，然后沐浴、剃发、刮胡子，穿上最好而最不舒服的衣服，在圣餐礼中接受上帝，且比以往更深切地感觉到这出重大的基督教戏剧，而自己是戏剧中的一角。许多城市，在圣周的最后3天，教堂里上演着宗教剧，演出耶稣受难的事件，在剧中有对白及简单的吟唱；而在宗教历上的其他节日，也演出此类“神迹剧”（即中世纪根据《圣经》事迹编写的戏剧）。这种种的庆典吸引了无数的群众，使许多参加者深感荣耀，且为中世纪俗世戏剧开创一条道路；亦有助于同业公会举行盛会，比武大会武士授勋，及国王的加冕，以宗教的兴奋及高尚的景象来填补天性并非倾向秩序与和平的人类偶有的闲暇时间。教会透过信仰来感化人，其所用的方式，并非基于理论的争辩，而是借着戏剧、音乐、绘画、雕刻、建筑、故事及诗词而诉诸人们普遍情感的方式———无论其对善或对恶而言———均比诉诸易变及个别的知识道理更成功。由此，教会创造了中世纪的艺术⁽⁵⁴⁾。

教会本身是一种多方面的组织机构，教会建筑承担着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到后世便分化了，并各自形成了专门的世俗组织形式。不过即使在最粗陋的城市教区中，教堂也是当地社会的中心，是社区日常生活焦点；不论多么贫穷的居住区，都有这样的教堂，尽管市中心有相当大的教堂，可容纳全体市民举行宗教或节庆活动。地方教堂本身不仅是礼拜活动的场所，而且往往是“基督教忠诚精神的博物馆”⁽⁵⁵⁾。

而教会本身又离不开社区。中世纪的城市，是教会和社区密切结合起来，去共同追求基督教所主张的那种神圣生活。即使这种结合尚且缺乏基督教的理想，它也依然为进一步形成这种理想而产生出必要的组织机构和建筑设施⁽⁵⁶⁾。而所有这些设施之所以能够建成，又完全出自全社区既自愿又无可奈何的贡献⁽⁵⁷⁾。每逢特别重要的宗教庆典，教民们不论贫富，甚至还要把庆典所需要的石料搬运到举行仪式的场地上去⁽⁵⁸⁾。

所以说，当时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是小教区和主教区，这是社会赖以形成其他联系纽带和社会团结的基础：这种非实在性地区，地图上并未标明；但每个教区都以一片公共建筑作为信仰中心，并有一位指派的精神领袖代表教皇⁽⁵⁹⁾。教会的常驻人员（不包括修道院人员）自然就构成了社区人口的一个不小的组成部分。社区经济活动中相当不小一部分力量都是为了供养教堂牧师及其仆从差役的；同样，社区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本可用于其他有用的事业，都被教会转用于建设和维修基督教会的各种建筑了，包括大教堂、小教堂、修道院、医院、养老院、济贫院、学校等，这些建筑中还陈设了各种贵重装饰、家具、偶像和绘画⁽⁶⁰⁾。

我们必须把中世纪的教堂看作今天的“社区中心”，是个活动中心：在盛大的节日，它是大家举行欢宴的场所，宗教剧本也在这里上演，星期假日，教会学校的学者们也可在此进行辩论比赛或学会辩论，在早期，甚至还是个最安全的储存所，契约和金银财宝也许可以储存在高高的圣坛后面，这是个最保险的地方，只有那些恶习难改的恶棍才知道。走向教堂大门的行列经常不断，有时是一个一个地鱼贯而行，有时20来人一起走，有时甚至上千人，他们各有神态，迂回地穿过街道，走向教堂。教堂是人们出行前祈祷路途平安的地方，也是人们回来后禀报平安的地方⁽⁶¹⁾。

罗马式建筑⁽⁶²⁾可以说是公元4—5世纪早期基督教教堂的直接继承者。最早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出现于欧洲南北地区，繁荣于11－12世纪，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持续到13世纪，后被哥特式风格所取代⁽⁶³⁾。

教会和修道院是罗马式建筑的策源地。从早期基督教时代开始，基督教通过艰苦卓绝的传教活动，不断扩展其影响，试图征服西方以及整个世界。罗马式建筑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普世意义。许多大修道会，如克吕尼会、西多会、加尔都西会，都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创建的，发展十分迅速。这些修道院的礼拜仪式对建筑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建筑师们开始考虑分隔空间的新方式，对建筑要素进行有规则的组合。同时，罗马式建筑也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在罗马式时期，新兴的主教堂宏大壮观，它们是欧洲城市崛起的象征；而耸立于乡村大地或山丘上的修道院教堂，则具有要塞式的面貌，体现了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星罗棋布的朝圣教堂，像是由条条朝圣之路串联起来的明珠，它们是中世纪文化交流的驿站⁽⁶⁴⁾。

罗马式建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具有巨大的维度和厚重的体量，给人一种宏伟庄严的印象。原先巴雪利卡的木结构屋顶，逐渐被砖石结构的拱顶所取代。砖石拱顶十分沉重，需有厚重的墙壁、巨型的圆柱或墩柱来支撑，这就造成了建筑物的沉重的外观，而高高耸立的钟楼就成为唯一的变化要素，使罗马式建筑的构图在视觉上丰富起来。罗马式教堂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宏大的室内空间。随着礼拜仪式的日益复杂化和信徒数量的增加，室内空间越造越大，尤其是那些大型的朝圣教堂，必须满足大量教徒来访的需要。中堂、耳堂均为三堂或五堂，加洛林形制的双耳堂和双半圆形后堂也被大量采用，同时东端的圣坛区域不断扩大，出现了后堂回廊和附设的礼拜堂，这是西方教堂建筑史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罗马式室内空间体现了变化统一的原则，大量的信徒进入罗马式教堂之后，可以有条不紊地沿着侧堂环绕整个教堂走动，随着脚步的移动，可以领略到室内景观的不断变化，产生由衷的赞叹之情。同时，室内布局也朝向更为规则、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罗马式建筑师开始以标准的单元尺寸来规划整座建筑的平面与空间，以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感⁽⁶⁵⁾。

图5－7　克吕尼大修道院第三教堂

（图片来源：《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第193页）

图5－8　圣彼得大修道院教堂回廊

（图片来源：《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第194页）

朝圣⁽⁶⁶⁾在中世纪成为一种组织周密的社会活动，受到教会的支持和民法保护。人们沿着朝圣之路兴建旅馆、修筑道路、架设桥梁，教堂也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⁶⁷⁾。

在路上以及在寺院中，祈祷者在仪式中轮流地吟唱、默祷或者庆祝。于是在朝圣地，公共崇拜形式和个人的崇拜行为相互转换。朝圣者围绕着“圣物”（Gnadenbild，如圣像、雕塑、徽章或信经）行走和舞蹈，用手和嘴接触和崇拜它们，并将具有纪念意义的圣物带回家。有时，朝圣者还会得到精神的救助或者医治他们疾病。这种听讲和医治在朝圣历史中被称为“奇迹”。在西方大规模朝圣的例子是那些前往耶路撒冷、罗马和圣地亚哥的朝圣。朝圣可能是自发的或者无组织的小规模的。在中世纪后期和巴洛克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朝圣活动，朝圣者来自城镇和乡村，或者一个诸侯国的各个阶级，有时，参加朝圣仪式并返回的人数多达50 000人。一个跨越边界普适的宗教文化在这里出现了：在朝圣的准宗教仪式活动中，在圣地的礼仪、朝拜和个人崇拜中⁽⁶⁸⁾。

图5－9　圣塞尔南教堂

（图片来源：《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第197页）

朝圣教堂具有较为统一的风格，独立于任何地方性建筑，而且最能体现罗马式建筑艺术的特征，它们主要有法国图尔的圣马丁大修道院教堂（St－Martin）、利摩日圣马提亚尔大修道院（St－Martial Abbey）的教堂、圣福伊大修道院教堂（Abbey Church of Ste－Foy）、图卢兹（Toulouse）的圣塞尔南教堂（St－Sernin），以及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主教堂等。它们一般都是五堂式巴雪利卡，建有石质的筒形拱顶和大型的耳堂，后堂回廊由若干礼拜堂环绕，最大限度地满足众多信徒参加宗教礼拜仪式的需要⁽⁶⁹⁾。

图5－10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主教堂内景

（图片来源：《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第198页）

哥特式建筑⁽⁷⁰⁾是在1130年前后诞生于法国巴黎周边的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确切地说诞生于巴黎城北的圣丹尼斯大修道院教堂（Abbey Church of St.Denis），这座教堂在修道院长絮热的主持下被重建为第一座哥特式教堂⁽⁷¹⁾。

在原有的巴雪利卡式教堂的基础上，絮热与他的建筑师重建了西立面，双塔之间加上了一个玫瑰花窗（rose window），这可能是哥特式教堂中最早出现的。他还建了一个三堂式的前廊，将双塔立面与原中堂的保留部分衔接起来。新唱诗堂始建于1140年，献祭于1144年，这个部分体现了新教堂最重要的革新，但唯一保存着原先面貌的只有后堂回廊。带有若干礼拜堂的后堂回廊形式，是罗马式朝圣教堂中经常采用的结构，但现在更进了一步，将这些礼拜堂与回廊融为了一体：以半圆形后堂为圆心，放射出七个礼拜堂，展示了一种新的几何学秩序。两圈圆柱支撑着上部加肋的交叉拱顶，内圈将后堂回廊与唱诗堂分开，中央一圈将后堂回廊划分为双廊。身处于这东端的后堂回廊中，可以体验到的是一种集中统一的、由复杂拱顶系统构成的空间。居中的礼拜堂是献给圣母的，那里有一幅著名的玻璃窗画，表现的是絮热手捧着一扇彩色花窗敬献给圣母的情景⁽⁷²⁾。每当清晨东方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时，这块玻璃窗便是教堂中第一个光芒四射的神圣图像，会引起信徒无限崇敬之情。从此以后，光作为一种神圣的象征，在哥特式大教堂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⁷³⁾。

总的来说，哥特式的基本构件是尖券与肋架拱顶，但它们都不是哥特式建筑师的发明。尖券早已出现在伊斯兰教建筑中，而肋架拱顶是从古罗马的交叉拱顶发展而来，在罗马式晚期就已出现了⁽⁷⁴⁾。哥特式建筑采用的是业已存在的一些构件，但是，新的教堂结构，象征着新的活力⁽⁷⁵⁾。

圣丹尼斯教堂所开启的这一发展过程，在一百年之后结出了硕果，这就是以沙特尔、兰斯、亚眠等城市的主教堂所代表的盛期哥特式，以巴黎宫廷礼拜堂所代表的辐射式，以鲁昂马克卢教堂所代表的火焰式。法国作为哥特式的策源地，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尖券、肋架拱顶、彩色玻璃窗、尖塔，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飞扶垛、花格窗等，作为物质与技术手段，使絮热所代表的中世纪盛期的美学理想得以实现，这种理想就是通过对光的形而上的沉思，使灵魂摆脱俗世物质的羁绊，迎着神恩之光向着天国飞升⁽⁷⁶⁾。

英国接受哥特式最为迅速，但更乐意将肋架拱顶和玻璃花窗看作是一种装饰手段，后来又发展出以花窗格与拱顶装饰为特色的盛饰式与垂直式。同时，在空间处理上英国与法国主教堂也大相径庭，由于功能上的需要，也出于一种灵活性，不断增建的部分使教堂平面日益复杂，室内空间不再具有法国大教堂那种集中统一性。在德国与中欧，在地理上接近法国的科隆主教堂则沿着兰斯主教堂的路线向前推进，建成了天主教世界最大的哥特式教堂，而大量托钵修会的建筑则奉行着简朴的教规和传统的厅堂式形制。自布拉格主教堂建立起拱顶的装饰体系后，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向德国和波希米亚传播，其间受到英国的影响，最后在建筑师里德的手中变得优雅无比。在南方，意大利与西班牙建筑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哥特式，因为强大的传统在起作用，前者是深厚的古罗马的传统，后者则是摩尔人的传统。能称得上较为“纯正”的哥特式，在意大利有米兰主教堂，在西班牙则有布尔戈斯、莱昂、托莱多等城市的主教堂⁽⁷⁷⁾。

图5－11　圣丹尼斯大修道院教堂

来源：《外国建筑史：从远古至19世纪》，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