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关于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历代医家论述颇多。从病因学的发展来看，经历了从外因论到内因论的发展过程。自《内经》至唐宋，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多从“内虚外中”之“外风”立论。如《灵枢·九宫八风篇》中“其有三虚而偏重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灵枢·刺节真邪》中“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灵枢·热病》中“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中“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复返则死。”《素问·通评虚实论》中“……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灵枢·经筋》中“足阳明之筋……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内经》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体质、饮食、精神刺激、烦劳过度、外受邪风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由以上原因导致机体气血运行受阻，肌肤筋脉失于濡养，甚则血随气逆，蒙蔽清窍，阴阳不相维系的证候。

《金匮要略》中指出“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说明中风病的发病以“络脉空虚”、“贼邪不泻”为前提，提出以内因为主，外中风寒之邪为诱因的“内虚外风”说。病邪中人，经脉痹阻，营卫不能运行于肌表肢体，清窍脏腑失养而发为中风病。

隋唐时期，仍宗《内经》之“外风”说，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有“中风者，风气中于人也。风是四时之气，分布八方，主长养万物。从其乡来者，人中少死病；不从其乡来者，人中多死病。其为病者，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其入经脉，行于五藏者，各随脏腑而生病焉。”的记载。继之，宋·严用和《济生方》中也有“荣卫失度，腠理空疏，邪气乘虚而入，及其感也，为半身不遂”的记载。

至金元时代，百家争鸣，各家虽观点不同，但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都对“外风”论提出了异议，强调内在致病因素的重要性，纠正了中风病因“外风”说。刘完素（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记载有“凡人风病，多因热甚，而风燥者，为其兼化，以热为其主也。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良由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不所知也。”以火热立论，认为“中风”系心家之病，否定了中风为肝家之病说。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指出“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所中者，但极少尔。在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在《丹溪医集》中指出“大率主血虚有痰，以治痰为先。或虚挟火与湿，亦有死血留滞者，外中于风者，亦有中气者，当从痰治，顺气化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认为中风病的病因病机为“湿痰生热”。而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邪之大者，莫若中风。风者，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虽然，无虚邪，则风雨寒不能独伤人，必先中虚邪，然后贼邪得入矣。”强调正气自虚为中风病发病的主要病因病机。

及至明朝，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首先明确指出中风不是由外邪引起的：“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愤怒伤其气，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则兼有之。”并且把中风分为“真中”和“类中”：“昔人、三子（指刘河间、朱丹溪、李东垣）之论，皆不可偏废。但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故使后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辨之为风，则从昔人治；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明理而用法当。”他的说法被后世医家称为“内风论”。继王氏之后，明·张景岳又别立“非风”之论，更强调指出“中风”并非因风而起，是内伤使然。他在《景岳全书》中写道“非风一证，即时人所谓中风证也，此证多见猝倒，猝倒多由昏愦，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而古今相传，咸以中风名之，其误甚矣。故余欲易去中风二字，而拟名类风，又欲拟名属风。然类风、属风，仍与风字相近，恐后人不解，仍尔模糊，故单用河间、东垣之意竟以非风名之，庶乎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矣。”他指出中风之因是：“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此致病之本也。……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乏于上，以至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尔昏愦，卒然仆倒。”强调了“内伤积损”的论点。

延至清代，对中风病的观察更加细致深入，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集》中指出了“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的中风病病因病机。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又专以气虚立说，认为中风病是由“气虚血瘀”所致。清末，西医学传入中国，张锡纯以《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中悟出“大厥”即西医学之“脑溢血”，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处之方为研究中风病开辟了新的道路。张伯龙、张山雷、张寿甫总结前人经验，结合现代医学知识，认识到中风病发生主要在于肝阳化风，气血并逆，直冲犯脑。

自《内经》至清代，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归纳起来不外虚（阴虚、气虚），火（肝火、心火），风（肝风、外风），气（气逆），痰（风痰、湿痰），瘀（血瘀）六端，以肝、脾、肾虚为本，尤以肝肾阴虚为本，以风、火、痰、瘀为标，其病性为本虚标实，上盛下虚，其病位在脑，与心、肝、脾、肾有关。

建国后，中医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探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多研究者从传统中医理论出发，总结古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理解和临床实践，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近代的学者多认为，中风病皆由内因所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风病是由于邪气上犯脑髓血脉，下侵脏腑经络，引起脑髓神机与脏腑经络功能失调，阴阳气血偏盛偏衰所致。同时，全国中风病科研协作组通过大量临床资料的分析，认为中风病是在气血阴阳亏虚的基础上，加之劳倦内伤、忧思恼怒、饮酒饱食、用力过度，而致瘀血阻滞、痰热内蕴，或阳化风动、血随气逆，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逆乱，风、火、痰、瘀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胶结于脑，体内的有害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成毒，毒损脑络，导致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引起昏仆不遂，发为中风病。目前这种认识已得到了大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