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口变化情况

时间：2023-02-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节　近几十年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口变化情况一、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与变化被称为“雅库特”的使鹿部鄂温克人，没有本民族文字，史料极其缺乏，久远的民族人口已不可考。这些被疾病夺去性命的儿童使鄂温克猎民悲痛欲绝。显而易见，正是各种传染病流行造成的惊人死亡率使人口不断锐减，是这部分鄂温克人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

近几十年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口变化情况_敖鲁古雅使鹿温克人的体育文化

第六节　近几十年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口变化情况

一、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与变化

被称为“雅库特”的使鹿部鄂温克人，没有本民族文字，史料极其缺乏，久远的民族人口已不可考。根据仅有的文字资料和实际调查，这部分鄂温克人的民族人口发展与变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自然阶段：17世纪中叶至日本侵略者投降的1945年，为人口急剧下降阶段；1945年之后至全部实现定居的1965年为人口徘徊阶段；1965～1985年定居之后的前20年为人口发展回升阶段；1986～2005年定居之后的后20年为人口缓慢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人口急剧下降

根据老猎民的回忆和有关资料记载，17世纪中叶之前，他们在勒拿河上游森林苔原地带游猎时，共有12个较大的氏族约700余人。这是资料所见的民族人口的历史最高峰，19世纪中叶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大兴安岭西北麓游猎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据清政府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统计，这部分鄂温克人共有87户435人。进入20世纪之后，这部分鄂温克民族人口出现了猛跌锐减的趋势，人口急剧下降，下降的幅度十分惊人。据记载，1913年时，他们尚有83户（人口不详），到1917年就降为63户315人，4年间人口下降27%。日伪统治时期，据日本特务机关的调查数字，1939年时，这部分鄂温克人仅有46户253人，与19世纪末相比，不到40年时间，人口下降了41.8%。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止，这部分鄂温克人仅剩下34户170人。日伪统治短短的8年间，人口就下降了32.8%，人口下降的速度令人吃惊。1957年政府帮助他们走出森林，第一次陆续在奇乾定居时，这部分鄂温克人的人口仅剩下寥寥可数的32户136人，人口水平跌入历史最低点，整个民族濒临灭绝的边缘。

表3－12　第一阶段人口变化情况表

2.第二阶段，人口发展徘徊不前

从日本侵略者投降的1945年之后到1965年全部实行定居的20年，是这部分鄂温克猎民的人口由历史上的高峰跌入低谷再逐步缓慢回升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始终在130～150人之间徘徊。这一时期的年均出生率为51.6‰，年均出生7.3人，年均死亡率为50.9‰，年均死亡7.1人，年均自然增长率为0.7‰，人口发展在高出生、高死亡中基本保持平衡，总趋势是高出生、高死亡。人口出生率较全国同期高约1／3，人口死亡率较全国同期高约3～4倍。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死于多种疾病，主要是各种传染病，其次是各种非正常死亡。据不完全统计，1957～1965年的8年间共死亡59人，年均死亡7.4人，其中死于肺结核、伤寒、麻疹等传染病的就有34人，占全部死亡人口的57.6%，其余为过量饮酒、冻死、烧死、自杀、他杀、溺水等非正常死亡。这一时期年均出生率为45.8‰，而年均死亡率高达45.2‰，人口自然增长率几乎等于零。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是这一阶段他们逐步走出森林，开始与其他民族频繁交往，生产力相对提高，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因此人口死亡率开始降低，人口出生率同死亡率近于平衡。

表3－13　第二阶段人口变化情况表

关于第三阶段即人口发展回升阶段和第四阶段人口缓慢发展阶段，为减少篇幅，将与本文第三部分内容——定居之后前20年和定居之后后20年人口现状一并记述。

二、历史上造成民族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

自19世纪初期至21世纪初期的200多年来，鄂温克人的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许多问题超出了本文要论述的范围，但究其根源，从人口学的角度分析，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各种疾病的传播和蔓延，时刻威胁着鄂温克猎民的生存

鄂温克人终年累月地过着钻野林、吃兽肉、住“撮罗子”、缺米断盐、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他们冬天在冰雪中、夏天在泥塘沼泽中，追逐着出没无常的野兽，餐风露宿，饥饱无常。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各种疾病尤其是各种传染病肆虐猖獗，长期传播流行，时刻威胁着陷于困苦之中的鄂温克猎民的生存。

这部分鄂温克人中经常发生的传染病主要是肺结核、伤寒、麻疹和疟疾等，结核病死亡率为其他传染病之首。深山老林里不断迁徙的游猎活动决定他们无法接受药物和先进技术的治疗，一旦传染病流行，惟靠“萨满”求神祈祷，保佑平安，直至传染病自消自灭。传染病的发生，往往累及“乌力楞”（以血缘为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原始家庭公社）甚至整个氏族的全部人口，极大地威胁着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生存。1908年春天，一场伤寒病在鄂温克人的给力克氏族中传播蔓延，无情地吞噬了40多位鄂温克人的生命，其中有9户惨遭灭绝。1916年又一场麻疹病在这部分鄂温克人中蔓延传播，先后死掉38人，又灭绝了5户猎民的全部人口。1937年春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肺结核病，到1947年10年间，因结核病共死去64人（其中男18人，女46人），同一时期因其他疾病死亡的还有47人。在30年间，共发生三次较大范围的传染病，先后死去239人，给鄂温克人造成巨大的灾难，使民族人口不断锐减。

事情还远非如此，据老猎民回忆，1943年春天游猎于贝尔茨河畔（今激流河）的固德林氏族中间再次发生伤寒病，本氏族几个“乌力楞”的人全部染病，先后死亡20多人，以致死亡者竟无人埋葬。布利托天氏族的谢力杰依赶来将这些尸体埋葬后，自己也被传染，不久便死亡。1953年春天，一场麻疹又在卡尔他昆氏族之中流行，在“萨满”的神鼓声中有36人先后丧命，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这些被疾病夺去性命的儿童使鄂温克猎民悲痛欲绝。他们将这些死去的儿童一起埋葬在一条河边，后来就将这条河称为“格拉木亏坎河”，意思是“儿童坟墓场”。

由于各种疾病的蔓延，鄂温克人口下降的趋势是极其严重的。各种疾病，尤其是威胁鄂温克人生存的各种传染病，无情地夺走了无数鄂温克猎民的性命，使这部分灾难深重的鄂温克人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57年初步实行定居之后的一个时期，这种现象仍在继续。显而易见，正是各种传染病流行造成的惊人死亡率使人口不断锐减，是这部分鄂温克人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

表3－14　1957～1965年人口变化情况表

2.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

随着17世纪中叶沙俄势力向东西伯利亚地区积极扩张，这支本来闭塞隔绝的民族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外界的侵扰，从此坠入了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但灾难最重的时期还是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在整个日伪统治时期，这部分鄂温克人一直由驻扎在额尔古纳旗三河的日本特务机关直接加以控制。在经济上，他们采取了垄断和掠夺政策，切断了鄂温克人同俄商、汉商的联系，将猎产品全部霸为己有，鄂温克人的整个经济完全被日寇的垄断企业所操纵。在军事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鄂温克人的法西斯统治，1940年，日本侵略者在布洛固鸠（奇乾东部）建立了所谓“关于军栖林训练营”，将鄂温克成年男子全部编入“训练营”，强迫他们接受军事训练，企图利用他们去对付苏联和抗日联军。在“训练营”，鄂温克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奴隶生活，动辄遭受毒打或枪杀。据老人们回忆，1943年春天，有几个鄂温克青年从“训练营”逃回到深山密林中的“撮罗子”，日本军队不仅枪毙了这几个逃回“撮罗子”的青年，“撮罗子”的老少也全部被杀光，先后有30多人惨遭杀害。还有一个叫达拉菲的鄂温克族青年，那年才27岁，因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非人统治而拒不参加训练，也不给日本人干活，结果被日本兵用皮带和木棒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达拉菲不堪凌辱，从山崖上跳河自尽。这类命案每一个老猎民都可以说出几件。此外，日本侵略者还竭力挑拨民族关系，在鄂温克人内部及其他民族之间制造隔阂或矛盾，使他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残杀，以便其血腥统治。据统计，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短短8年间，竟有200多名鄂温克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民族人口减少了40%，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

一个主要生产方式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历史阶段的落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之下，落后而脆弱的狩猎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得不到提高，人口急剧下降，生活愈加贫困，使整个民族濒于奄奄待毙的死亡边缘，这是造成这个时期鄂温克民族人口大幅度减少的重要原因。

3.本民族内严格的氏族外婚制和本民族内婚制是影响人口繁衍的内在因素

鄂温克民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保留了氏族公社的若干残余——“氏族外婚制”，婚姻的缔结只能在氏族之间进行，同一氏族是严禁通婚的。由于他们长期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闭塞生活，从不与外人接触，而本民族各氏族之间相互居住很远，一般都在百十里或几百里之外，除互访外极少往来，这就决定了他们婚配制度的最大局限性。在本氏族内部，“每一氏族的人口都是不平衡的，人口多的氏族往往在婚姻上产生一定的困难，于是这个氏族只好分裂成两个氏族，由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很近，还不能立即通婚，一定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逐步取消这种限制。即使这样，也无法解决婚配制度造成的局限性。因此，在这部分鄂温克人之中，应婚未婚的人数占相当大的比例。据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53年对居住在奇乾、古纳两处鄂温克人的调查，在全部人口中，年满20周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就有16人未婚，占当时成年男子总数的45%；年满20周岁以上的成年女子有14人未婚，占当时成年女子总数的37%。另据1957年的调查统计数字，以18～45周岁作为婚龄计算，应婚未婚的男子12人，女子24人，共36人，各占男女同年龄组人数的1／2。在应婚未婚的24名女性中，40岁以上1人，30～39岁6人，20～29岁2人，其余为18～19岁，平均年龄24.5岁，正是生育旺盛时期。而40岁以上终生未婚者男女共8人，占当时进入婚龄时期人数的16%，况且这还不是历史上应婚未婚人数最多的时期。在总户数32户当中，全家均无配偶的就有9户，占总户数的28.17%。应婚未婚，尤其是终生未婚的人数过多，直接影响了本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发展。尽管在他们之中曾长期出现这类现象，即少女未婚怀孕，周边舆论不指责而赞扬其健壮贤良，寡妇再嫁受到舆论的保护和支持，甚至有个别人停妻再娶，但都不允许本氏族内的青年男女相互婚配，因此最终无法改变婚配制度的局限性。历史上鄂温克人的氏族外婚制是十分严格的，在氏族内任何成员应当自觉遵守，不得丝毫违犯，否则即会引起全氏族成员的一致谴责。布利托天氏族的一个姑娘同她的一个远房表哥发生了性关系并怀了孕，引起本氏族的强烈不满，她的哥哥更是十分气愤，扬言要将其打死了事，她只好嫁给固德林氏族的一个青年男子，她的远房表哥因受不了本氏族的强烈谴责而离开了他所在“乌力楞”，其婚姻制度由此可见一斑。鄂温克人历史上严格的一夫一妻氏族外婚制度，无疑是早期历史上的一种巨大进步，符合现代科学要求，但同时产生了消极作用，即受氏族外婚制的限制，使一部分鄂温克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他们所处的原始社会最后阶段即1945年前后。1957年初步实行定居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同外人的频繁接触，扩大了通婚面，才冲破了氏族外通婚制的限制，严格的氏族外通婚制逐渐解体。综上所述，由于这部分鄂温克人历史上长期实行严格的氏族外婚制，造成了婚配的最大局限性，随之出现的应婚未婚者人数比例过大，这是造成本民族人口发展十分缓慢的重要内在因素。

4.人口不断外迁使民族人口更加减少

今天鄂温克族的分布地区并不是他们历史上的原居住地。这部分鄂温克人在17世纪中叶之前曾游猎于勒拿河上游，与当地的雅库特人长期居住在一起。19世纪40年代先后移动到黑龙江流域的仅是12个较大氏族中的5个氏族（后分化为6个氏族）。因此，这部分鄂温克人与当地的某些民族有着各种联系和血缘关系。在他们之中，人口互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据记载，19世纪40年代5个氏族游动到大兴安岭西北麓之后，另一氏族即索罗拖斯氏族也离开祖居地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中国境内，与先迁来的5个氏融合在一起游猎，后来，这部分鄂温克人曾有两次较大的集体回迁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躲避瘟疫的流行，游猎于漠河一带的索罗拖斯氏族的大部分和索罗共氏族的一部分，共计40户约130多人，重新越过额尔古纳河，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在一起。1944年，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沿漠河流域游猎的索罗共氏族中的8户共45人，再次北渡额尔古纳河。另据老猎民回忆，还有十几人因投亲而先后零星“过河（额尔古纳河）了”。这样，两批回迁的人口再加上零星人口约200人，先后从这部分鄂温克人中迁出，使本来人数就不多的使鹿部鄂温克人口更加减少。

三、定居之后前20年（1965～1985年）人口状况

1960年9月23日，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使鹿部鄂温克猎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35户猎民计137人，全部定居于贝尔茨河畔的敖鲁古雅地区。这是这部分鄂温克人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不仅彻底结束了千百年来漂泊游移的游猎生涯，也结束了近20年人口徘徊不前的局面，民族人口进入发展回升的第三个阶段。

实现定居后，由于党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猎民们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善，各种疾病已基本得到控制，猖獗一时的结核病发病率已由1965年的23.6%下降到1982年的2.9%，民族人口开始缓慢稳步上升。至1985年末，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猎民的人口已由定居时的137人增加到199人，人口上升了45.3%，各项事业也都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现将定居之后前20年人口变化情况及现状分几方面论述。

1.人口状况

居住在敖鲁古雅地区的这部分鄂温克人，到1985年为止，民族人口已达到199人，其中男性106人，女性93人，较1965年定居时的137人净增62人，人口上升了45.37%。本地常住人口共34户165人，其他人口或出嫁，或升学，或参军，或在外地工作和居住。

这部分鄂温克人目前共分为4个氏族，即布利拖天氏族（简称姓“布”）、索罗共氏族（简称姓“索”）、卡尔他昆氏族（简称姓“何”或“葛”）、固德林氏族（简称姓“古”），索罗共氏族人数最多，布利拖天氏族人数最少，另有捷力克夫氏族的两名女性归入索罗共氏族。

这部分鄂温克人没有本民族文字，文化比较落后。经过定居后20年的普及教育和重点培养，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有8人先后担任本乡的党政领导，已培养出本民族大专毕业生8人，中专毕业生18人，大中专毕业生占现有人口的13.0%，现尚有4人在中央民族学院、通辽师专、呼盟党校等大专院校深造。适龄儿童全部免费入学，小学入学率已达100%，并拥有1 000多平方米教学楼一座。本乡还设有文化站、电影院、广播站，新建了文化中心和电视转播台。

1983年落实了分鹿（驯鹿）到户大包干生产责任制，1985年人均收入近千元，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万元户”。许多猎民家庭都有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洗衣机和电视机等商品。总之，旧社会曾被贬为“山林野人”的这部分鄂温克猎民，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面貌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采取保护和发展政策的基础上，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猎民中也实行了计划生育，同时大力推广优生优育。1976年之后结婚的青年夫妇，平均生育子女1.8人，子女的健康情况良好。1984年的人口出生率为36.1‰，人口死亡率已降到30.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

2.高出生、高死亡是人口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这部分鄂温克人自1965年实现定居至1985年已整整20年。这20年人口变化情况可分为前10年（1966～1975年）和后10年（1976～1985年）两个自然阶段来进行分析和比较。前10年共出生83人，年均出生8.3人，死亡55人，年均死亡5.5人，年均出生率为56.8‰，年均死亡为37.7‰，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9.1‰，10年净增28人，年均纯增2.8人。不难看出，高出生、高死亡是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特点。年均出生率较全国同期31.62‰高近1倍，而年均死亡率较全国同期7.96‰高约5倍，死亡率确实高得惊人。造成这种高死亡率的原因，一是由于各种疾病造成死亡，二是由于过量饮酒及其他原因造成非正常死亡。前10年死亡的人口中，因各种疾病死亡30人，占死亡人口的54.5%。非正常死亡25人，占总死亡人口的45.5%，绝大部分死于过量饮酒，几乎每年要有1.4%的人口即2个人，直接死于过量饮酒，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后10年共出生76人，年均出生7.6人，死亡48人，年均死亡4.8人，净增28人。年均出生率46.3‰，较前10年已有明显下降，年均死亡率为29.3‰，较前10年亦开始下降，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7‰。这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虽已开始下降，但仍较全国同期19.48‰的年均出生率高出很多，年均死亡率仍较全国高出3.2倍。自1976年国家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死亡率已迅速下降，近几年已降为6‰左右，而这部分鄂温克人口的死亡率下降的幅度却十分缓慢，人口死亡率仍在20‰～30‰间徘徊。人口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仍是各种疾病和非正常死亡。后10年死于各种疾病29人，占死亡人口总数的60.0%，较前10年略有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已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率没有明显下降，每年仍平均有2人直接死于过量饮酒，1981年竟有4人因过量饮酒而导致死亡。

显而易见，定居之后的前20年，这部分鄂温克人的人口发展非常缓慢，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人口发展相比，更是缓慢得多。我国少数民族人口1964～1982年18年间增长68.4%，而这部分鄂温克人仅增长34.3%，即净增56人。因此，这一时期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是这部分鄂温克人口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3.已婚妇女和育龄妇女生育正常

总的看来，鄂温克族猎民中的妇女生育能力并不算低。据对定居之后结婚的74名已婚妇女调查，平均每人生育子女4.1人，其中生育超过8个子女以上的就有6人，还有2人各生育11和12人。另据1985年春天对30名已婚育妇女的调查，平均每人生育子女2.4人，最多的生育7个。由此可见，影响民族人口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生育能力的高低，主要原因即前文所述的正常死亡率和非正常死亡率过高。比较典型的是老猎民阿力克山德拉一家，共有9个子女，其中男孩5个，女孩4个。这9个子女中，因患肺结核、脑膜炎等疾病先后死亡6人，酒后自杀1人，酒后他杀1人，如今老夫妇膝下仅有一女。这种情况在这部分鄂温克人中非常普遍。

4.婴儿出生率逐年转向正常，死亡率下降明显

定居20年，这部分鄂温克人共出生婴儿166人（其中私生子女2人），年平均出生8.3人；共死亡20人，年均死亡1人。其中，前10年婴儿死亡13人，年均死亡1.3人，年均死亡率156.6‰；后10年婴儿死亡7人，年均死亡0.7人，年均死亡率84.3‰。后10年的婴儿死亡率较我国同期部分县级婴儿死亡率仍约高8倍。造成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各种疾病，占首位的是麻疹病，其次是脑膜炎、消化系统疾病，再次是营养不足造成的先天不足（畸形）和佝偻病，另外还有2个婴儿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女猎民出猎无法及时喂养饿冻而死。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营养的增强，婴儿死亡率已开始明显下降，1984年仅有一名婴儿夭折，1985年没有发生婴儿死亡情况。

5.猎民家庭人口状况

这部分鄂温克人的家庭平均人口接近甚至略高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同期家庭平均人口。1957年，他们在奇乾初步定居时共32户136人，户均人口4.25人；1965年在敖鲁古雅乡全部定居时35户37人，户均人口3.91人。1965年全部定居之后，死亡率略有下降，人口开始缓慢回升，1975年户均人口上升为5.63人。进入70年代后，在奇乾定居前后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婚龄，户数开始增加，而子女数相对减少，因此户均人口开始减少，到1985年9月止，户均人口为4.62人。

在家庭人口中，除妻子儿女之外，一般还包括父母、失去配偶的老人、未婚的兄姐弟妹及旁系亲属等，属典型的多辈组合大家庭。1945年前，他们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基本社会组织为“乌力楞”，这是由同一祖先几代后裔的几个家庭所组成的父系家庭公社。受这一原始家庭公社形式的影响，独身的鄂温克人一般不单独居处，而是同本“乌力楞”的全体人员生活在一起，至1985年情况仍是这样，仅有几位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寡老人由本乡敬老院收养。因此，鄂温克猎民的家庭人口较多而复杂。目前最多的家庭人口为12人，包括四代人口及旁系亲属。但总的看来，家庭人口亦同样出现了逐渐缩小的趋势，1979年家庭人口平均为4.94人，1983年为4.69人，1985年9月为4.62人。这是因为“乌力楞”形式已完全解体，子女结婚后将独立生活，所生子女也逐渐减少，多辈组合家庭逐步瓦解。

6.通婚情况

在1945年前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同其他民族的频繁接触、交往，通婚面不断扩大，终于冲破了千百年来严格的氏族外婚制度和本民族内婚制度。据1985年的调查，从1957年开始，到1985年末，已有48人同其他民族人口结婚，其中男性23人，女性25人，约占本民族家庭户数的1／2。这48人中，同汉族人结婚36人（某中俄汉混血2人），同达斡尔族人结婚4人，同鄂伦春族人结婚3人，同蒙古族人结婚2人，同农区和牧区的鄂温克族人结婚3人。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2.7个，成活2.4个，存活率为88.8%，最多的生育6个，终生不育的妇女2人。

值得注意的是，定居之后，本民族各氏族内部通婚情况开始出现。目前仅存的四个氏族间均有内部通婚现象。其中共有8对近亲结婚，现仍有3对近亲结婚者在世。在这些近亲结婚夫妇的后代中，已经出现了痴呆、畸形、先天不足、佝偻等近亲结婚的遗传因素症状，但也有的第一代子女中尚未出现明显的遗传因素症状。

目前，应婚未婚的人数过多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据1985年初的调查，除几名至今终生未婚的老年人外，仍有6位30岁以上的青壮年没有解决婚姻问题，其中主要是男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社会因素外，恐怕与传统习惯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发展。

四、定居之后后20年（1986～2005）人口状况

1985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实，党和政府对这部分鄂温克人关注度日益增强，使使鹿鄂温克人的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人口数量有所增加，人口素质明显提高。2003年8月23日，党和政府拨出巨额专款，实行生态移民，将这部分鄂温克人从敖鲁古雅河畔全部搬迁到根河市区，使他们永远结束了居无定所、漂泊游移的狩猎生涯，彻底走出了大山，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已经由敖鲁古雅地区生态移民搬迁到根河市郊的这部分使鹿鄂温克人，2005年末，人口已达到约234人（因部分鄂温克猎民的后代或婚嫁，或上学，或参军，或工作，长期在外地居住，人口状况不十分明了，故人口数量已无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据2003年8月生态移民时统计，这部分鄂温克人在敖鲁古雅乡的常住人口为115人，共51户。定居之后的后20年，即1986～2005年末，较实行定居前20年相比，人口呈稳步发展态势。20年间，纯增人口65人，年均纯增长3.2人，较定居之后前20年，人口增长了40%，出现了人口稳步发展、民族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可喜局面。2012年调查时采用根河市文化局提供的数据219人。

1.生活水平大为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各项民族政策的不断落实，昔日贫穷落后的使鹿鄂温克人，逐渐摆脱了单一脆弱的狩猎经济，开始实行“以饲养驯鹿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民族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85年开始，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驯鹿承包经营，猎民拉吉米等3人，当年便成为“万元户”。1971年至1987年，敖鲁古雅乡鄂温克猎民共向北京、上海、长春、吉林、呼和浩特、哈尔滨等地出售驯鹿369头，驯鹿饲养头数由1965年定居前后时的600～700头左右发展到2005年的1 043头，增长50%～60%左右。昔日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鄂温克猎民，自1985年后，逐渐放下了手中的猎枪，实行多种经营，除饲养驯鹿外，还办起鹿产品加工厂和木材综合加工厂、滋补酒厂等集体企业，已经成长起来的鄂温克猎民后代，利用发展旅游业的契机，8户鄂温克猎民后代办起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猎产品、民族工艺品商店或销售部，部分人开始从事特种养殖业，至2004年末，共饲养梅花鹿341只，北极狐633只，貂1只，奶牛325头，绒山羊200只，走出深山密林的鄂温克猎民已经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2005年，鄂温克猎民的人均收入已达到2 956.00元，较1950年增长近40倍，较定居时的1965年增长16倍，较2002年增长近5倍。为改善鄂温克猎民的生活条件，国家每年都拨出专款改善住房条件。2003年8月，国家拨出巨款，在交通便利、环境幽雅的根河市郊三车间地区建造了31栋62户整齐划一、全砖全瓦、统一规格的猎民新居。昔日住“撮罗子”、披风沐雪的鄂温克猎民第一次住进了安装有暖气、有线电视光缆、电话线路、自来水管道，且统一供暖供水的新居。如今，住进统一新居的鄂温克猎民，家家都有彩电、固定电话，沙发、立柜、席梦思床已成为必备品，许多年轻人都备有移动电话和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部分年轻人开始使用电脑。

2.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随着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鄂温克猎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民族学校的教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建有多功能教学楼，除常规教学外，还备有多媒体教室和远程教育网，教学手段日趋多样化和现代化，鄂温克猎民子弟从小便可以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普及率都达到100%。在普及文化教育的同时，文化设施不断完善，文化生活日趋活跃。1985年9月14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参加了由北京民族文化宫、呼伦贝尔盟文化处、民族宗教事务处等单位举办的“鄂温克族民俗及文化艺术展览”，展出了桦树皮制品、工艺品、刺绣、图片、绘画、岩画等以及民族文艺演出，2005年6月20日，敖鲁古雅乡政府成功举办了“中国·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文化节”，举办了“驯鹿王”比赛、搭“撮罗子”比赛、民族文化民俗展览、篝火晚会、文艺演出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活动。2007年7月14日，敖鲁古雅乡政府又在根河市区露天广场举办了民族风格浓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使鹿部落’文艺晚会”。通过正规化教育和文化生活的熏陶，鄂温克猎民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一大批鄂温克猎民子弟快速成长起来。据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仅有200余人的这部分鄂温克人共有大学生12名，中专生25名，有4人分别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体育学院、呼伦贝尔学院等大专院校深造过。2006年又有4名鄂温克猎民子弟考入各类大学，继老猎民果斯科之子索云峰、安塔之子张万军、瓦劳佳之女热妮娅（古香莲）、苏拉克（何海青）之子何岸、中年猎民高协之女布丽娜、丽达（何迎春）之女柳妮娜、罗力克之子马杰相继成为本民族本科生后，2006年9月，中年猎民阿来克的长女妞什卡即龚宇，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成为这部分鄂温克人千百年来第一个研究生，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3.人口数量有所增长，阻碍人口快速发展的原因明显

被称为使鹿部的这支鄂温克人，定居之后的前20年为人口回升阶段，后20年进入人口缓慢发展阶段。截至2005年末，民族人口已达到234人（不含在外地居住人口，含住在本乡的外地鄂温克人口），较1965年定居时的137人纯增97人，人口增长70.8%，较定居之后前20年纯增69人，人口增长41.87%。本地常住人口为51户，共115人，其余人口因上学、工作、参军、出嫁等原因在外地居住。

但总体看，这部分鄂温克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仍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发展速度，高出生、高死亡仍然是阻碍人口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定居之后的后20年，人口增长呈缓慢发展态势。定居之后的后20年，即1986～2005年，共出生人口83人，死亡人口78人，纯增5人，年均出生4.2人，年均死亡3.9人，年均出生率23.9‰，年均死亡率22.5‰，年均自然增长率仅1.4‰，年均出生率较全国同期水平略高，而年均死亡率较全国同期死亡率7.96‰高约2.8倍，死亡率明显偏高。高死亡率的原因，一是各种疾病造成高死亡，二是非正常死亡率仍高得惊人。婴儿年均出生4.2人，年均死亡0.1人，婴儿死亡率23.87‰。虽较全国同期县级婴儿死亡率略高，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医疗条件的明显改善和营养的增加，婴儿死亡已不能构成这部分鄂温克人人口缓慢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各种疾病死亡率过高仍是阻碍民族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定居之后后20年，即1986～2005年，因各种疾病共死亡43人，年均死亡2.2人，占死亡人口总数的55.1%。占首位的是心脑血管疾病，共死亡23人，占因各种疾病死亡人口总数的53.5%，其次是胃癌、肝癌、胰腺癌等各种癌症，共死亡11人，占死亡人口的25.6%，其他依次是肺结核、脑出血等疾病。显而易见，历史上曾严重威胁鄂温克猎民生命的麻疹和伤寒病，已完全绝迹，无一人染病死亡。曾猖獗一时的肺结核病，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十分有效的措施，发病率较前20年已大幅度下降，且死亡率极低，死亡率在2%以下。各种死亡人口最高年份的1989年，共死亡14人，其中因各种疾病死亡6人，占当年死亡人口的42.97%。历史上曾威胁鄂温克猎民生命的伤寒病、麻疹病以及肺结核等呼吸系统疾病，虽已经灭绝或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但近年十分突出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各种癌症，同样在鄂温克猎民中流行并严重危及他们的生命。

非正常死亡率尤其是因过量饮酒而造成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定居之后的后20年间，共发生非正常死亡35人，其中因过量饮酒而造成的直接死亡和过量饮酒而造成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等共27人，占非正常死亡人口的77.1%。死亡人口最高年份的1989年，直接或间接死于过量饮酒的共7人，占当年死亡人口的50%，一个仅有200余人的较少民族，一年内竟因过量饮酒而死亡7人，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而不能忽视的严峻事实，这无疑也是阻碍民族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

4.多辈分组合式大家庭逐渐解体，双辈小家庭占主体地位

定居之后前20年，受历史上“乌力楞”的影响，多辈分组合式大家庭形式依然存在，但已呈现明显缩小趋势。定居之后的后20年，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老一辈猎民的日渐减少和受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影响，“乌力楞”式多辈组合大家庭已完全解体，由直系亲属组成的双辈小家庭已占主导地位。据1993年、2003年、2005的调查，家庭人口分别为3.2人、2.3人和3.1人。家庭人口的组成，主体为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或是失去配偶的老人同儿女住在一起，无一户多辈组合式大家庭。家庭人口日趋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年轻一代只生一两个孩子，家庭后代子女明显减少；二是因死亡率过高，失去双亲或单亲的子女单立门户，甚至有孤独老人或一个子女独立门户的现象，像这样的由单人组成的家庭，共有5户，占总户数的9.87%。

5.同其他民族通婚现象十分普遍，通婚面日益扩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使鹿鄂温克人的对外族通婚已经十分普遍，通婚面日益扩大。受地域和接触面的限制，更受传统观念的限制，历史上老一辈鄂温克猎民同外族结婚现象十分稀少，且仅限于俄罗斯人和汉人，1957年初步实现定居后，与外族通婚面开始悄然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老一辈鄂温克人的后代子孙与其他民族结婚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与本民族结婚的数量。另据2006年8月的调查，1965年在敖鲁古雅乡定居之后至2005年40年间，与外族人结婚共114人，其中男47人，女67人，其中同汉族人结婚92人，占80.7%，同俄罗斯族结婚4人，占4%，同蒙古族人结婚2人，占2%，同鄂伦春族人结婚6人，占5%，同农区和牧区鄂温克族人结婚5人，占5%，同达斡尔族人结婚4人，占4%，还有一名男性鄂温克人同傣族一位女性结婚。平均每对进入育龄期的夫妻生育1.8个子女，生育子女最多者生育6个子女。同其他民族通婚面不断扩大，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看，二三十年后，纯正血统的使鹿鄂温克人可能基本不存在。

6.非正常死亡，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酷事实

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实现定居的40年，人口缓慢回升，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其民族人口发展速度，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是十分缓慢的。民族人口长期徘徊不前，发展缓慢，除因各种疾病导致正常死亡外，因过量饮酒导致死亡和其他各种非正常死亡率过高，是影响民族人口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酷事实。

实现定居40年间，据不完全调查，因过量饮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因过量饮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等共47人，两者相加即因过量饮酒而直接、间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1972年一年内有3人直接死于过量饮酒，最高年份的1989年有7人因过量饮酒死亡，2004年、2005年仍各有2人死于过量饮酒，且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38.8岁。这里既有大、中专毕业生，也有不足20岁的年轻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分别占64%和36%。除过量饮酒而死亡外，近几年各种非正常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如因车祸死亡2人，生产事故死亡2人，掉陷阱死亡1人，被判死刑1人。各种非正常死亡现象如此严重，这种严酷事实，应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表3－15　使鹿鄂温克人人口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