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疫病在诊疗上的发展阶段（公元前－公元年

东汉末年，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方药俱备的临床学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问世。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疫情10次，全发生在安帝元初六年之后，尤其是建安年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伤寒杂病论》序有“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论述。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在中国医学史上有重要位置，其中亦包括对疫病的记述。《伤寒杂病论》一书中与疫病有关的论述有：“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皆为时行寒疫也……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等，说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这些论述可能和疫病有关，这也是和史书中所记载的当时社会环境、气候特点相符合的。但是疫病属温热的较多，寒性的较少，且仲景之方对后世的疫病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才有后世温病学派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据当代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教授考证，《伤寒杂病论》所述疫病确为寒性疫病。

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不仅丰富了中医疫病学的辨证内容，使寒疫有了辨治的基础，而且对中医疫病的治疗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献记载在其后的几次大规模的寒疫中，有“宜用辛温”和“仲景方多效”的记载。其中所创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等方剂对温病学也大有启发，对瘟疫也同样有效。

此外，魏晋之际的医家王叔和在搜集整理《伤寒杂病论》的《序例》时，对《内经》论“温”作了进一步阐述。他举出伏寒、异气、时行、风寒重感及病中更感疫气而变温的论例，从而提出了“伏邪”为疫病病因之一，孕育出“新感”和“新感引动伏邪”的学说。同时，他还按发病季节、重感性质和脉搏状态分辨出冬温、温疟、风温、温毒、瘟疫等数病，为后世疫病学的发展作了铺垫。

晋代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其中有“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而源本小异”的论述，指出三者同为外感病而病因略有不同。在病因上，他认为伤寒是冬为“伤寒毒气”所攻，温病是“厉气夹毒相注”。在具体疾病上，他认为发斑是“温毒”，属大疫，治宜“黑膏”，使“毒从皮中出”；挟热下痢是“天行毒病”，治宜黄连、黄柏；以及令溺白纸上，纸即如柏染之验黄疸法。本书在治疗上记载了用流金散、辟天行毒厉方等口服、燃熏消毒之预防传染的方药。此外，本书在记述永嘉四年疫病流行时，第一次记载了由于“击虏”而传入“虏疮”（即痘疮）的历史。

到了隋唐时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一书中，虽然在温病的病因上与王叔和、葛洪等人的认识一脉相承，但其对病因、证候的论述更为具体细致，该书把温病（34候），热病（28候），时气（43候），疫厉、疟病、黄疸、痢疾、丹毒等（共98候），一一与伤寒分列，各为一门。

隋唐时代的著名医家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中，虽把温病和伤寒并列一门与阴阳毒同论，但他搜集辟温的20多方，足可以证明他是注重实际和倡导预防的。在治温方药上也同样有所补充，如“葳蕤汤”“暴气斑点方”“犀角地黄汤”等，就对后世温病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医学家王焘著有《外台秘要》40卷，1104门。该书和孙氏的《千金要方》一样，都是继《伤寒杂病论》之后的重要临床典籍。就温病、疫病而论，《外台秘要》中列有5门，120论、684方。即天行1门、论21、方137；温病、黄疸合为1门，论21，方117（包括辟温方22个）；霍乱、三焦病合为1门，论21，方132；疟病1门，论15，方113个；痢疾1门，论32，方185个，都是先论后方。在治法上又有不少补充，他搜集、保存了许多治温古方和民间方，如大青消毒汤、知母解肌汤、知母汤、香豉汤、大黄汤、地黄汤等，多为清热解毒方剂。此外，对于疾病预后也有论述，他在治温毒发斑方下谓：“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

从上述情况看，如把《内经》成书时代作为中医对疫病认识的起源阶段，那么，自《伤寒杂病论》成书到《外台秘要》成书时止，应该说是从诊治认识到实践并有所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方药俱备的专著，这些专著不但最先对外感病，尤其是对狭义的伤寒病类，建立了辨证论治体系，而且在温病论述方面，以《内经》《难经》理论为指导，把伤寒、温病分别论治，并提示出脉症辨别及天行、温病等诸证源候，记载了不少清热解毒的治温方剂。与此同时，在发病上，也提出“毒厉之气”“异气”“伏温”“病中重感异气”等论点、论据，以及预防的思想、方法等。由汉末到唐，各医家对疫病的认识及疗法，都有所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