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疫病学理法的成熟和独立分科阶段（公元－年

明代的医家对温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伤寒论》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划分寒、温及伏邪发病的机制作了进一步分析，对“疫病”及其病因的研究尤为突出。

王履曾从师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其在《医经溯洄集》中主张疫病当以寒、温划分，各立其名，认为不能把温病混称为伤寒以戕人之生，并引申郭雍之说，即温病是“怫热由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故在治法上主张用辛凉解表的同时亦注重清泄里热。可见他继承河间之学，在温病理论的发挥上又进了一步。只是他所谓的伤寒大法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认为伤寒无伏邪，伤寒治法对温暑全不适用，过于绝对化，难免有狭隘之嫌。

明代袁班之《证治心传》在“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中认为：“春病温燥，邪犯上焦，病有顺传、逆传之证。热极旁流，顺传胃府；误投辛温，久延入营，耗液伤阴，神昏痉厥，或咳甚失血，或胃实失下。”因此，他主张初起以黄芩汤清里热，兼取轻清之味清肃肺卫；热极胃实，法宜急下存阴。此外，他还明确指出“近世市医不知者多，徒守仲景六经成法，辄投辛温表散”，以至变生逆证，“莫救者多矣”，袁氏的这些论点对叶天士的温病学说有很大启示。

另外，张璐在《伤寒缵论》中所谓“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自血分发出气分”，这是从王安道之说，进而阐发“伏邪”发病机制和证候的。

上述医家提出的新理论，使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渐趋成熟，也促进了寒、温的分科立论，为温病学派的创立解除了束缚。

成书于明代的《温疫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温疫论》的出现标志着寒、温分立，使温病摆脱伤寒学派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它又是一部疫病专书，所以其成书也标志着中医疫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