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之源在于疠气

某些疾病的传染性虽早有发现，但传染是怎样引起的则有一个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

《素问·刺法论》曾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从预防角度提出毒气为疫病传染之由。《肘后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曰：“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所述温疫即温病，疠气系其主要病因，这是疠气见之于医籍的最早记载。《诸病源候论》在述及伤寒、时气和温病时，认为“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从而“皆相染易”。但伤寒还有“人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不染着他人”（《温疫论·伤寒令不相染候》），表明岁时不和与温凉失节是发病条件，感受乖戾之气才是致病和传染的根源。吴氏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其《温疫论》开卷即谓：“病疫之由，昔以非其时有其气，春应暖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温疫论·原病》）。那么疫病的原因是什么？“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温疫论·原病》），“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温疫论·伤寒例正误》），这种观点吴氏在《温疫论》自序及其他篇节中曾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甚至认为：“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仁致，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温疫论·诸家温疫正误》），从而彻底否定六淫致疫的看法。考析吴氏所述，疠气之所以有别于六淫而能引起传染，关键在于其物质性特征。他认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温疫论·论气所伤不同》），但疠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闻，人恶得而知？”（《温疫论·杂气论》），说明疠气是人的感官难以洞察的极其微细的物质。正是由于疠气的物质属性，才决定其为传染的根源。因为六淫虽可为患，但却是人们各自的直接感受，而非彼此之间的相互移易，也就是说不是传染所致。正如吴氏指出的那样：“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乃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春应暖而反多寒，其时必多雨；秋应凉而热不去者，此际必多晴。夫阴晴旱潦之不测，寒暑安可为拘？此天地四时之常事，未必为疫”（《温疫论·伤寒例正误》），而疠气作为物质性致病因素，可以经由空气或与患者接触等途径，通过口鼻诸窍侵入机体，从而引起传染。进而从吴氏所述疠气致病特点分析，鉴于其主要方面已为现代传染病学证实，所指即致病微生物。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吴氏还不可能提供确凿的客观依据，但这种由临床实践所得出的精辟推论，仍不失为科学的预见。还要提及的是，《温疫论》尚有杂气、异气、疫气、戾气等称谓，使用范围或有不同，实质并无区别，为方便起见，统以疠气概之。

应该指出的是，历代医家大多均认为只有发生明显流行时才是由传染引起，否则即非。吴氏亦不例外。如其谓：“其年疫气盛行，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若“其年疫气衰少，里闾间所患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温疫论·论气盛衰》）。毫无疑问，瘟病的流行必须以传染为前提，没有传染决不会发生流行；但绝不是说凡传染都必流行，个别发病亦系传染所致。以患者人数的多少判定有无传染，显然与临床实际相忤，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