缜密观察，静心穷理，格所感之气

认识来源于实践，科研始自于观察。特别是古代科学家，认识自然规律，总是从观察着手的。吴有性生于急性烈性传染病频发的明代末年，在《温疫论》成书的公元1642年前后，他的家乡江苏吴县连年疫病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吴县县志》）。当时，全国也正大规模流行传染病，“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河北与江苏）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温疫论·原序》）。而当时的医家却多以治伤寒病的方法治疗瘟疫，导致枉死者不计其数。

瘟疫的广泛传播和大量失治误治的病例，给吴有性提供了系统观察和深入思考的机会，身为儒医的吴有性，以宋明理学家倡导的“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对他所感受到的“疫气”进行了全面考察，在对各种急性传染病流行的特点、病原体进入人体的途径、潜伏的部位以及发病的特点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前人从未有过的认识。

吴氏观察到不同的病原体具有不同的特异性，从而导致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染病；而感染同一种传染病的患者，则具有相同的疾病表现。“是气也，其来无时，其着无方；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众人有触之者，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咽哑，俗名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痹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亥，俗名疙瘩瘟是也。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他进一步观察到某些病原体对脏腑组织的侵犯具有选择性，“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除了对温疫的大流行有深刻的观察之外，他还细心地注意到一些散发性的传染病，他称之为“微疫”，“疫气不行之年，微疫亦有，众人皆以感冒为名，实不知其为疫也”；“至于发颐、咽痛目赤、斑疹之类，其时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甚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治法无异。此即当年之杂气，但目今所钟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众人无有，断非杂气也”。他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发病人数少，未成流行之势，就误认为不是传染病而有所忽视。同时，他还把观察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发现传染病具有种属感受性和种属免疫性，“至于无形之气偏重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牲畜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此外，他还观察到许多外科感染性疾病，也是杂气所为，不应该责之于火，“至又误认为火者，如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疮之类……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他大胆地突破六淫致病的传统观念，将30余种病归结为杂气所感，如：霍乱、痢疾、疟疾、麻风、痘疮发颐（急性腮腺炎）、目赤（急性结膜炎）等。以现代医学知识来看，除少数几种病不够准确之外，大多数病的确是各种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符合吴氏所谓杂气致病的观点。他还观察到温疫的传播途径是通过上呼吸道、消化道或接触传染所致，“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由于受当时的科学条件所限制，他无法用肉眼观察到致病的微生物是什么，但猜测到杂气必然是一些细微的物质，“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

总之，在19世纪末细菌学和近代传染病学建立之前的200多年，《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能取得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是十分不易的。在世界医学史上，只有16世纪中叶巴丢阿大学教授伏拉卡斯特罗（Fracastro，G．1478－1553年）曾在《传染物》一书中提到过流行病是某种“微粒子”自感染者身上移行到被感染者身上所致，与吴又可的疫气之说有殊途同归之妙，然而《传染物》论述比《温疫论》简单得多，伏氏的观点也未被当时的医学界所接受。吴又可能够取得前人从未有过的成就，是与作者开阔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准确的判断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