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圣惠方》［22］
宋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淳化三年（992年）编成。该书主要在卷四十二载胸痹方，其下又分为6门，卷四十三载心痛方，分为13门，所分类别与唐·王焘《外台秘要》近似。
另外，在其他卷中，也有部分内容与现代冠心病心绞痛相类似，如卷七“治肾脏积冷气攻心腹疼痛诸方”，卷二十八“治虚劳心腹痛诸方”，卷四十八“治寒疝心痛诸方”、“治心疝诸方”，卷五十“治膈气心胸中痛诸方”等，这些相关内容也充实了古代胸痹心痛的理论，如该书卷五十认为膈气心胸中痛的病机为“经络痞涩，不得宣通”，对通络治痛法有所启发。
通观全书，《太平圣惠方》在胸痹心痛的病因和治疗方面均有所建树。
1．对胸痹心痛病因有所扩展 《太平圣惠方》在每门之前，多冠以《病源》的有关病因论述。观其所论，多将本病的病因病机归之为脏腑虚弱、风邪冷热之气所客，正气不足，邪气偏盛。同时，在本病的病因认识方面也有丰富和发展。
（1）明确提出“气血虚弱”是引发胸痹心痛的内因：《太平圣惠方》认为“胸痹噎塞”的病因为“脏腑不和，气血虚弱”，从而风冷之邪乘之。“恶疰心痛”的病因“由人阴阳俱虚，气血不足”，所以不正之气侵入机体，“击于心包，故令心痛”。
（2）饮食不节是导致心痛发生的另一原因：“夫冷气心痛者”，“因外触风寒，内伤饮冷”，从而邪气与正气相搏，上攻于心则心痛。“内伤饮冷”，即饮食不节，也可引发心痛。
（3）精神情志因素对心痛的影响：《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中恶心痛的发生，是由于“脏腑气虚，精神衰弱”，被“毒邪鬼气所中”的结果。若“志清神守，则邪不干正”，反之，“精神散失”则为“邪毒之气，入于脏腑，攻击于心络”，引发心痛。在心痹门中，承《诸病源候论》所云：“思虑烦多则损心，心虚故邪乘之。”七情过激可以造成气血逆乱，心脉失调，痹而致痛。临床所见情绪激动时易诱发心绞痛，原因即在于此。
（4）“肾气不足”导致心痛彻背：在“心痛彻背”门中，明确指出“脏腑虚弱，肾气不足”，可使“积冷之气，上攻于心，心气既虚，为邪所乘”，则心与背俱痛。所以心肾两虚，肾虚积冷之气攻心，可致心痛彻背。治疗以温补肾阳为法，该门所载方剂中用了大量的川椒、附子、乌头，对今人治疗心痛彻背的重症心痛有借鉴作用。
2．治法善悟通变 《太平圣惠方》收集了治疗胸痹心痛的大量方剂，观其方义，多具温通、散寒、理气和化痰的特点。散寒理气的常用药物为：桂心、当归、干姜、吴茱萸、细辛、附子、良姜、槟榔、木香、枳实、橘皮、柴胡、丁香等。即使是治疗由“风邪冷热”所致的卒心痛，也仍然全部处以吴茱萸丸、高良姜散等辛温方剂，可见对寒邪致病的重视。《太平圣惠方》在胸痹心痛治疗方面表现出的特点主要有：
（1）化痰不忘补气、活血：《太平圣惠方》治疗胸痹，对化痰蠲饮法应用较多。常用药物为：瓜蒌、陈橘皮、半夏、枳实、杏仁、赤茯苓、槟榔、青橘皮等。该书运用化痰法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化痰兼补气。如“治心痛，痰饮多唾，不能食，人参散方”中，用赤茯苓、枇杷叶、陈皮、桔梗化痰的同时，以人参、白术补气；“治心痛，痰饮多唾，心腹胀满，不能下食人参圆方”中，人参、白术补气，旋覆花、半夏、厚朴、赤苓、前胡、陈皮、槟榔化痰蠲饮。补元气以健脾胃，脾胃健运则痰饮不生，实乃标本同治之法。后世也一直沿用这种方法，如《圣济总录》中“治胸膺痛，桔梗黄芪汤方”，以桔梗、紫苏化痰，黄芪、人参补气，相得益彰。
二是化痰兼活血。《太平圣惠方》治卒心痛，“气闷欲绝，面色青，四肢逆冷”的吴茱萸丸方中，以干漆、当归活血，槟榔、白术、桔梗化痰；治“心痛，满急刺痛，不可俯仰，气促，唾咳不利方”中，前胡、桔梗、槟榔化痰结，赤芍、当归养血活血。《肘后方》中韭根汁疗心痛可谓活血法的雏形，《备急千金要方》中“治寒气卒客于五脏六腑中，则发痛方［14］”，用大黄、赤芍、鬼箭羽，活血化瘀法治疗心痛初步形成。《太平圣惠方》中活血药物的使用较前广泛，并且开始尝试运用痰瘀同治的思想治疗胸痹心痛。
（2）广泛应用麝香治疗胸痹心痛：《外台秘要》曾载南朝宋齐间的深师疗胸痹，用麝香、牛黄、生犀角，《千金方》治疗心腹痛的犀角丸，亦用犀角、麝香、雄黄等组方，但这些只是个别的探索。《太平圣惠方》中，记载了大量运用麝香治疗心痛的方药。如“治胸痹壅塞，麝香丸方”，“治卒心痛，腹胀，去恶气”之麝香散方，治疗恶疰心痛的木香散、当归散、犀角散，“治中恶心痛不可忍”的犀角散方，方中均有麝香。
《圣济总录·九种心痛》曾引《延龄至宝论》曰：“鬼击之气，须以牛黄麝香［32］。”以上方剂都属于芳香温通类，均使用名贵中药麝香。麝香性味辛温，香气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遏。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麝香及其复方制剂如麝香保心丸、救心丹、珠麝消栓胶囊等，多具有显著的扩张冠状血管效果。麝香能使豚鼠、犬的冠脉流量增加，用治冠心病心绞痛有一定疗效，
（3）首载食疗法：《太平圣惠方》首次记载了心痛的食疗方法。卷九十六《食治心腹痛诸方》中收集了治疗心痛的药粥等食疗方剂，对治疗胸痹病颇多裨益。
药粥疗法，有独特的功能，是书录有治疗胸痹心痛的桃仁粥、荜茇粥、吴茱萸粥、紫苏粥等。桃仁，性味苦、甘，平，为破血祛瘀要药，现代研究证明，桃仁提取液，给家兔静脉注射，可使血管扩张，具有改善血流阻滞、血行障碍等作用，并且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抑制红细胞凝固，有抗凝作用。荜茇，性味辛热，有温阳散寒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本品有抗心肌缺血作用，有抗缺氧作用，能延长小鼠减压或常压条件下的生存时间；有抗心律失常作用；有降血脂作用，能显著降低喂高脂饮食诱发的内源性高胆固醇血症，并有一定的降低血压的作用。此外药粥中粳米本身也有治疗心痛的作用，《嘉祐本草》记载：“仓粳米……研服之，去卒心痛［33］。”
该书对宋·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有很大启发，在此基础上加减化裁，去掉一些味重之品，使食疗法治疗心痛成为中医的独特疗法之一。
（二）《圣济总录》［32］
该书成书于公元1117年，由宋代政府于政和年间组织编撰。是书广泛征集宋时民间及医家所献医方，结合“内府”所藏秘方，详述临床各科证治，有论有方，采用多种治法，内容极其丰富，书分200卷，共60门，录方近20 000首，堪称宋代医学全书。
该书关于胸痹心痛的论述在心痛门（卷五十五～五十六）和胸痹门（卷六十一），心痛门下又细分为17小节，胸痹门分为6小节。
1．首次将五脏心痛单列为节，与厥心痛并列 《备急千金要方》中将肝心痛、脾心痛、胃心痛、肾心痛、肺心痛归为厥心痛，《圣济总录》则又将之分离独立。所分的依据在于，《诸病源候论》阐明心痛的病因：一为“诸阳气虚，少阴之经气逆”；一为“诸脏虚受病，气乘于心者。”《圣济总录》将“阳虚阴厥”所致心痛称“厥心痛”，“诸脏虚受病，气乘于心”所致心痛称为诸脏心痛，将厥心痛与诸脏心痛概念分离，这是厥心痛分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2．对卒心痛、久心痛和真心痛加以鉴别 “脏腑虚弱，寒气卒然客之，其状如寒痛不得息”，为卒心痛；“风冷邪气，乘于心之别络”，“发作有时，故经久不差”，为久心痛；邪伤心之正经，则发为真心痛。
3．对病因病机的阐述 《圣济总录·心痛门·心痛统论》开篇即曰：“心痛诸候，皆由邪气客于手心主之脉。盖少阴心之经，五脏六腑君主之官也，精神所舍，诸阳所合，其脏坚固，邪气未易以伤，是以诸邪在心，多在包络者，心主之脉也。其候不一，有寒气卒客于脏腑，发卒痛者；有阳虚阴厥，痛引喉者；有心背相引，善伛偻者；有腹胀归于心而痛甚者；有急痛如针锥所刺者；有其色苍苍，终日不得太息者；有卧则以心间痛，动作愈甚者；有发作肿聚，往来上下，痛有休止者。或因于饮食，或从于外风，中脏即虚，邪气客之，痞而不散，宜通而塞，故为痛也。夫真气不痛，痛即实气相搏，手足厥冷，非治药之所及，不可不辨也。”
这一节论述，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心之络脉痹阻不通而发为胸痹心痛之理。接着细辨各种心痛的性质，根据主症的特点，顺序描述了卒心痛、厥心痛、肾心痛、脾心痛、胃心痛、肝心痛、肺心痛和虫心痛。最后明确指出了引起胸痹心痛的病因多为饮食不节、外风侵袭等。言简意赅，启人智慧。
上述“从于外风，中脏既虚，邪气客之”的论述对后世启发很大。风邪入侵是心痛发病的重要因素，正气不足是根本。心痛发作时“乍间乍盛，休作有时”的特点，如风性“善行而数变”，亦提示心痛与风有内在联系，脉络阻滞为心绞痛的主要病机。风药一物而兼多用，所具备的升、散、温、通、行、透、窜等多种特性，不仅能直接作用于心脉，通利心络以行气血，而且能同时消除各种致病因素，针对导致本病的各个环节，多层次、多途径发挥综合性治疗作用，一举多得。羌活、防风、威灵仙、细辛等风药，除具有祛风、通络、止痛作用外，尚有通脉、活血、开心窍等功效。现代有学者认为，风冷邪气乘于心，致心络阻滞和心络痉挛为主要病机，并认为冠心病心绞痛从发病特点而论属风病。在益气活血方中伍以祛风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可以取得良好疗效。
隋唐以后，重视内虚发病论，多数医家均强调胸痹心痛的病机关键在于先有内虚，然后受寒气为主的外邪所客而发病。《圣济总录》也是如此。该书曰：“卒心痛者，本于脏腑虚弱，寒气卒然客之。”“虚极之人，为寒邪所客，气上奔迫，痹而不通，故为胸痹。”
4．活血法的使用较前广泛，并指出有因热致瘀者 宋代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心痛较前广泛，《圣济总录》载有不少经验方，如“治久心痛，不可忍”的姜黄散、五灵脂散、鬼箭羽汤等，常用桃仁、赤芍、大黄、当归等活血药物。另外，还提出有因热致瘀者，《圣济总录·伤寒统论》“毒热内瘀，则变为瘀血”，热邪易于灼伤津血，血受热灼则易凝结瘀塞，另外，瘀血证病程迁延，“郁而化热”，也可形成瘀热交结之势。遗憾的是，《圣济总录》虽然提出因热致瘀的理论，但是并没有清热活血化瘀治疗心痛的方药记载。
5．活血兼以行气 《圣济总录》中，在比较广泛运用活血化瘀药物的同时，还常配伍行气之品，记载了以行气活血为法的一些方剂。如“治卒心痛不可忍，川芎汤方”（卷五十五），方由川芎、桂、当归、高良姜、厚朴组成。又如“治一切心腹痛不可忍，沉麝丸方”（卷五十七），方由沉香、麝香、没药、血竭等组成。前方中之川芎、当归、没药、血竭等均有活血化瘀作用，沉香、厚朴等均有理气止痛作用，两种药物同处一方，活血以行气，行气以活血，相得益彰。常用药川芎，味辛性温，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川芎提取物有扩张冠脉，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心肌氧耗量，抗血栓形成等作用，对家兔血小板聚集有强烈抑制作用。行气活血法是针对胸痹病气滞血瘀证而设立，是当代常用治法之一。
6．巧用昆布、桔梗疗胸痹 昆布是软坚消痰、利水消肿之品，桔梗则有宣肺化痰，利咽排脓的功效。《圣济总录》巧妙地将二者用于胸痹心痛。如“治心胸气闷，喉中噎塞，昆布丸”；“治心胸噎塞壅闷，食不下，昆布汤方”（卷六十一），方由昆布、桔梗、半夏、枇杷叶、枳壳、茯苓等组成。桔梗的应用则更加广泛，如“治胸膺痛”的桔梗黄芪汤，“治胸痹，心下气坚满，痞急刺痛”的桔梗汤（卷六十一）等。桔梗、昆布等均有化痰作用，昆布，性味咸寒，有消痰散结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昆布有降血压作用，有效成分为褐藻氨酸，有抗凝作用，可以降血脂，昆布所含有效成分对高脂血症及动脉粥样硬化有防治作用。桔梗，苦辛性平，既升且降，善于开提肺气，宣胸快膈，祛痰止咳，现代尚没有研究资料表明其有无心血管药理作用，但这二味药物对我们现代防治冠心病当有所启发，值得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8］
书成于1174年，作者陈言。该书在分论各证之前，首叙医学总论，其中病因一项，为本书理论重点。陈氏指出：“凡治病，必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陈氏将病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若十二经络外感六淫，则其气闭塞，郁于中焦，气与邪争，发为疼痛，属外所因。若五脏内动，汨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搏，发为疼痛，属内所因。饮食劳役，触忤非类，使脏气不平，痞隔于中……属不内外因。治之当详分三因，通中解散，破积溃坚，随其所因，无使混滥”。
陈氏明确提出心痛的病因为外感六淫、七情、饮食不节、劳役所伤，总结比较全面。认为心痛以实证为多，其病机演变结果多为气血搏结、阻隔不通，所以治当通散之。
陈氏在“外所因心痛证治”中，叙述了诸脏经心痛证候，背输诸经心痛证候，诸腑心痛证候，认为诸经、诸输、诸腑心痛，都是“涉邪所致”，属外所因。在“内所因心痛证治”中叙述了《黄帝内经》所论五脏心痛和真心痛的证候，认为这两种心痛“皆脏气不平，喜怒忧郁所致，属内所因”。由于忧思恼怒，心肝之气郁滞，血脉运行不畅而致心痛。这里明确认为心痛的内因为“脏气不平，喜怒忧郁所致”，使本病的病因，在认识方面又有所发展。其他如饮、食、悸、注、去来痛，以及卒中客忤、鬼击、尸疰使人心痛，皆属不内外因所致。
本书明确提出三因说，虽然饮食饥饱、疲极劳役，归于不内外因不甚妥当，且明·皇甫中《明医指掌》云“陈无择云有五脏及诸经、诸腑心痛，虽言之详，而无治例，反使后学有惑于心，亦不过寒、热、表、里、虚、实之候也［34］”，认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有繁缛之嫌，但该书毕竟第一次将各种心痛的病因归纳整理，并明确提出“喜怒忧郁”、“饮食劳役”可使脏气痞结，发为心痛，陈氏的三因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病因学的理论。
（四）《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35］
金·刘完素撰于1186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心痛论》曰：“诸心痛，皆少阴厥气上冲也。有热厥心痛者……表汗通身而出者，愈也。灸毕服金铃子散，痛止服枳术丸，去其余邪也。有大实心中痛者，煮黄丸，利后藳本汤。寒厥心痛，手足厥而通身冷汗出，便利溺清，或大便利而不渴，气微力弱，急以术附汤温之。寒厥暴痛，非久病也，朝发暮死，当急救之。是知久痛无寒，而暴痛非热也。”所述寒厥暴痛，手足冷，汗出，与真心痛的表现近似，以术附汤治之，对后世王肯堂等救治真心痛有所启发。
金铃子散方为川楝子去核一两，延胡索一两为末，每服三钱。方中药物一泄气分之热，一行血分之滞。川楝子，又名金铃子，《珍珠囊》言：“主上下腹痛，心暴痛，入心经［36］。”《雷公炮制药性解》云：“入心、小肠二经，除湿热，清肝火，止痛［37］。”金铃子功专导去小肠膀胱之热，引心包相火下行，延胡索和一身上下诸痛。方虽小，制配合宜，有应手而愈之功，值得重视。
刘完素根据临床表现将心痛分为“寒厥心痛”、“热厥心痛”、“大实心中痛”三类，并分别运用“汗”、“散”、“利”、“温”等法及方药治疗，提出“久痛无寒而暴痛非热”之说，对本病的辨证论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从此以后，历代医家开始重视对心痛的辨证论治，以比较灵活客观的态度研究心痛的论治，胸痹心痛的辨证论治体系逐渐丰满起来。
（五）《医学启源》［38］
本书初刊于1186年，作者为李杲之师张元素。张氏在深入研究《黄帝内经》、《伤寒论》、《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小儿药证直诀》等医学典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创立了药物归经理论和引经报使说。他在本书中总结了十二经的常用引经药，手少阴心经为黄连、细辛，手厥阴心包经为柴胡、牡丹皮。
张氏还根据《素问·脏气法时论》中“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的论述，临证用芒硝软心，泽泻补心，黄芪、甘草、人参泻心，张氏认为：“心，虚则炒盐补之。虚则补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心，火也。以生姜补肝。如无他证，钱氏安神丸是也。实则甘草泻之。如无他证，以钱氏方中重则泻心汤，轻则导赤散。”（《医学启源·上卷·五脏补泻法》）提出以炒盐补心、甘草泻心。心为火脏，心病则刚燥矣，故食咸以软之。咸味下泄上涌，而从水化，能泄心气以下交，涌水气以上济，水火既济，则心气自益。火欲炎散，以甘之发散而泻之。这些用药理论有别于当今的中药药性理论，对于胸痹心痛临床用药颇有借鉴参考价值，值得研究。
（六）《儒门事亲》［25］
金·张从正著于1228年。张氏十分重视情志心理因素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他在《儒门事亲·九气感疾相为治衍》中云：“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奇之。”这是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情志相胜疗法淋漓尽致的发挥，《儒门事亲·卷七》载一张子和治疗心痛的病案：“息城司侯，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之。罢，便觉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覆杯，大痛不住，药皆无功。议用燔针炷艾，病人恶之，乃求于戴人。戴人至，适巫者在其旁，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戴人曰：《黄帝内经》言，忧则气结，喜则百脉舒和。又云，喜胜悲。《黄帝内经》自有此法治之，不知何用针灸哉？适足增其痛耳。”该案便是子和上述理论的具体运用，这对我们在临床上采用心理疗法治疗心绞痛有一定指导意义。冠心病人或素体多思多虑，或病后心情抑郁，运用情志相胜之法或心理疏导、移情易性等方法，使病人心境安宁恬淡，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七）李杲（李东垣）著作
李东垣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医学发明》、《兰室秘藏》等，他师出张元素，在《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等理论。在胸痹心痛论治方面李氏的贡献可归纳为以下2个方面：
1．摆脱《局方》束缚，心痛可从热治 李东垣《医学发明》指出：“心热者……是热在血脉也。日中大甚，乃心之热也，其证烦心，心痛，掌中热而哕［39］。”阐明热在血脉引发心痛的理论，并提出运用黄连泻心汤、导赤散、朱砂安神丸、清凉饮子等清心泻热的方剂，摆脱了《局方》以来不辨寒热、滥用辛温的流弊。
2．从脾胃入手疗心痛 李东垣指出：“夫心胃痛及腹中诸痛，皆因劳役过甚，饮食失节，中气不足，寒邪乘虚而入客之，故卒然而作大痛［40］。”（《东垣试效方·心胃及腹中诸痛门》）心痛的发病是由于饮食劳役失节，中气不足，寒邪乘虚而入所致，所以治疗可以从补益中气着手。
《脾胃论·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云：“脉者神之舍，若心生凝滞，七神离形，而脉中惟有火矣。善治斯疾者，惟在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或生欢欣，或逢喜事……或食滋味，或眼前见欲爱事，则慧然如无病矣。盖胃中元气得舒伸故也［41］。”言理甚详，“调和脾胃，使心无凝滞”，心神喜悦，胃中元气舒伸，则病愈矣。
李氏认为：“劳役致脾胃虚弱，而心火乘之，不能滋荣心肺，上焦元气衰败，因遇冬天，肾与膀胱寒水大旺，子能令母实，助肺金大旺，相辅而来克心乘脾，故胃脘当心而痛［40］。”治以草豆蔻丸。
虽然李氏云草豆蔻丸主治胃脘痛，但实际上他对于心痛和胃脘痛未作区分，统称心胃痛，其言治胃脘痛亦可治疗心痛，这从他把真心痛、厥心痛、胃脘痛、腹脐痛全归入腹痛即可察之。李氏自解草豆蔻丸的方义亦云“脾胃虚弱，心火乘之”，金水两脏“克心乘脾”而发疼痛，病变部位在心脾两脏。后世《丹溪治法心要》云：“草豆蔻丸多治气馁弱人心痛，妙［42］。”该方后世广为流传，疗效卓著，值得研究。
李杲在学术上重视脾胃作用，认为内伤疾病的形成是脾胃受损，耗伤元气的结果，治疗上提出“其治肝、心、肾、脾有余不足……惟以脾胃之药为切”。这一论述对后世医家运用补脾益气药物治疗胸痹心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八）《仁斋直指方》［43］
《仁斋直指方》为南宋杨士瀛所著，书成于1264年。《仁斋直指方·心气》的“心疼方论”，虽寥寥数百字，却非因袭前人成论，而纯为作者主张，颇具新意，对后世启迪无穷。
1．首次总结气、血、痰、水是导致心痛的致病因素 《仁斋直指方·心气·心疼方论》云：“夫心为五官之主，百骸之所以听命者也。心之正经，果为风冷邪气所干，果为气、血、痰、水所犯，则其痛掣背，胁胀胸烦，咽干，两目赤黄，手足俱青至节，朝发而暮殂矣。”
杨氏认为，真心痛的病因不仅仅是寒邪，也可由风冷邪气、气、血、痰、水所犯，只是由于病位为心之正经，才发为真心痛。扩展了真心痛的病因理论。
杨氏首次明确提出气血痰水这4种导致心痛的病理因素。《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虽然提出外感六淫、内汩七情、饮食劳役是心痛的病因，但仅是从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角度对于病因作了界定，较为空泛，杨氏则抓住具体的病理环节立论，有利于指导临床。
2．重新对心痛作分类 “然心之包络，与胃口相应，往往脾痛连心。或阳虚阴厥，亦令心下急痛。或他脏之邪，亦有客乘于心者，是则心之别脉受焉”。《诸病源候论》认为发生心痛有两种情况：一为“阳虚阴厥”，一为“诸脏虚受病，气乘于心”。《仁斋直指方》在此基础上，认为病在心之别脉的心痛有3种情况，补充了脾胃牵连于心致痛一种，这是来源于临床实践的总结。
3．总结心痛的治疗原则 《仁斋直指方·心气·心疼方论》不仅指出心痛的病因，对其治疗原则及有效方药也有精辟的总结：“真心果痛，不知能愈否乎？然则治剂之法将何如？曰：热者凉之，寒者温之，感受风邪者散之，顺气调血，逐水豁痰，此其要略耳。《苏沈内翰》有方目曰沉麝丸，凡心脾疼痛，随试辄效。他如延胡索、五灵脂、官桂、当归、乳香、没药、沉香、木香等辈，皆的对药也。随机应变，学者也当察其微”。杨氏认为治疗心痛首先须分寒热，热者凉之，寒者温之；同时根据感受邪气或病理产物的不同，分而治之：风邪则发之，气血痰水所致则分别顺气、调血、逐水、豁痰以治；急则止痛治其标；最后列举了临床常用对症药物。心痛的治疗大法尽寓其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九）朱震亨著作
朱震亨本人的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经后人整理而成的有《金匮钩玄》、《丹溪心法》、《丹溪治法心要》。他在刘完素、李东垣学术思想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对于心痛诊治的理论可谓功过参半，其贡献和不足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心痛当分新久寒热 《金匮钩玄·心痛》云：“心膈之痛，分新久。初得，当温散或温利。病久郁而成火，多以山栀为向导，热痛非炒山栀不可，痛甚加干姜反佐［29］。”刘完素曾提出“久痛无寒而暴痛非热”之说，朱丹溪根据“风寒郁而化热”的病理变化，改进为“暴痛多寒，久痛多热”，纠刘氏之偏，使之更趋客观。丹溪善以山栀泻火，姜、芎开郁。叶桂的辛开苦降法，即源于此。
2．脉诊方面的贡献 《丹溪心法·心脾痛》云：“左手脉数，热多，脉涩，有死血。右手脉实，痰积，脉弦大必是久病……痛甚者，脉必伏［20］。”实为经验之谈。“脉弦大必是久病”，与久患动脉硬化的病人脉象相似，动脉硬化患者在朱丹溪生活的年代可能确实存在。
3．治疗心痛的特殊用药 丹溪治疗心痛的方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1）在活血方中以麻黄、桔梗开提气血：《金匮钩玄·心痛》云：“喜食热物，以致血流于胃口作痛，用桃仁承气汤下之……轻者用韭汁、桔梗，能开提气，血药中兼用之［29］。”虽然朱氏的认识局限于食热物而血留成瘀，但毕竟对血瘀心痛能有所认识，并提出针对性的方药。丹溪治疗心痛，善于运用麻黄，《金匮钩玄·心痛》云：“心痛轻，麻黄、桂枝散之［29］。”麻黄治疗心痛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2）用石碱治疗心痛：《金匮钩玄·心痛》云：“心痛重者，石碱、川芎、苍术、栀子［29］。”又如《丹溪治法心要·心痛》云：“一人心痛、疝痛，炒山栀、香附、苍术、神曲、麦芽、半夏、乌梅、石碱、桂枝、姜汁炊饼为丸，每服百丸，姜汤下［42］。”以越鞠丸为基础方，加以石碱、桂枝等药。考诸文献，石碱的功用为软坚、消积、化痰，治疗心痛的机制可能就在于其化痰消积的功效。
4．愈后需注意饮食调护 《丹溪心法》指出：“大凡心膈之病安之后，若纵恣口味，不改前非，反咎病之失，良可叹哉［20］。”临床上确有纵欲恣食而致心痛再发的患者，朱氏已经注意到胸痹心痛的病后饮食调护，实属可贵。
5．丹溪的不足 朱氏对于胸痹心痛的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一些较为偏颇的观点对后世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
第一个观点——“心痛即胃脘痛”。宋代开始，也许是惑于“胃脘当心而痛”或是其他原因，对于心痛与胃脘痛，多数医家混淆不清。朱氏不但没有对之深入探讨，澄清是非，反而简单断言：“心痛，即胃脘痛［20］。”事实上，心亦不过是五脏之一，岂能泥于“心为诸脏之主”而认为“心不可痛”？甚至连心包络代心行事、痛在包络的观点也加以抛弃呢？朱氏的这个论断影响颇深，使心痛与胃脘痛混为一谈的局面更加严重。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第二个观点——“诸痛不可补气”。《金匮钩玄》卷二中指出：“痛甚者脉必伏，多用温药，不用参术，可用附子。诸痛者不可用补气药［29］。”心痛亦有因虚而致者，岂能只用附子，而不用参术等补气之品？张景岳在《质疑录》中即对朱氏所言诸痛忌用补气说作了批判。事实上，自《备急千金要方》始即有用黄芪、人参等补气药治疗心痛的记载，而丹溪却提出诸痛不可用补气药，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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