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坐在临时搬来的办公桌前，我异常清醒地思考着自己即将面临的重重考验。未来是生或是死？是鲜花或是讥讽？这一切对我个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但我绝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10分钟思考，5分钟书写。摊开纸，拿起笔，我作出了自己人生中一个从没有过的重要决定：请求处分报告！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伤亡，请求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呜！呜呜……”汽车急驰在北京西三环路上，扑向位于北京城正北60公里处的昌平小汤山镇。冷冽的风一个劲地从窗外往里灌。车上的九个人都感觉有点冷，却任由风从半开的车窗吹进。驾驶室挡风玻璃上醒目张贴的“车已消毒，请注意保持通风！”的警示牌，仿佛一直在无声提醒着车上的每个人：这是“非常时期！”
西北风继续吹着，汽车迎着风高速行驶着……
西三环是北京交通大动脉。往日里车水马龙、经常堵车的西三环，今天格外通畅，也异常冷清。路上几乎见不到过往车辆，偶有一、二辆挂着外地牌照的汽车也是急匆匆迎面呼啸而过。能一直坚持陪伴我们前行的，只有立在道路两旁那一棵棵刚刚吐绿的白杨树。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车内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分辨出来。我用眼睛扫了扫每个人，所有人此刻都面无表情，个个神情凝重。刚上车时，那一幅幅强装的轻松表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重压下呈现在每个人脸上的焦虑、凝重和沉思。吉凶未卜的未来就像是一块无形却重若千钧的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谁还有心情闲聊呢？每个人都在琢磨着这瞬间压来的千钧重担到底该从何处入手？该如何勇挑？
此时，坐在车窗旁的我充满了焦灼和不安，头脑中对此行的目的地却一片空白，或者说是无甚了解。我无心顾及窗外华灯初上的景色，只听见汽车发动机高速运转，车轮与地面快速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响。看着西边即将逝去的晚霞，低头看看左腕上的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9时40分。
“得给家里打个电话。”“该怎么跟爱人和儿子开口解释？”“这事可千万别让家里老人知道，否则他们肯定要担惊受怕睡不着觉……”我的思绪在随意游走着。
“咳！咳！”同车人的一声咳嗽将所有人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把窗户开小点吧！千万别吹感冒了！”总后勤部政治部干部部陶德平部长提醒大家。这时，我脑海里突然间闪现出一小时前总后勤部首长与我谈话时凝视我的眼神。那眼神中蕴含着怎样的期望和鼓励？又寄予着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哪怕小汤山是刀山火海、激流险滩，我也要带领战友们冲过去！”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
“中央军委将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总后勤部党委对你们提三点要求：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确保零感染……”4月29日18时40分左右，我和解放军309医院副政委徐达穗走进总后勤部王谦副部长的办公室刚坐下，他就代表总后勤部廖锡龙部长、张文台政委对我们提出明确要求。而此时，离我们接到总后勤部报到的通知仅70分钟。
接到电话通知时，我正在国防大学校园里整理资料，精心准备自己的《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论文。早在2月下旬，我通过媒体得知广州发生了“流行性肺炎”，并先后感染了部分医院的医护人员。同是医务工作者，职业所特有的敏感使我对广州的“流行性肺炎”格外关注。3月上旬，耳闻北京也先后出现类似的病例时，我就意识到这种“流行性肺炎”可能远比人们预想的要更具传染性和危害性。不久我又得知，北京部分军队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时也有少数医护人员被感染。
残酷的现实再一次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和平时期的公共安全，特别是公共卫生安全将对国家整体安全战略有怎样的影响？对国家经济建设产生怎样的冲击？通过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我发现：人类未知的各种传染性疾病所造成的危害有时可能比战争更加残酷。资料显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死亡人数超过10万的瘟疫先后发生过40多次，而天花、流感等流行性疾病给人类造成的死亡人数竟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广州发生的“流行性肺炎”是否是一种新的流行疾病？它的传播途径和渠道是什么……
我是一个不放过任何疑问的人。在多方搜集相关资料的同时，我特意打电话给广州的战友，请他们帮我收集有关情况，以期对这种“流行肺炎”尽可能有最全面的了解。
最冒险的行动莫过于身临一线。为了探询这一“流行肺炎”给社会造成的恐慌，利用休息时间，我开着车，戴上口罩、手套，先后走进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302医院、佑安医院、北京人民医院等九家大型医院进行实地观察了解。每每提及此事，许多人都为我捏一把汗。说实话，我那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有多么危险。但正是这样的冒险行为，让我在随之而来的挑战面前比别人多了许多直观的印象。4月19日上午，在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我亲眼目睹到排队就诊的人群排成了一条长龙，足足有六七十米长。其实不只是这家医院，当时全北京稍有名气的大型综合医院门急诊部几乎都是人满为患。在许多医院的门急诊部大楼（厅）内，有的老人被亲属搀扶着靠在墙上，有的妇女怀抱着小孩边哄边四处张望，有的患者索性摊开一张报纸坐在地上……所有就诊者脸上都写着同样的表情；那表情里，透着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恐慌。
由此，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和平时期的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试想，如果和平时期的普通民众连最基本的卫生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民众自然就会丧失自我安全感，自然就会产生焦虑和恐慌，进而必然诱发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我当时的设想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也仅仅是对发生“流行性肺炎”这样未知的传染病后的思考。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要和自己论文中的“主角”面对面交锋。作为军人，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将不得不与它殊死一搏，尽管我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
解放军309医院副政委徐达穗更没料到自己竟然会转换“战斗阵地”。当时，解放军309医院也处在与非典战斗的最紧要关头。作为医院领导，他忙得两脚生风。4月29日傍晚，他好不容易忙中偷闲陪爱人散散步，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陶德平部长的声音。陶部长简要说明了情况，通知徐政委火速赶往总后勤部报到。当时，徐政委和爱人正散步在医院附近的百望山半山腰，一听情况紧急，他立即打电话让司机将车直接开到山上。趁着这一间隙，他故意轻描淡写地把事情跟爱人说了一下。一听是这事，徐政委爱人的眼眶当即红了起来。所有的北京人都知道：正在建设的小汤山医院是一所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传染病医院，去那里工作的人危险性可想而知。
“能不去吗？那么多人，干嘛让你去？”“你又不懂医，你去干嘛？”看着相伴多年的爱人那焦急的表情和流露出的担忧，徐政委心里也不是滋味，但军人的使命和责任容不得他多想，他硬起了心肠。
“这是命令，哪还有讨价还价的！”“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哭什么！我死不了……”正说着，车来了。
“那你可一定要小心，我们等着你好好回来……”“不要和女儿说！”徐政委撂下最后一句话，关上了车门。从汽车反光镜里，看见年近50的爱人孤零零站在半山腰擦泪，徐政委鼻头忍不住一酸。谁知道小汤山这场硬仗能不能打胜？！
由于事出突然，正在国防大学学习的我接到通知后，一时间不知道该向谁报告请假。随即，我拿起电话向总后勤部政治部干部部王延军副部长询问。“你跟队干部报告一下，马上到总后勤部报到！学校方面由总政治部通知！”得到明确答复后，我迅速收拾好换洗衣服，抓起两套洗漱用品就往外走。由于没有车，只好在国防大学门口等徐政委顺道接上我。得知情况的学员队队长王京、政委张成瑞坚持要送我到校园门口。此时，临近学校开饭时间，路上行人稀少，我们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单。“没事！张院长你是医疗战线的老战士了，一定能完成任务！”他们一边走，一边鼓励着我。远远看见徐政委等在学校门口。“保重！我们等着你回来！”“一定要保重！”握着两位相识不久的学员队队干部的手，他们的话让我感到此刻犹如生离死别。
虽然和徐政委是第一次见面，但共同的任务让我和他一见面就消除了生疏。坐上车，透过车窗，我忍不住回头看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国防大学校门。见状，徐政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张院长，你看什么呀！是不是怕回不来了啊！”“是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到这里继续学业呀！”我半是回答半是思索着。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到小汤山，就连能否活着回来都是个未知数！其实，何止是我和徐政委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奉命到小汤山的医护人员又有谁敢确保自己一定能平平安安地回去呢？
我们赶往总后勤部。“太匆忙了，刚从半山腰下来，连洗漱用品都没带！现在到哪去买啊！”坐在车内，看着马路两侧到处紧闭大门的商店，徐政委忍不住念叨着。“没事，我带了两套洗漱用品。你拿一套凑合用吧！”“张院长，看来你早就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了啊！”徐政委笑着说。其实，从接到电话通知那一刻起，我已经意识到，要打赢这场“战斗”决非易事，更非短暂时日。
其后，一路无语！
仅20分钟，我和徐政委就走进了总后勤部机关办公楼。听说我们还饿着肚子，干部部的同志连忙拿来两盒方便面让我们充饥。“先吃点再说吧，到那边也许暂时还吃不上饭呢！”徐政委边吃面，边和熟悉的陶部长开玩笑，“部长呀！怎么现在才想起我，我在这个职务上都干了快8年了啊！”“就是因为你经验丰富才让你临危受命嘛！张院长，你说是吧！”陶部长笑着说。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吃着面。只是不知道是面没泡好，还是心理作用，吃进嘴里的面根本不是平时那个味儿！
20时左右，总后勤部王谦副部长带着我们一路急驰来到灯火通明的小汤山。从17时30分接到通知，到走进小汤山，短短两个半小时，我和徐政委像做梦一样完成了交接工作、接受命令、首长谈话、报到上任的全过程。看着人头攒动的施工场面，我们这才意识到将要担负的任务远比想像的要艰难得多，北京非典发展的态势也远比我调查了解的要严峻得多。
零感染率？打赢一场既看不见敌人又极其残酷的战争，我方却不能有任何伤亡，目标何其艰巨！这可能吗？已是23时了，当我拖着满脚的泥泞从病区走到办公室，心里仿佛压着千斤重担：在全国各疫区医护人员感染人数占发病总数25%至50%的情况下，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却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实现零感染率！这仗到底该如何打啊！巨大的现实压力让一向自信的我更加坐立不安，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闪现出总后勤部首长的嘱咐，一遍又一遍地闪现出医护人员背后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
置死地而后生。静坐在临时搬来的办公桌前，我异常清醒地思考着自己即将面临的种种考验。未来是生或是死？是鲜花或是讥讽？一切对我个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但我绝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10分钟思考，5分钟书写。借助一只高高悬吊在屋顶上的电灯泡散发出的昏黄光线，摊开纸，拿起笔，我作出了自己人生中一个从没有过的重要决定：请求处分报告！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如果真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伤亡，请求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尊敬的总后勤部党委、首长：
作为解放军小汤山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我没有完成好总后勤部党委和首长交付的任务，我恳请组织上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查验无错后，我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将这封信悄悄锁进办公室的抽屉内，等待未来那众多未知的危险去考验。
北京的疫情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小汤山医院在这场战斗中到底担负什么样的重任？
一切对我和徐政委来说，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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