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洛书先生（1884—1954年），云南昆明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先生聪颖，很小的时候即学文习字，三字经、百家姓均倒背如流。5岁时，《论语》、《大学》中数条名言警句即可朗朗出口。不幸父母早亡，家道中落，幸得其堂兄抚养。1896年，先生12岁，堂兄托人将他送到了昆明最大药号“福林堂”拜师学医。由此走上了从医之路，开始了济世救人的生涯。
先生学徒期间，白天碾药帮工，夜晚守铺护院。在不多的空余时间里刻苦努力、孜孜不倦地学习，从认药识药开始，到各种药物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再到后来随坐堂先生研习方药，或借或抄，熟读和背诵了《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等中医入门书籍，一步步步入了中医殿堂，到宣统年间出师时，已经系统地学习了《神农本草经》、《雷公炮制论》、《本草纲目》、《内经知要》、《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针灸甲乙经》、《陈修园医书二十八种》等中医书籍。从实践到理论，再让理论指导实践，掌握了一整套治病救人的本领。由于先生踏实沉稳，学业出众，还写得一手好字，出师后即在福林堂坐堂行医。
1916年元旦前护国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伴随彩灯的是鲜红的共和国国旗和醒目的大幅标语。当时的昆明市民冒着严寒，成群结队涌向街头，“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国”的呼声经久不息。人人甘愿为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作出最彻底的奉献。青壮年们踊跃应征，参军形成高潮，入伍成为荣耀。先生放下书笔，告别妻小，毅然加入护国军，被编入第二军第二梯团，任一等军医（护国军政府曾颁发“一等军医证”，惜于文革丢失）。1916年2月21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所部梯团千余人，由昆明出滇南，扑广西，东征粤浙，先生职为军中医官，配有坐骑，但他总是把马让给伤员，自己走路行军，以致磨破草鞋数双。每到宿营地，先生总是马上给士兵配药看病，全然不顾自己脚下疼痛难忍。先生参加的护国第二军在护国战争中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他们的斗争业绩却很少为世人所知。这是一支英勇善战而又纪律严明的部队。滇桂边之战，虽然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打破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同时促使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护国军在广西取得胜利后，先生随部队于1917年底辗转回到昆明。
回到昆明后，先生参加了云南省会警察厅卫生科组织的医士资格考试，取得了由当时警察厅颁发的医士证，可以自由开业，从此悬壶济世，挂牌行医。其医馆名“庆龄”。馆牌黑底烫金的大字，由昆明著名书法家蒋松华书写。
1921年间，昆明流行白喉，先生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力参与省会警察厅组织的防治工作，于治于防，搭棚值班，每有路人经过，必先给绿豆汤服用，而后喉中吹药少许方能离去。夜深人静，无人经过亦坚持在岗值班，其德其才，已牢记于后辈心中！
先生博学而多才，既掌握各种药物的功效性能，又对各种药物的加工炮制了如指掌。再配合针灸的应用，内、外、儿、妇各科均得心应手，加之为人厚道，所以“庆龄医馆”自开张以来，一切都井井有条。
“用药如用兵，兵不精，则无以匹敌”，先生福林堂学徒出身，精于药味，长于炮制，认为好药是临床中取得疗效的基础，所以从进药开始就严格把关，买进药材，总要亲自过目。先生认为，药材的产地、采收的时节与贮存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其药效，因此，进药需求地道，需询问其采收时间，还要观其药形是否气足等等。对药材的炮制加工，先生要求也是极严格的，认真遵循药家口碑相传的传统方法：“槟榔切得不见边，桔梗开成彩云片，杭芍薄得飞上天……”。如白芍、枳壳开片要求菲薄至干后可以吹起，蝉蜕、蜈蚣要去头足，远志务必去心再炙，枇杷叶必须刮去背面之绒毛后切细丝再用蜜炒，海藻一定要用清水漂去盐分等等，对于新收的苏叶、薄荷等药一定要整理清爽，阴处晾干。一一皆有规范。
先生常说，炮制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出得来的，因为其要精，要深，要细，炮制不好则功效难求，炮制太过则药效反失。先生说：阿胶补血，若用于止血者，定用蛤粉炒为胶珠；杜仲强筋骨，若要补肾者，必用盐水炒。蜜炙的百部润肺；醋炙的香附入肝。此外，枳壳用于宽中，必用麦麸拌炒，白术健脾必用土炒等等。又如桃仁、杏仁要去皮尖，磁石火煅赤后以米醋淬后粉碎等。总之，药材的润、漂、炒、炙、煅、蒸、煮、开片、轧段等等炮制，均细之又细，无一丝一毫的马虎。医馆配制的丸丹膏散，配伍得当，选料地道，投料准确，做工精细，颇有福林堂之风，以朱砂为衣的蜜炙丸药，红润明亮，疗效上乘。炼膏之时必然亲力亲为，添加黄丹火候剂量控制极好，膏药油亮滋润，药力不菲。
先生对配方的要求也是极其认真、规范、一丝不苟。当时的庆龄医馆，前方的台柜上方，有尺许长粗线从顶棚垂下吊着一个下方有小孔的空心铜球，铜球里面装有的红白两色捻成的棉质花线，从小孔中细细地直垂下来，柜台上有一尺见方和边长四寸大小的土棉纸各两沓，均用红漆榉木压尺压住，配方时司药把每种药用小纸包成六角见方的小包，放于大纸上，再按井字形摞起、压紧，以大纸包成四方皆呈梯形的包，拉过花线打十字一扎，整整齐齐地递给病人。从庆龄医馆拿出来的药，每个小包打开，清清爽爽一味药，总是不见半点灰尘与碎屑。每个环节都精细无比，以致患者公认庆龄医馆的药好。这充分体现了先生一贯重视药剂的治学思想。
医馆先开在昆明老城大南门外的东寺街，20世纪20年代初，望城堡一位农民在正午烈日下劳作突发鼻衄而致昏厥，其亲人急忙驱车请先生出诊以救万一，先生上午诊务繁忙，才刚吃饭，听说病情，马上放下手中的碗，随车赶往城边农村，通过内外施治，救下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先生此番真可谓“药到病除”，其兄感恩不尽，赠大匾一块，悬挂于庆龄医馆，匾上四大金字“桔井流香”，昭示着人们不会忘记先生深深的恩情。先生以精湛医术活人的佳话在望城堡广大农民中流传开来，于是四方八里寻先生诊病者日众。
先生性格沉静，少言寡语，且一生不事张扬，不好交游，唯坚持医道为治病救人的原则，只重病不重人。只要是病人，无论身份地位一律认真对待，如有人请诊，先生总是二话不说，立刻应诊，但平日里甚少聚众往来，更不会借故攀附权贵，宣扬自我，在先生眼中，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劳苦大众，都是他的病人，倾其自身的智慧医术为患者解除病痛，这是他对自己唯一的要求。
有一次，一脚力（也称挑夫）在医馆门前晕倒，先生立即让学徒将其抬进医馆，用取嚏散吹鼻并掐人中使其苏醒。观其面色蜡黄，额上细汗津津，先生断定，此人乃过劳过饥而致晕厥，马上让学徒取鸡蛋、红糖煮成一碗热乎乎的糖水蛋花汤来让其喝下，半个时辰后，病人脸色渐渐红润过来，欲跪谢先生却被先生一把拦住。
一富商病沉，几易医者，收效不大，由人介绍就诊于先生，先生细致斟酌，处以白通汤加味，调治半月，获得痊愈。再次来诊，先生切脉后曰：六脉平和，无需服药。然后告之饮食起居宜忌，患者取钱谢之，先生未收分文，富商深感诧异：哪有这样劳了心费了神而不收递到手上钱的人？随即表示深感敬佩，连说，“您真是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另有一贵妇，反复病郁，先生调肝理脾治疗数次，终以得愈，之后每遇小疾，随时来诊，有几次先生切脉望舌后，亦言六脉平和，无需服药，稍养即可，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但需知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先生啊，此举一经传出，人们都说，庆龄医馆人好。
庆龄医馆的事业蒸蒸日上，又请了一位先生，收了更多学徒。最后在昆明小东门内圆通街买了宅院，医馆也就搬到了圆通街。药好，人好，医术好，这是大家对医馆的一致看法，药是要讲质量的，医是要讲医术的，但单凭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与人相处，就是医生对病人，也要讲关爱，讲同情，讲以诚相待。“人好”，其实是最关键的，这是老百姓对先生高尚医德的肯定，从这点上来说，才是我们后世从医者最该努力效仿的，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把钱看得过重，而不考虑患者利益的人更应为之汗颜。病人信赖你，才会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托付给你，先生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庆龄医馆的“桔井流香”，是广大患者及其亲人给先生最好的评价，它将先生的德才融于一起，留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从医者，沁沐着庆龄医药的桔香万里。
先生临证诊病认真仔细，认为四诊诊病一样也不能少。每次接诊病人，总是认真听取病人陈述，病人叙述中有不甚清楚的地方，先生总要问个明白。对来者曾患何病，有关的生活境遇，以及十问歌中的内容是一样不会少的。
先生曾说，在与病人交谈中，医者心里要有杆秤，对病人的陈述要加以分析，哪些紧要，哪些与本病关系不大，哪些是实情，哪些是夸大其词，或因情绪而发，或有隐情而不露等等，胸中必要审度权衡，结合望诊脉象，自行取舍，这样，病情的轮廓基本清楚，才能辨证准确。先生重视望神，认为望为四诊之首，以面色、声音、形体、目光来判断患者的有神无神，易治难治。舌象亦为先生望诊重点，认为舌是人体的镜子，其关联五脏，最能显示人体的疾病程度及所在部位。临证观舌，舌质、舌苔两者必须相参，其五色四形应辨识清楚。
先生综合了前人对舌诊的描述，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描绘出了各种舌象及病理变化共48种，可惜此著亡轶，仅仅从病案中可见其部分内容，如：舌嫩红，苔如镜，宜益气阴；老黄苔，当下；舌淡苔灰滑，需温中除湿；舌紫见滑苔，此为痰瘀，当活血化痰；舌红紫苔黄厚如垢，此疫毒内盛，宜解毒辟秽，清肺导滞，舌青红为瘀兼热等。
先生认为，脉诊是医者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技能。通过望神看舌问病，可初步确定其病因、病机、病位，而切脉是最终获取正确诊断的依据，脉证相符，始命药成方，脉证不符，再次审度，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在取舍之前，先生总是细观舌象，脉舌相参，最后定夺。对于脉诊，先生强调，二十八脉分阴阳，脉体两款对应，细细揣摩，自然可以领会。相比之下脉的强弱虚实尺脉比寸关更为重要。临床中遇有典型的脉象，先生均教与徒弟。他说，你们先把浮沉、迟数、弦滑记好了，然后再辨三部九候之虚实，基本上就够应用了。事实上，以上八种脉象，就是临床中碰到的最多见的脉象。如治一妇人产后阴挺（子宫脱垂），见舌淡苔薄，脉沉细无力，尺脉尤甚，闻其声低，少气懒言，先生认为其脉沉细无力，尺脉弱甚，此不单气血不足，亦示肾元大亏，无以系胞。询之其妇，果是生产8胎，产后每每不得将息，故用补中益气汤加巴戟、锁阳等以固肾元，且嘱之务必将息，果然，数剂后子脏回缩。
先生每天要接诊大量的病人，其中不乏病情严重者，针灸急救常常用之。先生所处的年代，那时的中医药室，当然既无氧气，又无急救设备，靠的只是医者扎实的医疗功底及应变能力。先生屡屡挽起沉疴，其学识之广博是可以想象的。如治一小儿因喂养不当，吐泻交作，导致惊风，已濒临死亡，先生当机立断，以开水冲人参粉调服附桂理中丸，又针合谷、涌泉、内关、足三里，灸关元，用这看似简单确又是行之有效的急救方法，挽救了一个小生命。
先生临床实践中重视调理肝脾，注重祛痰祛瘀。认为“今时之人，贫者为生活所苦，饥劳忧思，富人为权势所累，应酬攻奸，或贱或劳，或贵或狂，皆有败伤脾胃之因，皆有肝气怫郁之患。故治病多必求肝脾。肝脾者，本也”。并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述，认为在生理方面：脾胃运化水谷而生气血，肝属木主疏泄，脾胃水谷之运化、脾胃之升清降浊均赖肝之疏泄，肝脾共同完成气血生化，得以营卫和调，脏腑得滋、肌肤得养，腠理开阖有序，卫气充肌表、实营气，外邪则不能侵也。在病理方面：肝气郁滞疏泄不及，脾胃失调则气血生化失常，气血不足、中满失运、痰瘀互生等诸多病症由此而生，外邪易袭。同时认为肝脾能协调脏腑，调节情志。鉴于对肝脾具有以上种种作用和变化的认识，先生认为临床中诸多杂病皆与肝脾有关，指出调理肝脾，活血化痰的重要性，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很好的疗效。
先生看病，各科通治，认为妇人之疾，在于气血。气有余在于肝，故忧思恼怒气机不畅者多见，必要顾及气机，使之气畅血活，血不足亦在于肝，血虚津亏亦多见，必要调养气血，使之气足血旺，则诸证即可化解，故女子以治肝为主。对于小儿，重在察喉、看唇，因为小儿尚不能清楚地表达自身不适，而病情变化迅速，稍有耽误则恐生变。察喉可知寒热，兼以排除白喉、乳蛾、疫喉痧等疾。看唇可知津伤与否，一目了然。综合其他症状可迅速作出判断，准确施治。
先生极善于学习。常引《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有闲空，先生总是读书学习，每遇感悟或有心得，均用笔记之。日积月累，蝇头小楷，竟也成数册。
先生喜欢了解收集民间的单方草药。到城外乡下出诊时，凡是听村民提及而自己不认识的草药，先生总要采上一株，回到家，拉伸其枝叶夹在专门的一本细棉纸订成的本子里，在旁边写明名称、主治。遇到来诊者，药方中可以草药代之者，先生必告之详细。那时的城市范围狭小，十数米开外即是城门，城外沟边地角的大量草药，可谓出门便是。先生说，草药能用的就用，世道不平，为病家省一文钱是一文钱。先生也常常把一些单验方教给病人。比如荠菜粑粑叶（土黄芪叶）蒸饭吃可以治小儿疳疾；麦芽糖用松明节火烟熏软食之治久咳；炙麻绒配化红和梨蒸食治外感咳嗽；烧鸡内金与糊米饭研末加红糖治小儿伤食泄泻；苏叶、薄荷、生姜、红糖煎水治外感；鹅肠菜煮水洗脚治下肢浮肿；松橄榄含服治咽喉疼痛；木炭烧红凌水后喝其水治声哑；密蒙花、橘子皮煎水治小儿咳嗽，九里光配桃树叶煮水外洗治皮肤瘙痒等等。医生能为广大病人的经济利益着想，为病家节约开支，是很受欢迎的。
抗日战争开始，日本飞机经常在昆明上空扔炸弹，先生举家到城外望城堡躲避空袭。在此期间，先生除了将医馆之药带到乡下，还因地制宜，在当地的沟边地角采集草药为农民治病，也是从来不收一文钱的。如治一六旬老妇，尿频尿急尿痛，少腹胀痛，大便秘，蹲厕才起，又欲蹲厕，周身酸软，寒热不适。先生带其子到田边找来车前草、蒲公英、土大黄、荆竹叶各一大把，让其回家用砂锅煎煮，其汤让病人不分次数大碗喝下，当晚小便通利，大便亦解，周身舒适，天明时症状已减八分，其子大喜，拔三棵大白菜来谢，先生又随他前往诊视，开药一剂巩固后痊愈。以后，全村的人皆知田边诸草有此四味，遇到类似病情均自己采药煮服，省事又不花钱，所以常常叨念陈公的恩德。
先生除行医外，书法也属上乘，据外婆回忆，先生精通真、草、隶等多种书体，尤以行书见长，其文效赵、黄之体，神韵飘逸，所作大幅中堂都是一气呵成，文字贯通、力透纸背，阅之有金石之感，而小楷则出于欧、柳，蝇头小楷端庄秀丽，较之更为出众，因知道先生书法笔致清新者甚众，所以总有人登门索字，先生虽不擅社交，但热心助人，对求字者总是有求必应，尤其是每年春节，先生总要应邀写上几十副春联。
先生思想传统，但行事开明，全无时人重男轻女或“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从小就给予女儿多方面的教育，而后又积极供女儿上新式学校读书。家里4个女儿都供书成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陈家医术虽然没有直接传承，但一些藏书和心得体会还能够保存下来且能继续传承，这是与全家人的文化素养分不开的。
抗战开始后，先生投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自己年纪已大，不能亲自上阵杀敌，所以几乎将所有积蓄都购买了救国公债，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日本敌机于1938年9月28日开始空袭昆明，潘家湾被炸。此后，空袭日见频繁。先生遂举家到望城堡躲避日本空袭，他将医馆存药带到乡下，继续行医，救济一方。抗战结束，物价飞涨，医馆存药几乎全无，救国公债不值一文，终致家道中落，先生郁郁，复加晚年患有目疾，终致不能书写，遂将药铺盘给他人，于1954年去世。
先生一生从事中医药事业，热爱祖国，性格沉稳，刚正不阿，不奉权贵，不随世俗，行事开明，声名虽不及于同时代的昆明一些名医，但在田间巷尾知先生者众，先生的德行医术也广为流传。先生默默为广大患者的健康工作了一辈子，其治学精神可嘉，医术品德高尚，是我们后辈学习的典范。
（钱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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