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历史记载

王洙自少努力，有良好的目录学功底，后入朝工作，有机会接触查阅大量官藏古书，同时他作为《崇文总目》的主要参编人员之一，在搜寻古书方面独具慧眼。

关于《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发现，是由下述二部书中所载。

南宋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医书类》。

“此书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之，曰《金匮玉函要略方》。上卷论伤寒，中论杂论，下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今书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以便检用。所用伤寒，文多节略，故但取杂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旧名。”

现在流传的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本《金匮要略》序。

“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所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目前医史文献界评价较高的元•邓珍本《金匮要略》（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名《新编金匮方论》）序中亦载：“宋翰林学士王洙，偶得杂病方三卷于蠹简中，名曰《金匮方论》，即其书也。丰城之剑，不终埋没，何其幸也！”

王洙能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绝非偶然。这与北宋时期的统治思想和他参与《崇文总目》的修订工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唐六典》《唐会要》等书记载，唐代藏书机构都设有专职校书人员，但北宋情形不同，藏书之府虽有多处，然而整理官书的人员，却仅设于崇文院。崇文院掌管秘阁图籍的整理和校勘，并负责整理内府藏书。由国子监或诸路刊印颁行的政府书籍，如史书、医书、农书等，也由崇文院先校勘定本而后镂板。所以，崇文院既是当时国家的藏书中心，又是国家官书整理中心。同时，统治北宋的皇帝中，除了钦宗之外，也都比较重视整理官书。如宋太祖在平定四方的同时亦不忘文治，每消灭一个国家，必籍其图书，收归三馆（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或分配到其他政府机构。宋真宗时，三馆精华归于秘阁。而龙图阁、太清楼藏书，又是根据三馆秘阁图书精加雠校整理而成，所以其版本价值很高。仁宗时期续修诸书。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命翰林学士张观、李淑、宋祁等看样，审定三馆及秘阁藏书的存废与校补。之后又派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并令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书目，经过7年补写编目，至庆历元年（1041）成书，由王尧臣奏上，赐名《崇文总目》。这段史实，在王应麟《玉海》卷52及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1中均有记载。其中《宋朝事实类苑》^[4]中谈到：“景祐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订书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刊欧阳修等，咸被其选。诗论撰次，其伪滥者删去之，遗缺者补辑之。摘其重复，刊其讹，集其书之总数，凡三万〇六百六十九卷。以类分门，为目成六十七卷。初，书府之制，废于五代。太平兴国之初，始建崇文院，合聚昭文、史馆、集贤之书。又起秘阁，则贮禁中之籍。逮兹着录，故赐名曰《崇文总目》。”

庆历四年（1045）时，王洙曾兼直龙图阁，再加上述编撰《崇文总目》之缘由，他必定有机会得见各种珍贵书籍^[5]，这在客观上也加深了他对书籍之深爱，故能慧眼识珠，并成为后世闻名的私人藏书家与目录学家[8,9]。据史书记载，王洙藏书甚富，仅家藏书目著录书达43000卷，而类书之卷帙浩繁者，如《太平广记》之类还不在其间。仁宗朝时他还参与制定“明堂礼仪”“雅乐制度”^[6]。依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记载：“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沉氏，各有书目。”^[7]

王洙在缀辑古籍方面也十分内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有关于王洙修补图书的记载：“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说明王洙能在脱烂、断绝的残书中，凭借他的学识，反复钻研寻绎，从而获得“屡得逸书”的成就。《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发现，应该也和王洙惊人的鉴赏辨识和辑复古籍的能力相关。

王洙还非常重视版本研究，对于意欲整理的书籍，必是搜罗公私诸藏，尽可能恢复原书古貌。如目前为史学界皆知的《杜甫诗集》，其最基础、最著名的版本原为王洙所收集。北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着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8]当时王洙据搜集到的各种古本，编为《杜工部集》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为后世各种杜集的祖本。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上永享盛名。

另外，王洙密友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北宋临川（今属江西）人，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曾删并《世说新语》一书，明袁褧本《世说新语》载南宋董弅跋云：“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9]说明原书版本亦出于王洙之手。同时，在《王氏谈录》一书中的“秘阁易法”条记录了王洙在秘阁中所见到的一种《易经》版本：“公言秘阁有郑氏注易一卷，文言自为篇，而陆氏太玄篇第亦各异。考之足以见古易经之旧次。”这充分说明了王洙对古籍版本之关注。

由此可知，王洙其人特别善于从馆阁所藏中发现好书，因此《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出场也就不足为奇了。综合《宋史·王洙传》《玉海》《宋朝事实类苑》等所述事实，更有可能的是，王洙在编撰《崇文总目》完成之时（1041）就发现了此书，故在《崇文总目》中提及“金匮玉函要略三卷张仲景”。

但遗憾的是，与王洙本人相关的其他记载中均未谈及此事，因而千百年来颇为费解，但据推测，存在以下可能性。四部书籍中的子部医家类书籍，非王洙之主研，特别是他于《杜工部集》《易经》等重要典籍方面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故没有精力再细研属子部医家类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同时，虽然校正医书局正式成立于王洙去世的嘉祐二年（1057），但实际上，王洙活跃的北宋仁宗后期，朝廷校勘状况纷繁不休，在全部30次校勘中，子部医书就多达13次^[10]。如第一次为天圣四年（1026），之后天圣五年（1027）、景祐二年（1035）又曾加以校订。由上述王洙的著作年代可知，皇祐三年七月（1053）、皇祐五年一月（1053），他分别与校正医书局的重要成员之一掌禹锡合作撰修了《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二书，二人之间应当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所以，王洙在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之后，可能将此事托付掌禹锡办理，自己不再过问。掌禹锡则委托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校订此书，故经校正医书局之手，有《金匮要略》一书的诞生。

关于《金匮要略》的校订时间，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有一段考证^[11]：“此书初得，极受珍重，传抄于士大夫之家，然传抄之数甚少。至仁宗嘉祐年间，设立校正医书局，始对《金匮要略》校订，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3《外台秘要方》解题云：‘按《会要》：嘉祐二年（公元1057），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奏上，亿等皆为之序，下国子监板行，并补注《本草》、修《图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呜呼，圣朝仁民之意溥矣!’是从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至林亿校订毕此书——于治平三年或四年（1066-1067）校毕，中间相隔凡32或33年。”这里是按1034年发现推算的，若以1041年为基准，则中间相隔为26年或27年。

那么，王洙本人是否对医学完全没有兴趣呢，实际并非如此。在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百合治病》中曾谈到王洙对“医者意也”的理解^[12]。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综上所述，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一书，笔者认为是比较可信的。虽说王洙未在医药学方面留下专著，但他对中医体系流传所做的贡献，将为世代人士所景仰，人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