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之前，政府就刻印了一些书籍，如971年影印蒙古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987年颁行《神医普救方》1000卷（已佚），992年敕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1027年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校正《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摹印颁行《铜人针灸图经》，1048年颁行《庆历普救方》，1051年《皇祐简要济众方》等数种。随着刊刻众多医书的需要，1057年北宋始建校正医书局。
宋王应麟《玉海》[44]卷63《天圣校定内经素问》条（164册第26页）：“天圣四年（1026）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校订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元方）病源候论（唐志五十卷），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写病源序。景祐二年（1035）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问。嘉祐二年（1057）八月辛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从韩琦之言也。琦言《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之类多讹舛，本草编载尚有所亡，于是选官校正。”
嘉祐二年八月，仁宗接受韩琦建议，下诏：“所有《神农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广济千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勘苏某（即苏颂）同共校正闻奏。”以上见于《苏魏公文集》（引自《四库全书》）卷65《本草后序》）。
可见，校正医书局的建立与韩琦有很大关系。韩琦其人，《宋史》卷312[45]有传。他生活于1008-1075年，字雉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仁宗时进士。任右司谏时，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康定元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人称“韩范”。庆历三年（1043）西夏请和，被任为枢密副使。两年后以范仲淹等罢政，自请出外，知扬州，改知定州、并州。在并州时收回契丹侵占的土地，并加强防御。嘉祐元年（1056），任枢密使，二年后出任宰相。经英宗至神宗，执政三朝。神宗即位，出知相州、大名等地。对于王安石变法，他屡次上疏反对，与司马光等同为保守派首脑。著有《安阳集》。或许正是因他崇尚古典，直言善谏，才可能促成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医书校正工作的开展。在《千金要方》后附“校订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亦可见其名。
关于校正医书局，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有记，作者曾在政府修史与藏书机构崇文院担任编修检阅官、著作佐郎等14年。原书是记述中国北宋政府藏书制度的著作，现其残本收入《四部丛刊》中。卷三下记载：“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崇文院检讨掌禹锡、秘阁校理林亿、张洞、苏颂，太子中舍陈检，并为校正医书官。”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外台秘要”条下亦云：“凡医书之行于世，皆仁庙朝所定也。按《会要》：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奏上，亿等皆为之序，下国子监板行，并补注《本草》、修《图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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