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肝脾肾的重视

晋唐时期，医家对于失眠病因病机的认识多以心胆为重点，这一主张，直到宋代初年仍然得到了延续，这在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圣济总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太平圣惠方》对于胆虚不眠的病机作了较为明确的阐发，指出胆虚不眠与心关系密切，认为心气忧伤，伏邪在胆，肝胆虚冷而致不得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则认为失眠证的病机特点在于虚、风、痰、热及与心相关，所收治疗失眠的医方，主要见载于骨蒸、诸风和积热3门，说明失眠常与上述3类病证相兼出现。骨蒸之病，多为阴虚内热所致，其根当在肾，而考其骨蒸门治疗失眠诸方，可以看出，或以治疗心肾不足，或以治疗心气不足为主要治法，多与治心有关，充分反映了失眠证以治心为主的治疗理念；《圣济总录》卷四之“治法”条下，首论治神的内容，全面细致地论述了心神在生理、病理和治疗中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认为心主血主神志，是生命活动的根本，是病理变化的枢机，也是诊察疾病之先导，同时还是治疗调治的根本目标和关键所在。

宋代中期以后，肝脾肾的作用日益为医家所重视，对于失眠证的辨治也逐渐从以心胆为中心，转向肝脾肾肺并重。如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明确提出人卧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强调了肝魂在失眠发生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析方时认为龙齿、虎睛之所以可以治失眠，并非其可安镇心神，而在于其安魂定魄，意在揭示肝魂与肺魄在治疗失眠中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张从正创造性地提出了“九气”致病之说，认为不眠与嗜卧皆由思气所致，因思虑伤脾而致气血失调，阴阳不和，可致卧而不得眠；李东垣强调了脾胃在人体健康和疾病中的重要地位；丹溪对于杂病的治疗，非常善于从火、痰、郁入手，这一治疗理念也影响到他对于失眠证的辨证和治疗，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三证的病机中心主要在脾、胃、肾。这都说明这一时期，对于失眠证的辨证治疗，已开始从晋唐医家以心胆为中心的学术观念，转向以五脏为中心的辨治体系，其辨证论治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