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杂病病因病机学说的影响

宋金元时期由于兵燹战祸、异族入侵中原等致使疾病为害更加严重，医家的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关于疾病的认识治疗，新的理论与主张层出不穷，日益丰富。

刘河间非常重视火热致病的广泛性，提出了“阳气怫郁”理论，把原仅用于阐释伤寒病证寒气在表，郁而化热的理论，广泛用于六气之变。认为六气之所以皆可化火，也是由于六淫邪气阻碍气机的正常运动，使阳气怫郁，气液不能宣通而生热、化火。在析论“懊”、“虚烦”和“不得眠”证时，也运用了阳气怫郁的理论，认为诸证皆由烦热怫郁于内而气不能宣通所致。

张从正非常重视情志致病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九气”致病之说，以七情因素为主，兼以寒、暑、劳之气，认为这些因素，迭侵于外，交战于中，伤气之和，而使病生。并提出不眠与嗜卧皆由思气所致，认为思虑伤脾而致气血失调，阴阳不和，可致卧而不得眠。

东垣强调脾胃之虚对于疾病发生的影响，认为如果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七情过伤，皆可导致脾胃气虚，谷气下流，而使心火独亢，阴火上冲，进而出现心悸、心烦而不眠。李氏所论之“阴火”，实际上它包含了心之君火与下焦肝肾之相火，以及包络之火等多种内生火邪，其性易乘虚上凌，干扰心神，更可引起心火暴甚，火乱于心，因此其与心烦失眠证的发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朱丹溪对于杂病的突出贡献，在于对郁证、火证和痰证的认识与治疗，并一直为后世所效法，而三证的病机中心则主要在肾、脾、胃。丹溪所论之郁证，虽然有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六郁之分，但总以气机为关键，以气郁为主要致病因素，其病位主要在脾胃；其论火证，主要是内火，多系相火为病，认为相火妄动，煎熬真阴，以滋阴降火为主要治疗方法，其病机中心在于肾；对于痰证的治疗，丹溪提出了以治脾为本，以顺气为先的治疗原则，可见其病机中心当在脾。明清时期有很多医家尊崇丹溪之说，多从郁、火、痰的角度来认识和治疗失眠证。

这些新理论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失眠病证的病机理论，也为辨证治疗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