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经》首创阳不入阴的病机理论
在《内经》之前，也有不少文献提及诸如不寐、不眠、不卧、不能卧等，但均未对其发生机制加以概括。
《内经》认为，睡眠发生最根本的机制在于营卫之气的循行，自然、人体等多种因素都通过营卫之气来对睡眠施加影响和进行调控。反之，营卫之气的循行失其常度，则可导致失眠之类病证的发生，如《灵枢·大惑论》云：“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6］是说卫气不能入阴，使阳跷脉盛而不能入眠。因此可以说，营卫失度，阴阳失调是此类疾病的总病机。
由于卫气日行于阳经（六腑），夜行于阴经（五脏），而无论其中哪一个脏腑发生病变，都可影响到卫气的循行而致睡眠障碍。除此之外，它的循行还受到其他如体质、外界等因素的影响，反映到病因上也具有丰富的内容。
（二）张仲景论脏腑神志失调的病机
如果说《内经》主要以营卫阴阳理论来认识睡眠的生理与病理的话，那么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则更加偏重于脏腑功能失调本身对失眠病证发生的影响。
《伤寒论》关于失眠一类病证的记载，从病因病机来概括不外三类：一是气血阴阳失调，二是热邪滋扰，三是胃腑失和。仲景以六经阴阳立论，阴阳是六经辨证的基础，但同时也被六经赋予了不同消长变化的特点。太阳病是风寒之邪致病的初期阶段，但常因失治误治而致生变证，如过汗、下亡阳、亡血、伤津，或除邪未尽，余热留扰胸膈都可造成“不得眠”；阳明病是外感病过程中阳热亢盛的阶段，仲景以“胃家实”为提纲，说明其病以胃腑为中心，阳明病中的“不得眠”则主要是由于热邪扰神和胃腑不和所致；少阴病分为寒化和热化两大类证，寒化证是心肾阳虚，热化证是阴虚阳亢，两者的阴阳失调皆可导致失眠一类病证的发生；厥阴病是六经病证的危重阶段，其病机特点是阴阳不相顺接，所致不眠是由于阴寒内盛，虚阳浮越。可见仲景虽然承袭了《内经》关于营卫阴阳失调所致失眠的理论，但又有明显的六经辨治特点而不同于《内经》。
《金匮要略》中涉及的失眠病证的病机主要有：肝阴不足、心血亏虚，心肺阴虚、热扰心神，湿热（寒湿）内蕴、胃腑不和，心阳不振、水气凌心，寒聚胸膈、营卫不和，血虚误汗、心神失养和阴竭阳浮、阴不敛阳等7类，很少论及营卫二气，足以说明张仲景对于失眠病证的认识和《内经》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内经》虽然也认识到睡眠与脏腑功能相关，但只是把它作为影响营卫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看待，并未见对脏腑功能与睡眠的生理病理发生直接关联的论述。而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脏腑功能对于失眠的影响更为直接，如有心肾不交，阴虚阳亢的黄连阿胶汤证（303条）；误用火疗亡失心阳的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证（112条）；热郁胸膈、心神被扰的栀子豉汤证（78条、221条）、栀子厚朴汤证（79条）；心肝血虚、心神失养的酸枣仁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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