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恭及其著作

戴思恭，字原礼，一作元礼，号复庵，明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少时随其父从朱震亨学医，尽得其传，医术颇精，治疗每有良效。洪武年间（1368－1398年）被朝廷征为御医，曾任太医院使，永乐初年（1403年）以老辞归。撰有《证治要诀》、《证治要诀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并校补了其师著作《金匮钩玄》。1955年商务印书馆取前两种合刊，题为《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计有《证治要诀》12卷，《证治要诀类方》4卷。戴氏之学，宗丹溪之法而会通诸家，其书《推求师意》，即为宗其师丹溪之意，加以推求发挥而作。而戴氏对于失眠证的认识，主要见载于《证治要诀》中。

（一）郁主中焦，治痰以顺气为先

戴氏在丹溪郁证理论的基础上，又有颇多发挥。他在《金匮钩玄》中发挥其师的郁证思想时云：“郁结，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132］他在其书《推求师意》中更是把六郁之病，归诸“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133］，认为郁之为病，多在中焦，而中焦为脾胃所居，脾主升，胃主降，故为人身升降之枢机。其病一由他脏累及脾胃，一由脾胃自病，“凡有六淫、七情、劳役妄动，故上下所属之脏气，致有虚实克胜之变。而过于中者，其中气则常先四脏，一有不平，则中气不得其和而先郁，更因饮食失节，停积痰饮，寒湿不通，而脾胃自受者，所以中焦致郁多也”［133］。

其师丹溪非常重视痰之为患，特别是其“无痰不作眩”，及“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的理论主张，成为后世论治的重要法则。中医学向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的说法，在痰证的治疗上多从健脾胃入手。朱丹溪虽然提出治痰先治气的主张，但仍然是以健脾为本，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126］，而原礼则充分发挥其师“治痰先治气”的主张，对痰证的病理变化及治疗原则提出更为合理的观点：“饮凡有六，悬、溢、支、痰、伏、留，痰饮特六饮之一耳。人病此而只曰痰饮者，盖停既久未有不为痰，多因气道闭塞，津液不通。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133］其病机中心与郁证相若，即中焦脾胃的气机不利，并扩大了痰证的辨治范围，对于包括失眠在内的许多杂病，均善于从痰论治。

（二）失眠分证，首载阳衰与胆涎

戴思恭在《证治要诀》中把杂病失眠分为阳衰不寐与痰在胆经两大类，认为：“不寐有二种：有病后虚弱及年高人阳衰不寐；有痰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不寐。”［127］

病后虚弱及年老失眠，前代医家累有论述，或认为病后脏腑虚弱，易为邪扰，或谓病后年老气血虚弱，经脉滞涩，营卫运行失常，亦有认为病后阴血不复，阳盛阴虚所致者。但明确以阳虚立论，戴氏当属较早的医家。在治疗上他主张用六君子汤加炒酸枣仁，重在健脾祛痰安神。

胆病失眠，前代医家多以胆虚寒立论，或认为其与精神情志相关，倡心胆同治，或与脑髓有关，法用温胆。戴氏首先提出其为痰在胆经，因胆涎沃心，致心气不足，神不归舍而失眠。在治疗上反对应用寒凉清心之剂，主张以理痰气为主。方用温胆汤，减寒凉之竹茹一半，加南星、炒酸枣仁各半钱，下青灵丹。

戴氏对于失眠证的类分，实属发前人所未发，尽管阳虚失眠的证型在临床上并不常见，但痰涎在胆沃心的病机理论，给后世以极大影响，其后许多医家善于从痰论治失眠之证，尤其是对于顽固性失眠，常常可以收到非凡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