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家世业医，其祖父为一名“铃医”，父李言闻在当地也以医术闻名。时珍14岁考中秀才，后3次乡试均未及第，23岁时弃儒业医，继承家学，名重当时。他注重药物的研究与实践检验，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因此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本草学著作，34岁时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参考历代医药著作800余种，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药物标本，访问名医宿儒、药农野老，搜求药物知识与民间验方，历时27年，终于编成《本草纲目》这一规模空前的药物学巨著。除此之外，尚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两书传于世，在诊断学和针灸学上有一定贡献，另有《五脏图论》与《命门考》等书，已佚。
《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完稿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由金陵（今江苏南京）历承龙刊行于世。刊行后受到国内外广泛重视，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国内先后多次刊刻，现存版本约70余种，在国外先后被译成朝、日、拉丁、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全书共收载药物1 892种，附方11 000余首，附图1 100余幅，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成就，堪称一部药物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一）对不眠及相关证的病因病机认识
《本草纲目》卷三“百病主治药”条下列有“烦躁”、“不眠”、“多眠”等证。对于不眠证的病因病机认识，时珍仍以心胆为中心，认为是心虚、胆虚兼火所致。对于不眠证的用药提出清热为主的治则，记载了用于治疗不眠的药物30种，其中除干姜和乳香性温之外，多为苦寒而兼清火之药。这种用药思想，也与其不眠多兼火邪的主张相一致。
对于不眠的重要兼证“烦躁”，时珍认为其病机的重点在于肺肾与痰火，认为“肺主烦，肾主躁。有痰，有火，有虫厥”［33］，在治疗上主张以“清镇”为主。对于“多眠”一证，李氏不同于晋唐时“胆热多睡，胆冷不眠”的主张，他主张为脾虚所致，多为脾虚兼有湿热或风热，所列主治药物也多为治疗脾湿与风热两类。
（二）丰富了不眠通用药
《本草纲目》卷三“百病主治药”“不眠”证下，载有用于治疗不眠的药物30种，极大地丰富了用药品种和数量。自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首载“诸病通用药”以来，虽然用药数量和品种代有增加，但总量却极为有限。如《本草经集注》仅载有“酸枣”和“榆叶”两种，唐《新修本草》增加了“细辛”，宋《太平圣惠方》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乳香”，因此直至宋代，有关失眠证的通治药物仅有4种，也就是说自陶氏《本草经集注》至宋代《太平圣惠方》问世的这近500年时间里，这类药物增加的数量是2种，而此后至明代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的时间跨度为600年，但李氏载列药物30种，增加了26种，并对某些药物说明了其用法，具有附方的作用。《本草纲目》所载不眠的主治药物分别为，草部4种：灯心草（夜不合眼，煎汤代茶）、半夏（阳盛阴虚，目不得瞑，同秫米，煎以千里流水，炊以苇火，饮之即得卧）、地黄（助心胆气）、麦冬（除心肺热，安魂魄）；谷菜7种：秫米、大豆（日夜不眠，以新布火炙熨目，并蒸豆枕之）、干姜（虚劳不眠，研末二钱，汤服取汗）、苦竹笋、睡菜、蕨菜、马蕲子；果木13种：乌梅、榔榆（并令人得睡）、榆荚仁（作糜羹食，令人多睡）、蕤核（熟用）、酸枣仁（胆虚烦心不得眠，炒熟为末，竹叶汤下，或加人参、茯苓、白术、甘草，煎服，或加人参、辰砂、乳香，丸服）、大枣（烦闷不眠，同葱白煎服）、木槿叶（炒煎饮服，令人得眠）、郁李仁（因悸不得眠，为末酒服）、松萝（去痰热，令人得睡）、乳香（治不眠，入心活血）、茯神、知母、牡丹皮；金石3种：生银、紫石英、朱砂；虫兽3种：蜂蜜、白鸭（煮汁）、马头骨灰（胆虚不眠，同乳香、酸枣仁，末服）。
另外他还列载了用于治疗多眠，而具促醒效果的药物31种，这类药物的品种数量也较前代有明显增多。它们分别是：木通、术、葳蕤、黄芪、人参、沙参、土茯苓、茯苓、荆沥、南烛、蕤核、花构叶、龙骨、鸤鸠、苦参、营实、甘蓝及子、龙葵、酸浆、当归、地黄、苍耳、白薇、白苣、苦苣、茶、皋卢、酸枣、枣叶、马头骨灰。
值得注意的是人参、酸枣仁与马头骨灰3种药物。在治疗不眠与多眠两类药物中都列有酸枣仁和马头骨灰，酸枣仁的炮制方法不同，提出炒用可治不眠，生用可治胆热多睡。有关生炒酸枣仁的治证问题，古已有之，据李时珍引录：“［志曰］按五代史：后唐刊石药验云：酸枣人（仁），睡多生使，不得睡炒熟。”说明在五代时已有生炒异功的说法，时珍也认为：“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证，生用疗胆热好眠”［33］。对此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作了进一步阐发，称：“生则能导虚热，故疗胆热好眠，神昏躁倦之证；熟则收敛津液，故疗胆虚不眠，烦渴虚汗之证。”［139］当然不以为然者亦有之，如《开宝本草》认为是由于药用部位的不同，致其功效各异，“陶（弘景）云醒睡，而经云疗不得眠，盖其子肉味酸，食之使不思睡，核中人（仁）服之疗不得眠，正如麻黄发汗，根节止汗也。”［140］今人对生炒酸枣仁化学成分及镇静催眠作用的研究发现，生炒酸枣仁的化学成分种类并无差异，只是某些化学成分含量有一定区别，镇静催眠的有效成分酸枣仁皂苷A在生、炒酸枣仁中含量差别不明显；炒酸枣仁煎剂中镇静催眠的另一有效成分棘苷的含量，略高于生酸枣仁煎剂［141］。也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生、炒酸枣仁均能显著延长阈剂量戊巴比妥钠小鼠的睡眠时间，但在起效时间上，生酸枣仁要快于炒酸枣仁［142］。现代研究证实生、炒酸枣仁都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生炒异用的主张或是缺乏实证，或是组方配伍不同所致，而不在生炒炮制之本身，正如清代张秉成《本草便读》所云：“（酸枣仁生炒异用）亦习俗相沿，究竟不眠好眠，各有成病之由，非一物枣仁可以统治也。”［143］张氏认为方剂的功效要由组方配伍药物决定，而不由单味药所主，这一观点较为允正，因为许多药物本身就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如时珍在治多眠中所列的马头骨灰与人参即属此类。
马头骨灰既见于治疗不眠类又见于治疗多眠类，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曰：“（马）头骨，微寒，主喜眠，令人不睡”［43］，元代吴瑞《日用本草》云：“马头，微寒，主好睡。骨，令人不睡”［144］，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亦载：“（马头骨）作枕令人少睡”［41］，但历代本草均未见有其治疗不眠的记载，而《本草纲目》以其治疗胆虚不眠，同乳香、酸枣仁研末服用，当与其配伍药物有关。历代诸家本草多载人参有补气安神的功效，《本草纲目》虽然在治不眠的药物中未列人参，但在其所论药物的配伍应用中，多次提到与其伍治疗不眠，在治多眠的药物中，人参却被列入。据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人参的有效成分主要为人参皂苷，它对于神经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即小剂量时兴奋，大剂量时抑制。
（三）治疗方法的多样化
《本草纲目》虽然是一部药物学著作，但其所附医方11 000余首，所载治疗方法也极其丰富。对于不眠的治疗，除了药物的内服法之外，还应用了熨、枕等外治法和食疗法。
熨法：大豆用新布火炙熨目。
枕法：蒸大豆，用新布包枕。
饮食疗法：①榆荚仁，作糜羹食之；②灯心草，煎汤代茶饮。
（四）“脑为元神之府”的理论价值
脑作为奇恒之腑之一，早期的中医学家并未把它与精神思维活动联系在一起，在晋唐以前，中医学家对于脑的认识仍然不出《内经》所载的理论范畴。《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至风府”［6］，认为脑在颅内，为髓聚之处，其下与脊髓相通。《素问·脉要精微论》又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5］，已初步涉及头（脑）与精神活动的关系。
时至晋代，《黄庭经》出现，据传为晋代魏华存夫人所传，书中对脑作了精彩论述，提出了“泥丸百节皆有神”，“一面之神宗泥丸”［60］，他所说的“泥丸”即是指脑。但这部道家经典著作对脑的认识成就，并未被同时代医家所接受。其后隋代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指出：“头是心神所居”，“七窍者，精神之户牖”［61］，七窍多为感知器官，与精神活动相关联，七窍在头，内与脑相连，进一步明确了精神与头脑的密切联系。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也有“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集”［62］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在明以前我国古代医家已初步认识到脑与精神意识活动的密切联系。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33］的主张，成了后世医家关于脑主思维记忆功能认识的重要发端。当然，“元神”之说，仍显模糊，据宋代丹道家张伯瑞所云：“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欲神焉。元神者乃先天以来一点灵光也；欲神者，乃后天所染气禀之性也。”［63］可见，元神有别于后天之欲神，仍不能与思维记忆等同，它当为后天欲神之先，或可理解为母子之类相生关系，故名元神。明代张景岳《类经》有类似之语可证：“人之脑为髓海，是谓上丹田，太乙帝君所居，亦曰泥丸宫君，总众神者也。”［64］
正是有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理论的启示，使后世医家更为重视脑的功能，进而逐渐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心之官则思”和“五脏藏神”的理论，如清代汪昂发展了李时珍的论述，结合当时西医学说的认识，在《本草备要》中指出：“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年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65］清代王清任承其理论，在《医林改错》中论及“灵机记性在脑”［56］。至此，中医学有关脑主思维记忆的理论得以真正确立，对于包括失眠在内的精神情志类相关疾病的论治，才更为丰富。发展至今更是建立起中医的心脑病学体系，对于心脑病证的认识和治疗才更加完善，寻究其源，李时珍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理论的发端之功，功不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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