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绮石与《理虚元鉴》

汪绮石，明末人，生平未详。医术精湛，以善治虚劳见称。其学宗《素问》、《灵枢》，而兼采各家所长，尤精于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三家之说，并能融会贯通，独具卓识。如他认为：“夫东垣发脾胃一论，便为四大家之首；丹溪明滋阴一著，便为治劳症之宗；立斋究明补火，谓太阳一照，阴火自弭。斯三先生者，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时之习尚，辟岐黄之心传者。”［32］但他们又各主一偏，“若执东垣以治者，未免以燥剂补土，有拂于清肃之肺金……若执丹溪以治者，全以苦寒降火，有碍于中州之土化”［32］，执立斋补火之说，又有灼肺助郁热、郁火之虞。于是他提出诸多治疗虚劳证的独到见解，自成一家，独迈群伦。著有《理虚元鉴》上下共2卷，约成书于明代末年，清雍正三年（1725年），苏州柯怀祖购得本书，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刊行于世。

《理虚元鉴》为虚劳证治专著，书中系统论述了虚劳的成因、病机、证候辨治、立法、制方、选药及预防调护等内容，颇具独特见解，提出了诸多诊治、预防虚劳病的原则与方法。书中虽然没有专论失眠，但古代文献中“大病后不得眠”、“虚劳病后不得眠”为临床常见之证，且古代医家亦多有将失眠列于虚损或虚劳门下者，失眠也是虚劳证的重要兼证之一，因此，汪氏有关治疗虚损证的经验主张，以及他关于心肾及精气神等理论的阐发，对于虚证失眠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虚损证治理论对失眠虚证的临证意义

虚劳成因，汪氏概括为6种：即先天之因、后天之因（包括酒色、劳倦、七情、饮食等因素）、痘疹及病后之因、外感之因、境遇之因（主要在于七情所伤）、医药之因。虽然这6种因素分类不是非常规范，或互有交叉，但基本上涵盖了虚劳证的主要致病因素。

虚劳的病机，绮石认为不外乎阳虚或阴虚。阳虚日久，阳损及阴；阴虚日久，阴损及阳。指出阴虚成劳之病，统之于肺；阳虚成劳之病，统之于脾。他认为阴虚者多因精血不足，水不济火，以致阴虚火亢，相火上炎，伤其肺金；阳虚之证有夺精、夺火、夺气之不同，虽然三证可分属于脾肾，但以中气不守为最险，故曰阳虚之病，悉统之于脾。

在治疗上提出了“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32］对于虚损证的治疗，他提倡重在肺、脾、肾三脏，而其中尤其重视肺、脾二脏，称“治虚二统，统之于肺、脾而已。”［32］绮石认为虚劳之证，不外乎阴虚与阳虚，阳虚者，统之于脾，阴虚者，统之于肺。这种主张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前人治阳虚多在乎脾肾，明代始重命火，治阴虚，多重肾水，而绮石提出“专补肾水者，不如补肺以滋其源，肺为五脏之天，孰有大于天者哉？专补命火者，不如补脾以建其中，脾为百骸之母，孰有大于地者哉？”［32］

还提出治疗上的“三禁”，即：“一禁燥烈，二禁伐气，三禁苦寒是也。盖虚劳之痰，由火逆而水泛，非二陈、平胃、缩砂等所开之痰。虚劳之火，因阴虚而火动，非知、柏、芩、连、栀子等所清之火。虚劳之气，由肺薄而气窒，非青、枳、香、蔻、苏子等所豁之气。乃至饮食所禁，亦同药饵。有因胃弱而用椒、胡、茴、桂之类者，其害等于二陈；有因烦渴而啖生冷鲜果之物者，其害同于知、柏；有因气滞而好辛辣快利之品者，其害甚于青、枳。此三禁不可不知也。”这些亦为较合理的用药主张。

绮石关于虚劳病证的认识与发挥，不仅丰富了中医学虚损病证的理论，也拓展了虚证失眠的辨证治疗，因而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二）安神必益其气，益气必补其精

汪氏还非常重视心肾在虚证发病和治疗中的作用，提出虚劳初起，多由于心肾不交所致。认为心主血而藏神，肾主志而藏精。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以心肾之功能与相互关系，很好地阐释了精、气、神三者之间的关系。精、气、神，养生家谓之三宝，在中医治疗上也当以之为重，主张“于滑精、梦泄种种精病者，必本于神治；于怔忡、惊悸种种神病者，必本于气治。”［32］提出了“安神必益其气，益气必补其精”［32］的治疗法则，对于神志之病与精亏不固之证倡心肾同治。其所创养心固本丸，“方内石莲将肉桂一钱同煮一日，去肉桂，用炼蜜丸。”［32］他以石莲肉与肉桂配伍，能交通心肾于顷刻。虽然绮石仅言怔忡、惊悸而未言失眠，其曰种种神病，盖举一反三，失眠当在其中矣，其说可参。